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清晨，日本關西神戶市發生七點二級大地震，超過六千人死亡。城西的長田區，二戰時沒受美軍空襲，因此留有很多戰前木建築。這些老房子在地震後的大火中幾乎毀盡，數以百計老人被燒死。另外，老區也因為租金低廉，一直是留日韓國人、越南難民、菲律賓和南美等地新移民的聚居地，由於語言障礙及種族歧視，他們與日本人關係疏離。地震後，許多救災資訊只以日語發放，少數族裔陷入更大的窘境。
十三年後走進長田區，沒有一點頽垣敗瓦的痕迹，街道和房屋井井有條、煥然一新，不過比硬件的重建更珍貴的，是災後人際關係的再造，以及貧富兼顧的社區規劃原則。促成這些發展的，全靠一個社區電台和一個町造﹝即社區建設﹞協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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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右一為FMyy社區電台負責人日比野純一先生，中間為野田北部町造協議會事務局長河合節二先生。
十三年前的神戶大地震，和今年的四川地震一樣，激起了民間社會的爆發，成千上萬的志願者趕到災區。當年在東京一間報館任職的日比野純一先生，在地震發生前四天剛巧辭去了工作。地震後，他從新聞看到神戶長田區受災嚴重，知道越南人因為語言不通，根本不知道哪裏可以得到幫助，難以自救。「我馬上到圖書館翻查資料，這才了解到越南人在神戶的處境。於是馬上趕到長田區救人，並在那邊的災民中心住下來。」
在長田區，外國人佔人口的百分之十：殖民時期被帶到日本的韓國人及其後裔約一萬人、八十年代來到的越南人有約八百﹝主要在鞋廠工作﹞，還有來自中國、菲律賓和拉丁美洲的。「地震前，每個族群互不理睬，主流日本人，尤其是老人家有很重的歧視心態。」地震後，長田區的日本人迫於無奈要和外國人一同生活在災民中心，再加上同樣淪為災民的山口組黑幫，尤如困獸鬥，打架爭吵不時發生。
訪問前，我想當然地以為是志願者引導災民走向種族融合，實情是災民在經過一個月困獸鬥後，慢慢互相認識，自己體會到融合的需要。「一個月後，災民中心收到的物資漸多，生活稍稍安頓，不同種族的災民開始互相認識，語言不通，就以食物和音樂做中介。當時災民開始開派對，越南人煮愈南菜、日本人煮日本麵，很多日本老人家是第一次吃到越南菜。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過去日本人不會去問越南人的名字，只會喊『這個/那個越南人』，但在災民中心生活久了，慢慢成了朋友。有日本人開始學越南話，越南人也邀請日本人進屋裏坐。不同種族的災民其實都想和諧共處，卻不知道怎樣突破障礙。」
最先動起來的是韓國人，他們在兩星期後開始在長田區設立社區電台FM Yabuseyo，以韓語及日語廣播救災消息並提供娛樂，因為他們知道，在災區，正確的資訊非常重要。韓國人的需要源自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的慘痛記憶。那次地震和神戶地震一樣，在城市中引發大火，導致死傷無數，當時有謠言指是韓國人縱火並落毒，東京都部分日本人信以為真，在街上屠殺了六千名韓國人，一些日語講得不純正的中國人和沖繩人亦同樣遇害。
接着，越南人社群在日本志願者的協助下，也成立了社區電台FM Yaumen，廣播的語言有法語、西班牙語、菲律賓語和英語。兩個非法廣播的電台很快就合二為一，名為FMyy﹝http://www.tcc117.org/fmyy/index.php﹞，現在每星期七日，每日廣播十小時，廣播語言亦擴展至十種，包括日本南部群島的方言。雖然電台的接受範圍只有半徑十公里，但FMyy對日本社區電台的發展影響深遠，政府也按特例向他們發牌照。
日比野先生說，Fmyy不單是一個社區電台，而是社區營造的一部分，居民不單止聽，也會參加社區中心的活動。他畫了一張圓圈來形容不同社群的互動，日本人社區←→社區組織←→少數族裔←→日本人社區，社區電台則是在這些關係中無處不在的大氣電波。「我們相信，多元文化是發展社區的動力。當然，我們的目標不單是在一個社區，而是要在日本建立多元文化的社會﹝有別於目前單一文化社會﹞，不明白日語的人也在可以安穩地在社區生活。」近年，FMyy開始擴展工作，設立翻譯政府公文的服務，並爭取神戶市政府制訂兼容多元文化的政策。
fmyy錄音室。
fmyy之前製作的多語災難應變手冊。
再談下去，FMyy的社區電台理念就愈發清晰。社區電台的祖宗是六十年前在波利維亞礦場工作的原住民。他們借電台廣播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日比野先生說：「在墨西哥，五百年前有二百多種語言，經過西班牙殖民統治及目前的單一文化政策，只剩下六十。直到今日，墨西哥政府仍然透過主流教育來排擠原住民的語言和文化。社區電台就是反抗的工具。」因此，社區電台是要確保另類聲音/語言不被消滅，而要保住另類聲音，就是要保住改造社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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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FMyy電台在社區內緊密合作的，還有長田區野田北部地區町造﹝Machizukuri，可譯作「社區建設」﹞協議會。社區電台營造尊重多元文化的氣氛，町造協議會則讓居民自己動手，營造更宜居的生活空間，兩者雙輔兩承。
