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園裏見著一個奇怪的裝置,圍起來掛上一塊牌子︰滅蚊進行中,請勿走近。
怪了,兩三個星期前才剛見著滅蟲公司來噴灑殺蟲劑。但且先把滅蟲人員全身防護裝備的嚴陣以待與一旁未獲警示的閒散老幼之強烈對比荒誕置於一邊,從公園即便冬季仍頻頻滅蟲的舉措,可提取出來的普遍性是︰對不吃草好馬兒的偏執。
既要享綠色環境之好(及其附加優越),又要排拒之所以得享綠色的一整個生態。彷彿,進步科學觀可以把最基礎的知識,屏除去掉。(所以,或許,到最後,虛擬萬歲)
說風水佬呃人十年百年,小學開始的「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則只怕有過之無不及。
那天海狼咬死中華鱘,無記記者一句「條咬死中華鱘的海狼仍在水族館中暢游」,除了令耳膜輕微wiwa半秒之外,透露的是更重要的信息。
人類又怎去否認自己存活在一個由意義打造的世界。於是,幾乎太順籐摸瓜,怎麼可能通過意義創造的主體去建立一套、彷彿站在意義世界之外客觀所得的、關於(尤其是)人類社會的知識。
承認自己為意義所生、承認「社會之客觀」必須打上引號,與承認沒有不吃草的好馬兒,必須兩相結合,才算得一個基本啟端吧。(of course,this said,我也無疑自置於語言的陷阱與風險中;但且邊走邊唱吧,至少止今還不打算閉嘴就是了)
「公道」,是公民黨在這次選舉拋出來的理念。作為具分析性的政治理念,當然有失粗疏,但政治不是請客食飯,「公道」作為一個具政治動員的理念,有其效用及進步性,起碼不再只是公民黨一直標榜的程序理性,也涉及分配、空間及文化等公義問題。
公民黨拍出來的<公道>一片,算是近日選舉宣傳最好的作品。之前公民黨抄襲新加坡政府的Hip Hop只能說成功製造了眾議員活潑鬼馬的一面(可惜Rap的部份做得不好,唱與編排失色,頻頻甩beat),與香港現實還沒有建立象徵關係。但<公道>則嘗試結合香港處境,頗具挑戰性。
有些光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照片的成像是基於「暗室」(camera obscura)原理:在一所黑暗的密室的牆裡開個小孔,外面光線由小孔進入後會在對面的壁上造成一個上下左右倒轉的投影。這個自然現象,二千多年之前就有人紀錄下來。神遊古代,那時的人必定是感到十分驚訝錯愕:屋子外的事物動靜,赫然在屋內歷歷在目!可是,自從發明了窗子和人造光源之後,暗室影像就如同阿蘭特斯的古文明般,湮沒得下落不明了。
原始效果變為另類圖像
一八三九年攝影術問世,雖然引起了極大的哄動,卻並不包括喚起人們對於暗室影像的記憶。後來攝影愈來愈普及,大家也對照片的產生方法愈發變得無知。所以,當上世紀末美國攝影師亞比˙莫洛伊(Abe Morell)開始以暗室影像作為他的一系列作品的主題的時候,觀眾的反應都顯得無比熱烈。「啊呀啊呀!真厲害喲!」如果用心一想,莫洛伊只不過是帶我們拐了個圈圈,回到幾千年前古人的經驗去而已。
事實上,不管照相機體積是大是小,甚至是流動電話附設的照相裝備,它的基本設計都不能離開暗室原理。當然,現在的照相機都加上了鏡片,利用光線折射的效果,令影像變得更為清晰明亮。有趣的是,因為通過鏡片拍攝的照片大為流行,原始稍為朦朧的暗室影像卻反而令人感到陌生,變成了被視作另類圖像的針孔照片。
如在夢境的世界
「中港視野」
幾個麻甩佬站在羅湖海關搞邊科?
