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道」，是公民黨在這次選舉拋出來的理念。作為具分析性的政治理念，當然有失粗疏，但政治不是請客食飯，「公道」作為一個具政治動員的理念，有其效用及進步性，起碼不再只是公民黨一直標榜的程序理性，也涉及分配、空間及文化等公義問題。
公民黨拍出來的＜公道＞一片，算是近日選舉宣傳最好的作品。之前公民黨抄襲新加坡政府的Hip Hop只能說成功製造了眾議員活潑鬼馬的一面（可惜Rap的部份做得不好，唱與編排失色，頻頻甩beat），與香港現實還沒有建立象徵關係。但＜公道＞則嘗試結合香港處境，頗具挑戰性。
有些光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照片的成像是基於「暗室」(camera obscura)原理：在一所黑暗的密室的牆裡開個小孔，外面光線由小孔進入後會在對面的壁上造成一個上下左右倒轉的投影。這個自然現象，二千多年之前就有人紀錄下來。神遊古代，那時的人必定是感到十分驚訝錯愕：屋子外的事物動靜，赫然在屋內歷歷在目！可是，自從發明了窗子和人造光源之後，暗室影像就如同阿蘭特斯的古文明般，湮沒得下落不明了。
原始效果變為另類圖像
一八三九年攝影術問世，雖然引起了極大的哄動，卻並不包括喚起人們對於暗室影像的記憶。後來攝影愈來愈普及，大家也對照片的產生方法愈發變得無知。所以，當上世紀末美國攝影師亞比˙莫洛伊(Abe Morell)開始以暗室影像作為他的一系列作品的主題的時候，觀眾的反應都顯得無比熱烈。「啊呀啊呀！真厲害喲！」如果用心一想，莫洛伊只不過是帶我們拐了個圈圈，回到幾千年前古人的經驗去而已。
事實上，不管照相機體積是大是小，甚至是流動電話附設的照相裝備，它的基本設計都不能離開暗室原理。當然，現在的照相機都加上了鏡片，利用光線折射的效果，令影像變得更為清晰明亮。有趣的是，因為通過鏡片拍攝的照片大為流行，原始稍為朦朧的暗室影像卻反而令人感到陌生，變成了被視作另類圖像的針孔照片。
如在夢境的世界
「中港視野」
幾個麻甩佬站在羅湖海關搞邊科？
也許民主黨被建制派批評為「逢中必反」，所以，宣傳片上刻意強調中港視野，幾名重要候選人站在深圳幾個地標前，大喊We are ready（北京奧運的口號），究竟香港觀眾是否受落？還是觀眾不是香港人？民主黨本來有自己的中港視野（他們的源頭之一本來就是香港人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可是，他們似乎傾向拾對手的牙慧，多於開發自己的中港視野。
活力
民主黨的宣傳片題目為《闖出新世代》，他們似乎想強調這個老牌民主派政黨具有新活力。所以，主題曲的節奏傾向明快，可是，畫面及內容卻與這種節奏明快配搭不起來。
由於宣傳片仍以多位候選人作為主角，而候選人的年齡又多是中年以上，除了鄺俊宇的招牌街舞外，其他候選人的動作及節奏很難配合。例如，開首不久時，何俊仁、李永達及張賢登玩跳大繩，動作生硬，音樂節奏及跳大繩與他們難以配合，尤其以張賢登在旁拍掌（00:49），更令人覺得兀突，予人扮細路的感覺。其實，不必如此，民主黨以及其短片導演對活力理解大狹隘了，多看經典的青春片，應該有幫助。
話難又難，話易又易。洞爺七犬赴日採訪及報導G8，既不願意只向日本防暴的盾牌飛撲，對著光怪陸離的社會運動及歷史軌跡又難以進入，加上日本社會高度發展，語言又不通，洞爺七犬徹底感受到做一個有作為卻不離地的民間記者的限制及難處。反過來說，獨立媒體既欲關注主流媒因為諸種理由不予關注的議題，亦想介入主流政治論述，提供進步的觀點；兩大理想卻在本年在日本北海道舉行的八國峰會中二合為一，札幌反G8報導應可為本土獨立媒體運動引入嶄新經驗。
其他獨立媒體行動者在做甚麼？獨立媒體的工作與日本本土社會有關連嗎？所見所聞所學，帶得回香港嗎？以上的問題一直像幽靈般在洞爺七犬頭頂回盪着。
(本文寫於《文化現場》第二期出版之後，刪節版曾載於《新京報》(北京) 2008年7月12日，此為未經刪節的長版。讀過《文化現場》第三期之後，對文中所述觀點的想法，大致不變。)
《文化現場》是香港新近創刊的一本文化雜誌，以月刊形式出版，今年六月初已發刊至第二期。雜誌名稱點出了關於「文化」的一種解讀：既為「現場」，也就是說需要「事件」發生，才算是文化所在。至於是怎麼樣的事件，就正如問「什麼是文化？」一樣，可謂人言言殊。英國著名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經說過：「文化是生活的全部」，但在香港這個生活豐富多姿、卻總被人視作文化荒漠的地方裡，威廉斯的說法卻充滿弔詭，也恍若嘲諷。「文化」之於香港，就像一個飄泊不定的浮標，在人們人的精神結構飄浮著，看似不能或缺，卻無法固定下來。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清晨，日本關西神戶市發生七點二級大地震，超過六千人死亡。城西的長田區，二戰時沒受美軍空襲，因此留有很多戰前木建築。這些老房子在地震後的大火中幾乎毀盡，數以百計老人被燒死。另外，老區也因為租金低廉，一直是留日韓國人、越南難民、菲律賓和南美等地新移民的聚居地，由於語言障礙及種族歧視，他們與日本人關係疏離。地震後，許多救災資訊只以日語發放，少數族裔陷入更大的窘境。
