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上年9月，一位原居民鄉議局要員在電視上聲言「東北三區冇人住，用轟炸機炸都唔會死兩隻雞」。不過，在東北發展計劃最大區域、歷史悠久的古洞村，的確是居住了過千戶非原居民。村民生於古洞、死於古洞，可是一個東北發展計劃，卻要將古洞連根拔起。面對無情的推土機，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只想說聲：「我愛我家，不遷不拆」。
短片由三位大學生配合今學年的土地週圖片展「這片有人住的土地」製作，土地週由學聯及土地小學合辦，就城鄉規劃、土地利用、本土農業等議題，舉辦一系列的講座、對談，更有展覽和東北三區導賞團，務求打破對土地發展和開發新市鎮的城市想望，展示另類生活的可行性。
首站已於理工大學舉行，其他院校亦將於明年一月起陸續舉辦。
音樂：千與千尋（純音樂版）、翅膀（純音樂版）
拍攝：Simon Lee
剪接：Simon Lee、Ares Ng
後期：Ares Ng
旁白：Wing Lam
嗚謝：土地小學、古洞北發展關注組、各位受訪者
今年四、五月的國際貨櫃碼頭工潮，在香港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其中資方的醜惡咀臉已經受到了有識之士的猛烈批評，筆者毋須在此贅述。筆者欲借此作出的，是有關「勞資糾紛」基本概念的一點理清。
很多人一聽到「勞資糾紛」，很自然便會想到兩個利益集團的爭拗和角力。再形象和簡化一點看，就好像兩個成年人為了一些利益分配而在爭執一樣。
但我們有沒有想過，這樣的比喻其實是十分誤導的呢？事實是，「勞方」和「資方」這兩個「集團」在實力上是極其不對稱的。資方坐擁的，是進行生產所需的材料、機器、技術和龐大的資金；而勞方所擁有的，便只有赤裸裸的個人勞力。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大部分人都可透過這些個人勞力達至基本自足的生活。但自從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崛起以來，愈來愈多的人在「圈地運動」（強徵農地、拆遷）之後變成了無產者。他們惟一能夠出賣以維生的，便只有他們的勞動力。
資本（金錢）的「保鮮期」可以近乎無限，而商品今天賣不出還可以留待明天，最後即使投資失敗了也可以申請破產。相反，勞動力的「保鮮期」是零：今天「賣不出」的勞動力不可以留待明天，而長期處於失業狀態的苦況（即使有失業救濟金的援助），是申請破產所無法比擬的。
圖片均來自觀塘區議會與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合作進行的「觀塘工業區的活化與研究」報告。
近年觀塘道及龍翔道經常大塞車，巴士脫班「斷纜」，引發巴迷界一片討論，戲言觀塘一部壞車，整個東九龍的交通就可以癱瘓。觀塘區交通問題的背景其實相當清楚，便是政府起動九龍東計劃與活化工廈政策雙管齊下，將觀塘起動成「工貿區」，但發展卻欠缺交通配套，令整個東九龍的交通惡化。
圖：觀塘及九龍灣工業區「被起動」成商貿區主要範圍
圖及題為編輯所加，來自機管局網頁。
香港人今夏有幸避過了超強颱風「天兔」的災劫，菲律賓卻受盡太平洋史上最強颱風「海燕」的蹂躪。氣候變化帶來的災害越來越明顯，今年九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發表了第五號報告書，不但確認了地球變暖「極有可能」是人為因素做成，更指出了人類社會採取行動避過浩劫的機會窗口很可能在不足十年內消逝。
氣候變化的成因及影響錯綜複雜，但只須記著一組數字便明白危機有多近：聯合國早已定下目標，對比工業革命前的平均氣温，全球變暖不能超出攝氏兩度；要達成這個目標，人類排放二氧化碳的總「配額」只得一萬億噸。自從二百年前的工業革命之今，我們剛好用了一半配額，按照現今的發展速度，剩餘的一半配額約在五十年內便會耗盡。
