話說有個老太太剛搬到小鎮上，住落後總覺得有點不妥——被爆格、腳痛等不一而足。街坊塘邊鶴地說：肯是被門牌號碼剋住。老太太信以為真，便向政客求助，請求他幫忙申請更改門牌號。政客回答說：「這種事，自己動手不就成嗎？現在你住13號，加個『前座』或『後座』不就好了嗎？」老太太一臉認真地說：「試過了！幾星期前我偷偷的在門牌後加上『前坐』兩個字，倒楣依舊。這種事自己不成的，是要正正式式的交給『上面』幹！」

所謂「上面」的精要，就涉及「符號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老太太知道政客知道街坊都不足夠，老太太若是要轉運，端視乎「上面」是否已經知道，哪管所謂的「上面」是指稅局還是上帝。

同一道理的反面，難道不正正就是有關「世代」、「80後」的爭議嗎？反高鐵運動，一般都認為在一月十六日立法會通過撥款方案後已燦爛歸平淡。由反高鐵運動引申出的「80後」、「世代論」等的討論，亦彷彿完結了其「歷史任務」——亦即，當政府及媒體論者都爭相要替整場運動找個說法時，「80後」、「世代等」等標籤，儘管言人人殊，卻能適逢其會地在輿論及常識及偏見中，權充著謎一般的主謀。熱潮過了卻不代表問題已經解決，又或者，正是熱潮之後，才是檢視之時。

立法局小史，或歷久常新的衝激

今年2月底，筆者在布魯塞爾遇見來自希臘的兩個左翼黨派的 活動份子，一個屬於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Coalition of the Radical Left）。另外一個隸屬希臘共產國際主義社（The 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ts of Greece）。（圖片來自Syriza網頁 ）

（攝影：廖偉棠）

走在銅鑼灣購物區，你會看見一道不斷上演的城市景觀，跟「自由行」的消費店如影隨形。她們(是的，以女性為多)弓着腰，有的幾近成九十度角，身後是大堆從零售店外收集回來的包裝紙盒，從加洲提子、台灣果凍、韓國皮鞋、昆明鮮花到日本奶粉。就在時代廣場側，是通往海底隧道的高架，俗稱「鵝頸橋」。橋的另一邊，是一個由不到十層高的樓房組成的露天菜市場，市場的後巷，有幾所「環保」回收店。這些穿插在名店、菲傭、房車與自由行中間的拾荒者(俗稱「執紙皮」)，有的只以拾取回來的膠帶即時織成可以拖拉紙皮的工具，好一點的，用自備的手推車，把紙皮疊的比自己的身軀還要高。靠着一人之力與運氣，一天大概能賺得不到一百塊錢。近年來港「掃貨」的自由行，流行拖着行李箱購物─都是推着車的女人，前者的進步，帶來的是後者更形艱苦的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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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都市野人」的雜亂而統一

李喆順(左二)、尹惠蓮（左三）、朴勝姫（左四）、作者朴敏那(左五)

韓國女工——無畏的先行者

零五年香港的世貿會議，讓很多人認識了在韓劇以外的另一個韓國、另一批韓國人。無論是三跪一叩的莊嚴、隊伍行進的紀律、還是納喊發言的熱情，都在在讓人見識到韓國社會運動的戰鬥性、團結性與力量。

卻很少人知道，韓國女工一路以來的奮鬥與抗爭，正是今日韓國公民社會與民主運動的重要基石。韓國在六十至八十年代間，是軍人當政時期。六一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推翻韓國第二共和，並大力打壓早前發展出來的民間團體與活動。在這段時期，韓國的女性工人（當中亦有有志連合工人抗爭、畢業後投身工廠的大學生），就成了一支重要的民間鬥爭力量。

自六、七十年代開始，韓國的勞動女性，縱使面對嚴苛的新勞動法規、由政府操控的黃色工會（韓國勞總）、當局對罷工的禁止，更無論個別女工面對的生活壓力、老闆打壓（如聯合以黑名單對付「不聽話」的女工）、廠房內的男權專制文化，仍不屈不撓、堅持鬥爭。她們由最初零聲的個別廠房鬥爭，到慢慢組織起來、成為獨立工會的核心力量，既啟發韓國八十年代另一波工運（男性為主的重工業工運）的發展，亦與進步教會、學生團體、民主反對力量連結，最終為韓國勞動者生活水平的改善、民主的建設與公民社會的發展，以無畏的先行者身份，立下了歷史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