河合節二先生在野田北部地區出生，今年四十七歲。在地震發生前兩年，他就與一些街坊聯合，成立野田北部地區町造協議會。若以香港的體制來比較，町造協議會是在街坊福利會和區議會之間的組織，是一個法定註冊機構，透過民眾直接參與的方法，解決社區裏的規劃及環境問題。協議會管理的範圍大約十三公頃，人口約二千人。簡單說，町造協議會就區內的發展項目取得居民共識，然後向市政府要求撥款執行，反過來，當市政府要主動地在區內進行建設，也要先透過協議會取得居民支持。
野田北部町造協議會成立後第一個項目，是把區內一塊業權不明的荒地開闢成公園﹝大國公園﹞，並且擴闊通向公園的行人/單車徑。商議、處理業權、游說政治資助至興建，差不多花了兩年，工程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完成。一個月後，地震發生，大國公園成為區內重要的避難所，而那條擴闊了的馬路，亦稍稍擋住了地震後的大火。
大國公園。
野田北部町造協議會第一項工程，包括擴闊通往大國公園的行人路。
大國公園內設立的紀念碑，有當年野田北部的災情。
地震令町造協議會的角色變得非常重要。「一開始時，町造協議會主要是幫助居民生存下來。我們邀請了天主教會神父和醫院院長加入了協議會。協議會認為，這區的﹝不同種族的﹞居民愈來愈互不相識，地震後，誰死了誰活着都沒人管。這是社區最大的問題。因此，協議會定下原則，要為所有種族的居民服務。協議會支持實踐多元文化的FMyy社區電台。慢慢發展下來，多元文化就成了這裏的特色。譬如協議會決定，區內的路牌和標記都要附有多種文字。」
協議會另一項教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是化解業主和原租戶在重建時可能出現的矛盾。「在神戶，很多社區都發生業主和租戶之間的矛盾。野田北部地區做得很好，不管是業主還是租戶，我們認為，住在這區域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們也不希望有人因為重建而被迫遷，反而希望舊的街坊和年輕人能夠搬回來。」
這些想法，於香港肯定被嘲為妙想天開，在野田北部卻成功落實。之前提到，地震前的野田北部很多木舊房，吸引了不少基層居民租住，如果由得業主在地震後自行重建，租金肯定會上升，很多居民可能要搬走。於是，協議會聯同市政府和業主商討，最終達成共識：業主將地皮租給政府二十年，由政府興建樓層較多的低租金住房給原租戶，並由政府管理。這樣，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雖然也變相放棄了炒賣的機會﹞，租戶也能繼續留在社區。此外，協議會為了擴闊社區內的馬路闊道，令救護車能通過，與區內業主達成協議，要求新建房子一律往後退五十厘米，以換取政府稍稍放寬發展的高度限制。
很難想像一個小小的町造協議會﹝只有二千居民！﹞，居然能發揮比香港一個人口幾十萬的區議會更大的力量，能夠推動尊重居民生活權利的規劃方案，儘管方案可能限制了土地的價值。我問河合先生，為何可以這樣？
他說：「我在野田北部出生，在天主教會辦的幼稚園讀書，那間幼稚園在地震中毀了。我在野田北部經歷了地震，在廢墟中挖出很多每天跟我講早晨的老太太的屍體。見到社區幾乎夷為平地，我很想在我有生之年，看看這個社區會重建成什麼模樣。﹝什麼是理想的社區呢？﹞在地震後一次協議會會議上，我跟其他成員說了自己的願望。我希望社區能回復平靜，居民可以三代同堂一起生活。經過十年的努力，現在不單止有三代同堂，連四代同堂也見到了。現在我關注的是如何延續下去。」他一句也沒有提過錢，無論貧富、無論種族，總之都能安穩生活，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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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酒吧。
我們在長田區參觀那天，碰巧一名由德國來的實習生搞告別派對。在社區中心的草地上，有韓國人、有越南人、有秘魯人、有香港人、有日本人、有中國人、也有來自歐美的，韓國居民替大家煮了很美味的牛什煲。河合節二先生站在大國公園，向我們介紹周圍每一家店每一戶人如何捱過地震。八十年歷史的和果子店繼續日復日地營業，小孩在公園裏燃點七色煙花。這些景象令人貼心地體會到何謂「社區營造」，什麼是美好的生活，什麼是共同信仰的價值，什麼是開放和包容，都是透過十幾年來不斷經營和協商來確認。
在大國公園旁邊，豎立了《野田北部 美化城市宣言》，千錘百鍊出來的三點共識是：
○我們肯定會收拾好狗和貓的糞便！！
○我們決不會亂停自行車，違法停車！！
○我們決不會把垃圾和烟頭到處亂扔！！
大家一起來努力吧！！拜託了！
平成16年6月17日
日本有時的確誇張得有點超現實，你說香港怎樣學得來呢？
原刊零八年七月二十日星期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