所以我們要讓子孫後代活得安全(雖然「天兔」或「海燕」仍會不時到訪) ，只得一個選擇：未來十年內碳排放必須見頂，然後開始下降，並在六十年後基本變成「零碳經濟」。這個目標看來像天方夜譚，卻是聯合國三千多名科學家的共識。
曾幾何時, 足下通往山頂的石階, 染滿了仇恨的鮮血, 而多年來飽受雨水沖刷。
彷彿居民也忘了, 這裏曾經發過一件既血腥又醜陋的事。
2011年10月30日的中午，大圍隆亨邨的行人天橋頂部，急速往來著一班手持長槍、形色緊張的野豬狩獵隊隊員，現場氣氛異常緊張。
＂野豬出來了！＂有隊員刻意壓低聲音通報。只見一隻重達四百磅的野豬媽媽，帶著三頭小野豬蹣跚的由大石階走下來，牠一邊走一教導著身邊的小孩如何覓食。
隊員駕輕就熟把子彈填滿雷嗚登的鳥槍彈匣，那邊廂，野豬媽媽連同她的小孩，佇足在狩獵隊預先放置的蕃薯堆前。「呯！」的一聲，野豬媽媽應聲中槍倒地，腦漿灑滿足下的石梯，三隻小野豬受驚四散。正當狩獵隊尚要侯補多一發彈之際，一位伯伯竟衝入封鎖線內大聲喝止：「你沒有權殺豬！這些野豬是我養的！」其後，他氣憤地與狩獵隊隊長陳更理論，發生爭執。
四散的小野豬，再次探頭探腦回到母豬身旁，可惜倒卧於血泊中的媽媽，連說一句道別的話和機會也沒有。由於母豬的體重有相當的份量，隊員即使花盡力氣也不能抬動屍身，於是他們乾脆將屍體五花大綁，然後硬生生的用粗繩把牠沿石階拖拉下來。
顧汝德在2006年發表文章，指香港在1960年代以前也沒有人口政策觀念，只著眼控制和管理大量移民和生育，以及房屋安置。官員害怕統計，原因之一是避免掀起一籃子社會訴求，要政府解決，原因之二是政府以為香港只是那群南來人口的暫居地，早晚會離開（第7至8頁）。政府在1961年才恢復戰後的人口普查。直至1970年代，政府才較積極搜集和發布數據，因為「當市民的訴求上升，政府需要跟市民有更充實的對話」（第23頁）。
難怪最早的具體人口政策建議，是來自非官方的香港優生學會。該學主張生育控制，透過避孕，讓家庭人口減少，讓日後的兒童能夠強壯。那時候，計劃的主要對象，是華人低下層女性。這個學會，在1950年改名為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在首三四十年積極配合政府應付大量移民及生育衍生的居住和社會問題，推動節育和小家庭。結果，超額完成，生育率下降。在2001年，每千名婦女僅生育927名子女，遠較2,100名子女的更替水平低。家計會轉型至推廣性教育和婚姻指導。
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由北京到港講述中央對特首普選的看法，設下了官方的框架後，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在樹仁大學以「見步行步，向前走」為題，主講講座，進一步加以附和及補充其觀點，並排斥本地民主支持者的一些爭取真正普選的看法。以下為其主要論點及筆者的回應。
一、吹噓提名委員會機構提名有廣泛代表性及符合國際標準
如果說李飛自京來港是要為特首選舉設限，那麼，我們可說郝鐵川的言論，是通過顛倒是非、連番詭辯的方式來進一步加強限制特首選舉。
李飛提出的提名委員會機構提名方式（亦即其所謂體現提名委員會委員的集體意志的方式），是比之前的選舉委員會有更大限制的提名候選人的方式。因為，以前的方式，只要候選人獲得相當數目的委員會成員提名便可以入閘；然而，新的方式，卻要進一步得到委員會大多數人同意才可入閘，門檻比之前更高。
故此，郝鐵川認同李飛說提名委員會有廣泛的代表性及社會均衡參與是混淆視聽的說法。真正有代表性的普選，在提名方面，應是全民的，即每個公民都有提名權利，這才是普及而平等的真普選。現在，李飛提出說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應參考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法，意思即是說：隨意分幾個界別，由千多名中央欽點及小圈子選舉出來的人士組成，根本是極少數市民的提名，抺殺了絕大多數市民的提名權利。
