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汝德在2006年發表文章，指香港在1960年代以前也沒有人口政策觀念，只著眼控制和管理大量移民和生育，以及房屋安置。官員害怕統計，原因之一是避免掀起一籃子社會訴求，要政府解決，原因之二是政府以為香港只是那群南來人口的暫居地，早晚會離開（第7至8頁）。政府在1961年才恢復戰後的人口普查。直至1970年代，政府才較積極搜集和發布數據，因為「當市民的訴求上升，政府需要跟市民有更充實的對話」（第23頁）。
難怪最早的具體人口政策建議，是來自非官方的香港優生學會。該學主張生育控制，透過避孕，讓家庭人口減少，讓日後的兒童能夠強壯。那時候，計劃的主要對象，是華人低下層女性。這個學會，在1950年改名為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在首三四十年積極配合政府應付大量移民及生育衍生的居住和社會問題，推動節育和小家庭。結果，超額完成，生育率下降。在2001年，每千名婦女僅生育927名子女，遠較2,100名子女的更替水平低。家計會轉型至推廣性教育和婚姻指導。
回歸後，政府推出4份人口政策文件：2003年的《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可持續發展委員會2007年的《人口政策社會參與過程報告》，2012年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二零一二年進度報告書》，以及剛面世的《集思港益》人口政策諮詢文件。
其實4份文件，重點一致，即強調生育率低，人口老化，令生產力下降，政府福利財政負擔變成無底洞。新來港人士學歷和技術水平一般較本地人低，但認同他們能夠緩和人口老化問題，以及貢獻。工作要求和工作人口資歷錯配，配合不來知識型經濟。長此下去，難以吸引和挽留人才。第三和第四份文件，添加了雙非兒童如何增加社會福利、醫護以及學位需要。
這4份文件的建議也大同小異，包括鼓勵增加長者、婦女和青年勞動人口；改善教育及培訓，減少錯配；吸引境外人才來港，消除生育障礙，支持家庭照顧兒童；建立友待長者環境。
如果要找不同，那會是一些因時制宜的建議。2003年的文件，因為經濟低迷，委員會建議提高新移民申請福利資格的限制，規定外傭留宿，增收外傭稅，減少與本地家務助理競爭。政府實施了，惟外傭稅在2008年取消。2012年的文件，就建議支援跨境和港生內地父母兒童需要，積極尋找和培訓四大支柱行業和六大產業入才。文件又重申政府已著手制訂醫保計劃，檢討人手分配，籌劃推出醫療券，預留土地興建私家醫院，加強私營醫護服務的透明度，應付人口老化。最新的一份，因為部份行業人手持續短缺，就提出輸入外勞。2012年和今年的文件，鼓勵長者、青少年和婦女就業，又認同要協助少數族裔學好中文，並指關愛基金已資助語文課程、資助公開試和適應課程。
例外的，是2007年的報告，有四份之一的建議是圍繞提升生活質素，包括改善香港空氣質素，設立更多休憩場所和康樂設施，推行更多綠化措施，鼓勵公眾參與藝術活動，加強古蹟文物的保育措施，從而強化全體市民的文化認同，増強社會凝聚力；繼續推行可持續發展城市設計指引，改善生活環境。
結果是，今年的文件，只是用幾行文字列出政府「已公布《清新空氣藍圖》及《資源循環藍圖》，有序地改善空氣質素及廢物管理，亦正進行《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劃》制定工作，配合宜居城市對生態及環境質素的訴求」──儘管連諮詢文件也提出，空氣污染是其中一個居港境外人才認為本地最需要改善的事項。
很明顯，人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增加勞動力和提升人口質素，以保持經濟競爭力。所謂的人口政策，其實是人力政策。
當人口政策淪為人力政策，督導委員會對人口目標以及社會的構想，就是每個人也是經濟動物。因此，在政商界，一個重要的爭議就是應否輸入外勞，勞資雙方各執一詞。資方在抱怨沒有新血，有工沒人做，工會就指解決招聘困難應從改善行業待遇入手，以及要杜絕僱主低價招聘工人不成，藉詞輸入外勞。
一個地方的人口政策，最重要的，其實是人，尤其是當地居民的福祉。何謂當地居民的福祉，難以有一致定義。如果要居民可以安身立命，願意在一個城市居住和付出，那整個社會要：1) 促進族群、年齡、性別、家庭崗位、社區關係共融；2) 醫療、住屋、福利政策要跟生命歷程相合；3) 能夠與環境共存，不要讓下一代承受上一代破壞生態的惡果，達致跨代公平（intergenerational equity）；4) 產業政策而配合居民的短期及長期需要；5) 能夠充分參與公共事務，保障政治和公民權利。
明白，香港的人口政策，不完全掌握特區政府手上。本文只能說，做得幾多得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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