十三年後走進長田區，沒有一點頽垣敗瓦的痕迹，街道和房屋井井有條、煥然一新，不過比硬件的重建更珍貴的，是災後人際關係的再造，以及貧富兼顧的社區規劃原則。促成這些發展的，全靠一個社區電台和一個町造﹝即社區建設﹞協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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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香港到日本前看了一篇文章，提到上世紀在共產國家生活的人都活在監控的恐懼/幻想下：就算自己已是非常「聽話」，也會假設中央已經為自己開了檔案。這個檔案在出其不意的時候便會成為罪證，帶來麻煩。
在包括香港的所謂自由的國度裏，「對人民的監控」經常是用來指摘敵國的論點，那不單是五十步笑百步──檔案和黑名單這回事，到處都有，像我這樣的無名小卒也被列入日本政府的「名單」。無論是民主還是專制地區，以保安之名的監控網絡在新科技的支援下早已全球化，並愈織愈密，電影《未來報告》的城市監控場面，幾年前已於美國出現，再被移植到北京以至毗鄰香港的深圳。出入內地的香港市民，或許早已跌入監控網內而不自知。
對監控網絡發展趨勢的認識，是反省和批判的開始。由遠至近，先談北京。
文﹕李維怡（紀錄片工作者、文字工作者）
這陣子朋友做了一道算術題，屈指一算，從2006年底到今日，因請願遊行而被拘捕的人數，竟達七十多人，可謂破盡以往的紀錄。被捕人士的身份可謂包羅萬有：工人、公屋居民、文職人員、基層運動組織者、社工、大學老師、中學老師、文化藝術工作者、中學生、大學生、議員……當中，還包括了因旁觀而無端被警察拘捕的市民，以及民間記者。
我們不能不想到2003年引起香港市民五十萬人大遊行的廿三條立法事件。當年因為市民的憤怒和積極反對，而推翻立法。可惜，道高一呎，魔高一丈，政府的壓縮反對聲音的管治技術，真是一日千里，到了一個嚇人的地步。然而，一種統治技術的成功必須有整個社會氣氛的支持和承載，而整個香港社會對這些統治技術的接受程度之高，亦著實令我有說不出的難過。這裡有限的空間，只能草草幾筆，姑且講幾個我所知道的故事，大家感受一下吧。
當身體成為政治施壓的目標
這是我們最不想見到的事情，可惜已經開始發生了......
香港立法會最近通過《種族歧視條例草案》﹐本來立法禁止種族歧視是好事﹐世界大多數先進國家也有相關法例。可是其中有關語言歧視的條文甚具爭議性﹐從報章上說該法例規定﹐各公私營機構要為少數族裔提供翻譯服務﹐否則便是語言歧視即屬違法。政府原先為安撫商界的不安﹐提出豁免語言歧視修訂條文。豈料竟然被立法會否決修訂﹐引起報章評論和各界的反彈。
其實政府提出的豁免語言歧視修訂條文﹐只不過是做場戲安撫商界的不安。若果細心閱讀種族歧視法例﹐就會發現法案根本不可能引起商界擔心的問題。法例只規定公私營機構要提供翻譯服務﹐但沒有規定翻譯服務必需是免費。其實各機構只需要設有應對少數種裔顧客的機制﹐如提供外判翻譯服務的連絡資料﹐就已經合乎法例的規定。
法案中對種族歧視的定義中﹐第三至五點中清楚例明﹐若果拒絕服務少數種裔的理由﹐是因為會引至成本上漲或影響作業流程﹐是可以豁免在種族歧視的定義之外。所有商界擔心要提供無理翻譯的情況﹐根本不足以構成種族歧視。當然這幾項並非自動豁免﹐需要經過法庭按個別情況作出判決。若果公私營機構真的被告上法庭﹐以他們的財力聘請資深大狀打官司﹐運用這幾項豁免條文免責不是難事。只要頭幾宗官司勝訴建立先例﹐要求供翻譯服務的語文歧視就形同虛設。政府提出修訂條文﹐只是把法案豁免得清楚明白﹐以免日後打官司浪費無謂的金錢罷了。
提起都市重建，總有兩種對立觀點。市建局總認為香港人（包括他們自己）滿身銅臭，所有爭議都是錢作怪，反對重建計劃的人都是想要一個好價錢。反對重建的人近年則多以「保育」為理據反對，拒絕談錢，前陣子的利東街居民是為一經典例子。
七月十五日，應中西區關注組羅雅寧小姐（下簡稱Katty）的邀請，前往士丹頓街64號參觀，它是一幢位處市建H19項目內剛修復過的唐樓。她說，市建局正在收購項目範圍的物業，它向媒體宣傳，收購價是歷來最高，達9986元一呎。但是，坊間傳聞收購並不順利，只及百分之十，而聽街坊說，多個地產財團已到該區「落釘」。在這種情況下，去年十二月周立明小姐花了三千萬買下及修葺士丹頓街64號，更顯得不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