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位於粉嶺北一帶石湖新村內一片由新世界擁有廿萬呎的草木林，近日遭到神秘侵襲，一星期間迅速遭到挖土機摌光，並有填泥及發展的跡象，至今沒有人承認責任。村內消息指這裡要建造一個龐大的停車場，甚至要將村內唯一通往公路、也是唯一公共的場所---信箱---都將給拆掉，來讓路給車輛進入停泊使用。原本劃為新市鎮規劃下的綠化地帶的石湖新村，規劃意向說得清清楚楚，就是用以「局限城市發展的入侵」(S/FSS/14, 33)，但它似乎正與大浪西、赤徑、咸田等新界鄉郊私人農地步向同一種命運——在沒有城規會「發展審批大綱圖」(DPA)的約束下，這些原本在城市裡辦演著某種角色 (綠化、景觀、郊遊、集水、吸水、降溫、放牧)的土地，將永久喪失原有功能。本來作為聚集瑩火蟲及村內羊群的棲息地的這片綠帶，繼續被置於可以肆意開發的險境，村民憂心填泥令整片低窪村落水浸，政府繼續如常運作。
作者乃左翼21成員
經過長逾41小時的辯論，立法會正式在2010年7月17日通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但是最低工資水平尚未公佈，立法會復會後將通過或否決政府的建議水平，預料屆時社會各界必定繼續爭論。在水平公佈前，左翼21會推出一系列文章，探討條例通過後，對不同群體的影響。本文會就辯論期間的幾項修訂，就議員發言的內容，描繪各黨派取態的圖像。
(一) 留宿家務工(外傭)納入最低工資保障之修訂案
這是職工盟李卓人提出的修訂案。他建議以「轉換乘數」的方式，來解決外傭免費食宿、機票、保險、醫療等非現金權益難以量化的問題，從而將外傭納入保障範圍，避免法例出現種族歧視爭議。可惜，大多數議員質疑建議在技術操作上不可行，其中民主黨、公民黨及工聯會便因此投下棄權票。自由黨、民建聯明確指出若包括外傭在內，會使他們的工資上升，憂慮僱主未必能負擔下去而解僱他們，又認為現時外傭最低工資規定已足夠保障，所以反對修訂。
原刊於《明報》，2010年8月30日
菲律賓的貪腐政治和惡劣治安，舉世聞名。該國選舉期間經常發生的暴力事件，如果傷亡不多於三數人，媒體都已經懶得報道。去年年底一個南部省長候選人的親友在記者陪同下，一行幾十人乘多部汽車從老家出發到省會登記參選，結果車隊中途被100 名相信來自競選對手家族的武裝人員綁架。最後候選人的妻妹與同行記者50 多人被屠殺，棄屍荒野，有的更被強暴、斬首、肢解。
通過這些恐怖案例，我們不難想像籠罩當地社會的戾氣有多大。想深一層，如果菲國的政治清明一點，人命得到多一點保障，經濟還會那麼糟嗎？那麼多教育程度不低的年輕人，還要離鄉背井跑到別國當家傭嗎？那麼多媽媽還需要將自己孩子享受不到的照料轉讓給我們嗎？菲國政治社會危機的受害者，其實每天都在我們眼前，早已成為香港社會的一分子。
菲國亂局始於小圈子假民主選舉
港人無辜遇害，令我們切身體會菲國管治失效的可怕。可惜的是，在新舊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下，我們最初的悲憤，並沒有多少轉化成更普遍的人道關懷和理性思考，反而異變成更狹隘的、人民對人民的民粹怒火或冷嘲熱諷。有人說要辭退菲庸、有人主張以經濟制裁懲罰菲國。有藝人更說「既然有外國人做人質，必須以人質安全為首要」，那是不是說如果人質是本地人，便不用以人質安全為首要呢？
星期三晚，政府包機在機場降落後，受驚過度的母親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到了政府安排的車上等候，我一人站在眾多死者家屬之中，靜靜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風笛奏着《Amazing Grace》，很莊嚴，也很淒涼。我看着棺木上的白布貼着一個個的團友名字，淚水如注。誰會想到這個旅行團回到香港時會是這個樣子？
我淚眼看着傅太帶着她的一對子女到她丈夫遺體棺前告別。她只有四歲的小女兒在飛機上不時嬌滴滴的問母親：媽媽，為什麼爸爸回香港但是不回家？媽媽，為什麼我閉上眼睛會看到爸爸？一句句稚子無知的問題，聽得人心絞痛，可敬的是傅太仍堅強得很，仍以逗小孩的聲音平和地對女兒說爸爸已上天國，着女兒和爸爸說再見，過了一會，才傳來她痛哭的聲音。還有汪小妹的呆滯眼神，如所有情緒被抽乾了，讓人看得心痛。下機前，我走到導遊Masa 的母親前面，握着她的手，不知道跟她說什麼，只能說，我很想謝謝Masa，他一直很照顧團友，直到最後一刻。
回家的路上，我透過車窗看着天上的月亮，圓得讓人心痛，不知是農曆十五還是十六，又是那麼亮，亮得那麼冷漠。
這幾天我把事情想了很多遍，心裏有極大的憤怒和悲傷，還有說不出的愧疚。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我們沒有行動起來拯救自己？為什麼在漫長的等待過程後，我們仍靜靜期盼那似乎是永不會來的救援、把自己的命運交付那無能的政府？
訪問：黃俊邦、陳浩倫、周思中
整理：周思中
去屆藝發局民選委員選舉，分別有四個範疇（藝術行政、藝術教育、戲劇、電影藝術）只有一位候選人，今屆除了藝術評論沒有候選人外，只有戲劇範疇的古天農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換言之，共三個範疇多了候選人，當中「八十後文藝青年」之一的蔡芷筠，投入了藝術教育的六人大混戰；而電影藝術方面，則出現了杜琪峰對崔允信的單挑局面。