圖：蒲台島上的儲水池
（獨媒特約報導）偏處香港東南的蒲台島，假日遊人眾多，也是鳥類生態豐富的地方。當地尚有少數居民長期居住，不過直至今日，他們仍然面對供水供電不穩的問題，本系列將先談供水問題。
2001年，當年特區政府曾有為新界餘下偏遠鄉村的供水計劃。2003年當局完成檢討，表示因成本問題將押後計劃，至今十年並無進展。新界約19條鄉村包括蒲台島共有7,000居民至今無自來水供應，最近跟進問題的工聯會議員鄧家彪在10月的立法會上向當局提交書面質詢，發展局其中一項回應指「現時並沒有有關承諾確保市民可獲穩定而清潔生活用水供應的國際公約。」然而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指出，港府簽署的多條條文均提到供水的問題，包括《兒童權利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他認為政府的回應「不妥當」。
島民須依靠自來水
原題為《50,000人簽名反對山頂盧吉道建酒店 當局應立即否決申請》。
【2013年11月26日】新聞稿美港聯盟一直跟進山頂盧吉道27號住宅改建成酒店一事，早前城規會不顧民意, 批准改建（城規會於諮詢期間收到市民回覆，96%反對申請）。美港聯盟自十月六日起在山頂收集市民簽名，反對項目。本聯盟今日舉行者招待會，公佈簽名收集的結果及後續行動。
50,000人簽名反對
美港聯盟在山頂盧吉道港島徑27號門外，展示有關資料及聯署信，讓市民表達意見，簽名反對山頂盧吉道27號改建為酒店。為期約50天的行動收集到50,000名市民簽名，這當中包括盧吉道行人徑的日常使用者，其他香港市民及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美港聯盟認為民意相當清楚 - 反對在郊野公園及行山徑附近興建酒店。
美港聯盟更收集到多位政商界重要名人的簽名反對，包括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前商務及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前市政局主席梁定邦 、前勞工處助理處長周東山等……
香港機場管理局近月爆發人事內訌，源於千億公帑如何運用，擴建跑道，還是籌劃航天城優先。機管局為法定機構，雖然表面上自負盈虧，但無論是投資或賺蝕，最終都由香港市民承擔，土地資源更屬公眾資產，機管局的發展不應成為利益團體火併的籌碼；市民除了要求政府和局方提高透明度，更須找出一套全面而嚴謹的分析工具，始能了解不同方案的利弊。
機管局建議興建第三條機場跑道，耗資至少1320億港元，這還未充分計算通脹及成本上升等因素、建造需時十年、大規模填海165公頃……；如此昂貴的工程，無論是機管局融資、政府擔保或直接注資，都是由港人埋單。
社會對應否興建第三條機場跑道仍有很大爭議，包括對環境生態的影響可否接受、現有跑道容量是否已充分利用、香港機場如何定位等問題。近年，雖然幾乎所有大型交通基建計劃均爭議不斷，但政府對如何有效凝聚共識似乎苦無良策，例如遷拆皇后碼頭和高鐵選址等事件，政府只把它們簡化為發展與保育之爭，結果令社會撕裂更甚。
客觀分析減少爭拗
由於城規和環評機制容許公眾作有限度參與，所以兩者往往變成社會爭議的磨心。雖然爭議不斷循環，歷史不斷重演，但決策者和持份者是否已準確掌握爭議項目的社會代價和回報，從而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以科學理據和客觀分析為依歸？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