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維怡（紀錄片工作者、文字工作者）
這陣子朋友做了一道算術題，屈指一算，從2006年底到今日，因請願遊行而被拘捕的人數，竟達七十多人，可謂破盡以往的紀錄。被捕人士的身份可謂包羅萬有：工人、公屋居民、文職人員、基層運動組織者、社工、大學老師、中學老師、文化藝術工作者、中學生、大學生、議員……當中，還包括了因旁觀而無端被警察拘捕的市民，以及民間記者。
我們不能不想到2003年引起香港市民五十萬人大遊行的廿三條立法事件。當年因為市民的憤怒和積極反對，而推翻立法。可惜，道高一呎，魔高一丈，政府的壓縮反對聲音的管治技術，真是一日千里，到了一個嚇人的地步。然而，一種統治技術的成功必須有整個社會氣氛的支持和承載，而整個香港社會對這些統治技術的接受程度之高，亦著實令我有說不出的難過。這裡有限的空間，只能草草幾筆，姑且講幾個我所知道的故事，大家感受一下吧。
當身體成為政治施壓的目標
這是我們最不想見到的事情，可惜已經開始發生了......
去年十月，十多名青年人，因利東街的街坊多年爭取民主規劃社區的努力而感動，他們在利東街即將被清拆時站出來請願，要求發展局局長面見街坊商討問題。結果，被警方清場，拘捕十五人，全部控以「阻街」和「阻差辦公」，並徹夜拘留，不准保釋。（同日有許多更嚴重的刑事罪行案件，被捕人卻獲保釋。）
進入警署之後，有人被無理要求脫光衣服搜身。其中一名嶺南大學女生，更被強逼彎下腰，抬起臀部以供查看；而另一名女性社工在被脫衣搜查期間，竟有男警在場；另一名港大男生則在被命令脫光後，被迫用手撥弄下體，讓警員「更清楚」地觀看......該名社工朋友後來對我說：「唔，還要堅持的人，便要有心理準備去受苦了。」女同學則嘆：「一生都不會忘記這個姿勢。」
此事投訴到立法會，議員認為警察濫權，要求警務署修改警察通例。
於是上星期二，即7月8日，警務署應要求提出的新通例，公然將一些有違情理的濫權行為，以不合理的邏輯加以條文化和正規化，更在此之外，加上了其他嚇人的規條。（略舉一例：據警方的《程度手冊》第49-04條第11 段，女性如被警察判斷為「精神失常」或「有自殺傾向」，則在搜身後不會獲發還內衣褲，亦無寫明警方是否需要即時給她衣服替換。）其實，警務署這種回應「濫權」的方法也很有趣，這不就等於說：我們無「濫權」，因為你們認為是「濫權」的「可恥」行為，本來就是我們可以做的行為！
「藐視」和「囂張」是什麼意思呢？恐怕在此次事件中，警方對公民社會的態度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不過，警方這次的表現也說明了，這兩年警方對請願人士之兇狠程度大增，並非個別警員情緒突變，而實是整個管治模式和策略的改變。隨著親政府陣營在選舉中大獲全勝，恐怕這種情況只會變本更厲。
雙重執法：支持政府的人可以犯法？
洶湧的紅衣包圍之下不同顏色衣服的人，有如一點點在血紅汪洋中的孤島－－奧運聖火在香港傳遞時的景像，還記得嗎？
當日一名港大女生出示反對標語時，遭受四方辱罵，警察不單無保護她令她可以安全地行使憲法賦予的示威權利，更用暴力強行收去她的標語及將她帶回警署。又有一些在沙田出發的市民，在沙田就已經被警察截查，在他們什麼都沒有做過的情況下，就要收去他們的標語。
同日，在場的朋友見到，支聯會的示威者在尖沙咀被紅衣軍用雨傘打，又有紅衣軍在背後打了請願人士一拳，在場的警察呢？不處理，只是淡然揮手叫打人者離去。
之後？
之後，民間團體如常有記者招待會公告各種當日的警權問題，而這種新聞也如常地為一個小小的奧運花邊消息。
建立「親政權公民社會」
去年區議會選舉後，與一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吃飯，他搖頭嘆氣，指連他如此低調都被某些人士接近，邀請他加入親政府陣營，可保平步青雲之類。朋友沒有答應，但也數了一些民間團體、學界文化界的朋友，指出這些朋友也曾被「接近」過。雖然朋友們都已拒絕了，但重點其實是：這些朋友在言論上都是不接近甚至反政府的，連這樣的人都去招攬，樂觀的人會覺得政府開明了，沒有那麼樂觀的人如我，心裡著實大吃一驚：這不是當年殖民政府的收編技術嗎？