也許民主黨被建制派批評為「逢中必反」,所以,宣傳片上刻意強調中港視野,幾名重要候選人站在深圳幾個地標前,大喊We are ready(北京奧運的口號),究竟香港觀眾是否受落?還是觀眾不是香港人?民主黨本來有自己的中港視野(他們的源頭之一本來就是香港人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可是,他們似乎傾向拾對手的牙慧,多於開發自己的中港視野。
活力
民主黨的宣傳片題目為《闖出新世代》,他們似乎想強調這個老牌民主派政黨具有新活力。所以,主題曲的節奏傾向明快,可是,畫面及內容卻與這種節奏明快配搭不起來。
由於宣傳片仍以多位候選人作為主角,而候選人的年齡又多是中年以上,除了鄺俊宇的招牌街舞外,其他候選人的動作及節奏很難配合。例如,開首不久時,何俊仁、李永達及張賢登玩跳大繩,動作生硬,音樂節奏及跳大繩與他們難以配合,尤其以張賢登在旁拍掌(00:49),更令人覺得兀突,予人扮細路的感覺。其實,不必如此,民主黨以及其短片導演對活力理解大狹隘了,多看經典的青春片,應該有幫助。
(本文寫於《文化現場》第二期出版之後,刪節版曾載於《新京報》(北京) 2008年7月12日,此為未經刪節的長版。讀過《文化現場》第三期之後,對文中所述觀點的想法,大致不變。)
《文化現場》是香港新近創刊的一本文化雜誌,以月刊形式出版,今年六月初已發刊至第二期。雜誌名稱點出了關於「文化」的一種解讀:既為「現場」,也就是說需要「事件」發生,才算是文化所在。至於是怎麼樣的事件,就正如問「什麼是文化?」一樣,可謂人言言殊。英國著名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經說過:「文化是生活的全部」,但在香港這個生活豐富多姿、卻總被人視作文化荒漠的地方裡,威廉斯的說法卻充滿弔詭,也恍若嘲諷。「文化」之於香港,就像一個飄泊不定的浮標,在人們人的精神結構飄浮著,看似不能或缺,卻無法固定下來。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清晨,日本關西神戶市發生七點二級大地震,超過六千人死亡。城西的長田區,二戰時沒受美軍空襲,因此留有很多戰前木建築。這些老房子在地震後的大火中幾乎毀盡,數以百計老人被燒死。另外,老區也因為租金低廉,一直是留日韓國人、越南難民、菲律賓和南美等地新移民的聚居地,由於語言障礙及種族歧視,他們與日本人關係疏離。地震後,許多救災資訊只以日語發放,少數族裔陷入更大的窘境。
十三年後走進長田區,沒有一點頽垣敗瓦的痕迹,街道和房屋井井有條、煥然一新,不過比硬件的重建更珍貴的,是災後人際關係的再造,以及貧富兼顧的社區規劃原則。促成這些發展的,全靠一個社區電台和一個町造﹝即社區建設﹞協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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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香港到日本前看了一篇文章,提到上世紀在共產國家生活的人都活在監控的恐懼/幻想下:就算自己已是非常「聽話」,也會假設中央已經為自己開了檔案。這個檔案在出其不意的時候便會成為罪證,帶來麻煩。
在包括香港的所謂自由的國度裏,「對人民的監控」經常是用來指摘敵國的論點,那不單是五十步笑百步──檔案和黑名單這回事,到處都有,像我這樣的無名小卒也被列入日本政府的「名單」。無論是民主還是專制地區,以保安之名的監控網絡在新科技的支援下早已全球化,並愈織愈密,電影《未來報告》的城市監控場面,幾年前已於美國出現,再被移植到北京以至毗鄰香港的深圳。出入內地的香港市民,或許早已跌入監控網內而不自知。
對監控網絡發展趨勢的認識,是反省和批判的開始。由遠至近,先談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