藝發局不是甚麼
杜sir杜琪峰在一次周刊訪問裡，談及對荷理活的看法時，曾說過：「始終是你們來，是我引進你們帶晒架生來，我一個人等你們上門」。原來當了近六年藝發局電影與新媒體組主席的杜sir，除了引來大量荷理活劇本外，今年更引來資深的獨立電影工作者崔允信，與他角逐藝發局民選委員的位置。
作為打從藝發局成立初期已開始接受資助的崔允信（《背叛》(1998)；《憂憂愁愁的走了》(2001)；《三條窄路》(2008)），為甚麼要出選呢？他有一套自己的全局觀與分析：近年的藝發局與電影相關的工作，出現了向電影工業傾斜的傾向，然而需要發展空間的卻是獨立電影。
七月十七日，《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終於在立法會通過，儘管比國際勞工組織的指引落後了八十二年，香港打工仔的最低工資總算落實在望。可是，假如我們將這個結果稱之為「勝利」，則未免太早——這個萬眾矚目的《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其實是殘廢的，企圖挽救它的議員修訂全部不獲通過。
殘廢一：立法會斷舌截臂
為何殘廢？立法前夕，最低工資價位在輿論裡鬧得沸沸揚揚，工會要求時薪三十三，自由黨的張宇人在城市論壇放言壓價至二十元，諸般爭議耳猶在耳，可是立法會辯論延綿四日之後決定最低工資幾多錢？如今水靜鵝飛，無人懂得回答，皆因問題問錯了：立法會無權決定最低工資水平。有權決定的是特首，最低工資委員會閉門談好了一個價碼後交給特首，他說就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而這個委員會一十二個成員均由特首欽點，有諮詢權無決定權，講人自講。換言之打工仔的衣食最終取決於特首，又或者是特首背後嚴重向商家傾斜的小圈子選委會。
商議最低工資政策的過程交由委員會黑箱作業，立法會無權插口，猶如斷舌；決定政策內容的是特首，立法會無權插手，猶如截臂。與其說《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是落實最低工資的保證，倒不如說它是把立法會斷舌截臂，阻止市民藉議會制訂合理工資保障的屠刀。
殘廢二：家庭傭工出局
《明報》世紀版、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碩士課程及獨立媒體（香港）現正為選舉籌組民間論壇，詳情請留意《明報》及本網站消息。
「他認為藝發局一向予人閉門造車的印象，而且把資源分配變成主要任務，忽略了整體長遠計劃，他認為引入各藝術組別後的藝發局，不應只為個別界別爭取資源，而是要放眼全局發展。」（《信報》藝發局條例獲立會通過，記者訪問胡恩威評語，1994年5 月4 日）
「有今年文學雜誌的評審委員梁新榮公然表示，『不是你（雜志）做得好便要資助』，稱香港文學界山頭眾多，若有一本雜誌占去大部分的資助、或長年受藝發局資助， 就不合乎『公義』。」（鄧小樺：〈藝發局是如何倒退的？ ——從雜志資助管窺藝發局的重重問題〉），2010 年3 月29 日《信報》）
農歷七月十四，整天在外工作。盂蘭節近，舊式屋村燒衣習俗盛行，路過時只見衣紙滿天飛。傍晚時，已知道馬尼拉前警員狹持香港旅行團一事，但直到午夜回家後，看到電視新聞不斷重播梁太令人心酸的自述，才開始體認到「事件」的發生。這兩日，網上幾乎都是相關事件的悼念和評論。有淡然的感傷和哀悼，有針對當地政府處理手法的批評和揣測，有針對菲國（人民）的不滿情緒，也有分析港人反應的冷靜評論。不同的慘劇，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發生。部份網民的傷痛表現，固然與媒體「大事件」式的呈現，以及香港人命運相連的族群想像不無關係，但依然是真誠而可敬的同情共感。不過，我們應當將這種同情共感，轉化為對他國人民處境的了解和政治行動，而非針對其他族群的歧視或仇恨。
文：楊秀珠
房委會在七月十五日聲稱公屋租戶收入上漲，必須「依法」加租4.68%。在公屋居民強烈反對下，事件終以免租一個月的形式加以緩解，可是不少傳媒對此似乎大不高興，急急找來學者指責政府把資源向公屋傾斜，揪出三兩個號稱「夾心階層」的私人樓租戶大叫不公平，最後來個「不加租等如破壞規矩」的標題一錘定音——言下之意，住公屋的膽敢不同意加租，彷彿就是輸打贏要，貪得無厭，浪費公帑的社會寄生蟲。
相比之下居屋（準）居民就是廣受同情的一群。自從以天匯為首的一堆天值豪宅推高樓市，輿論紛紛要求政府復建居屋，曾蔭權今年施政報告勢將重彈此調。居屋市價一升，傳媒又馬上擔心小市民無力置業上車。究其原因，在於居屋是居民真金白銀買下的，誰也不欠誰；公屋卻是「福利」，吃政府的住政府的就別擺架子要求多多。
親生仔變債仔 政府抽乾房委會
「公屋是福利」乃常識，這個常識卻不符事實。興建公屋不一定蝕本，在2004至2006年，房委會甚至因公屋業務賺取合共十億進帳，賺錢以億計還稱之曰「福利」，未免可笑。
當然，做生意總有賺有蝕，公屋這盤生意也一樣，2007至2009年的赤字確實不小，可是政府有沒有因此花費公帑？
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