比起親政府派陣營，真正容納無權勢者和異見聲音的公民社會，資源實在薄弱許多。公民社會所包含的組織如勞工、婦女、綠色、論政、文化藝術、民生等等團體，近年數量大增，大多是親政府派陣營所衍生的「獨立團體」。親政府陣營還「進化」到間中會出來遊行示威，有別於以前親政府陣營的刻板形象。不過當然，這些遊行示威，都是非常溫馴的，最後還是會服從於最高權力的指引，更會在指引下，為某些政策歡呼拍掌。
這種「親政權公民社會」的政治力量，已經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中表露無遺，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連悲傷的自由也不要
四川地震，天開地裂，目睹生離死別的慘況，任何有基本同情心的人，都會感到痛心，希望可以幫幫忙。這與受難者是否中國人，是沒有必然關係的。
然而，經過媒體奇觀煽情的報導、明星們向中央大獻殷勤、中央領導人不斷特別稱讚香港同胞，加上奧運將至，那種集體的傷感已經快速地從「對別人的基本同情心」，變成了「為中國加油」、「爭口氣」的奧運宣傳。某電視台更利用女星災區數天遊後的經歷和訪問，來幫電視劇賣廣告。對這種狀況不滿的人，在網上的論壇中，則立遭扣上「不愛國」，甚至「親美」的帽子－－這種情況，對於那些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中國生活過的人，應該是非常熟悉的吧。
其實，每年香港人和外資在大陸境內設置的血汗工廠內，不見手不見腳、生去生命、失去尊嚴的，大有人在，其數目與地震傷亡，可是驚人地不相上下。根據2004年一個律師行的調查，單在珠江三角洲就每年有八至十萬工人因工致殘（中國還聲稱要做「世界工廠」呢）！其實，這些很明顯是人禍而非天災，為何新聞媒體和領導人，對這些底層人民無止盡的苦難，又不如對四川地震的災民一般熱心？我曾嘗不只一次在街上見過關注中國勞工和人權的團體擺設街站，呼籲市民關注，但大家都認為行街睇戲食飯更重要啊！
這令人不禁要問，在沒有領導人鼓勵和媒體炒作的情況下，香港社會是否就對這些苦難視而不見，失去同情的能力？
悲傷，是一種珍貴的情感。
懂得為別人受的苦而悲傷，是同情心和公義的基礎之一。集體失去對悲傷的自主能力，多麼可怕啊！
上一個世紀的遺產：平庸的惡
最後，我不打算作結，寧願提供一個看似遙遠的參考點。
面對二戰時期的法西斯戰爭與種族滅絕罪行，流亡海外的德藉猶太矞哲學家漢娜．鄂蘭，有她獨到的見解。對於她本民族的受害，她不是訴諸「爭口氣」的受害者心態，而是將眼光放到整個社會結構和基本人文關懷的價值層面上。戰後她去聽了一個納粹戰犯的審訊，驚訝地發現，那個「殺人狂魔」只是個連話也說不清的平庸小人物。他的領導人為他提供了諸如「疏散」、「清洗」這種自我隔離於罪惡的術語，讓他慢慢認同：「清洗」猶太人只是他「打份工」的內容。同時，他無能於解釋自己的「信念」，坦承只會說官方語言。鄂蘭認為這種輕易接受由上而下的觀念的狀態，源於缺乏公共生活，而這種缺乏又源於資本主義所建構的消費生活模式。消費社會極為強調個人福祉，但這種生活又暗藏了大量的「孤獨」和對於「歸屬感」及「生活意義」的極度渴求，因此亦最容易陷入對魅力領袖的膜拜之中。在論及納粹德國的人民時，鄂蘭對全世界發出了警告：「群眾…能犯下更大的罪行，只要這些罪行組織有序，又擺出一副例行公事的樣子。」
註：《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是德國猶太矞學者班雅明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所書寫的兩篇文章之結集名稱－－那就正是法西斯主義在德國開始高揚的年代。
(原載於明報世紀版,2008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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