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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致金姪女案引起市民群起質疑法治的風波，不少人的自然反應，就是質疑法治判刑過輕；用以往的判例襲警案的判刑往例來看，這點質疑乃合理而有力的，然而問題是否就是「過輕」這樣簡單呢？問題是否就是律政司應該重判此被告，司法不公的問題就可以解決呢？
所謂司法不公平，就是今日的制度無法做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一個重判，一個輕判，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就是過輕了，正如大家所質疑的一點；第二個可能性，就是以往都過重了，但這點大家卻沒有考慮過。
不妨看看立法會的的文件：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在《2008刑事檢控科工作回顧》中匯報，2008年香港原訟法庭及區域法院的定罪率分別為94.8%及92.6%。
1 在一本廣為人知的法律書籍Archbold Hong Kong 2010的序言中，郭兆銘資深大律師對香港的高定罪率表示關注，他寫道，香港的定罪率「可能接近北韓」，而「統計上，被拘捕者幾乎肯定會被判處監禁」
2。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形容此意見為「考慮不周、失言」，以及「毫無道理、全然理解錯誤」
不管是零五年還是今年的政改方案爭辯期間，民主黨及其支持者都曾引用波蘭團結工會當年與波共的圓桌會議作例，以此來支持「溝通」與「妥協」路線。說來巧合，他們是否知道，當年團結工會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波蘭知識份子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剛訪問了北京，後來更路經香港？米氏在北京期間跟不少「非官方」知識份子見面對話，包括崔衛平、秦暉、徐友漁、許志永等等。
1989年，八九民運被鎮壓了，中國在中共統治下急速「走資」；在地球另一角，東歐及蘇聯的共黨紛紛倒台，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不同的命運之間是否有著某種連繫，二十多年後，還是說不清，是歴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這次波蘭與中國知識份子的對談背後有著說不清的歴史連繫。米氏自問不了解中國，只能為他的中國朋友打打氣。至於中國公共知識份子，關心的當然是政治轉型，念茲在茲的是，為甚麼波蘭能，中國不能？這說法也許太簡化了，沒有人期望有簡單的答案，崔衛平較早前便很用心翻譯及編了一本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會》，在互聯網上流通。
每天都有多事情發生，而我們並不知道。每天都有不少哥哥仔（男性性工作者）抵達香港，四出迎接撥了電話登入MSN的男客。他們或跟我們乘坐同一班地鐵，或於路上擦肩而過。每天開往羅湖或落馬洲的火車，一列一列把需要暫時脫離壓抑生活的同志，送往深圳各區，同時又一車一車把另一批運回香港。我們對於情慾的流動，知道得實在太少。
因為認識貧乏，我們價值觀念裏往往充斥既定而失實的印象。基佬不是娘娘腔就是色情狂，人妖一定變態，妓女的身世肯定坎坷，周身賤格，一世不得翻身。如今，形象專業而得到社會認同的醫生都需要站出來為「癲癇症」易名，去除歧視與誤解，就知道看似繁華先進的香港，尚存不少偏見。我們越大聲排斥一些「不正常、不正當」的人和事，就越顯得我們無知，及愚蠢。《性路無疆深圳男性性工作者口述歷史》是本難得的結集，讓我們有機會聽聽生活於另一處境與文化下的朋友的經歷，發現賣淫及男同性戀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污穢與厭惡。
聆聽朋友的故事回看歷史
七月廿五日在廣州江南西地鐵出口的「撐粵語」圍觀行動，事前雖已被官方定性為「非法集會」，網上發起人十八歲的「瑩爺」也被帶去「請飲茶」兩次，但無礙廣州人撐粵語的熱情，當日少說也有超過二千人參與。
如說行動人數，稍為了解中國新聞的人，或會覺得沒甚意外，因為近年廣東省，特別是工業區範圍，常常出現上千人的群體事件，工人甚至常以堵路方式來強迫資方回應他們的訴求。可是，這次行動和近年香港新社會運動有相類近之處，就是群眾擺脫了和自己有直接利益事件，而為捍衛廣州本土文化而走出來；若計算在市中心的群體活動，上一次就是2005年的反日示威，但上次可說是市府默許的，而這次矛頭卻直指政府，意義完全不同。
網站本週最值得書寫的大事有兩宗，第一宗當然是大浪西灣一連串的報導，從事件由《南華早報》揭發至今，網站一共有十五篇相關的報導，其中七篇進佔網站本月點擊數的前十位。另一宗當然是廣州話事件，18日在廣州的集會，一位本網的特約記者北上現場報導，編輯在香港即時綜合 twitter 的消息更新，由於相關集會消息在內地實在「敏感」，本港傳媒亦沒有詳細跟進，在集會進行期間，不少內地網民翻牆利用位於美國虛擬伺服器登入本網瀏覽，亦有一群本地的網民透過高登連至。在處理內地「敏感」議題，如何將之與本土連結，以及怎樣面向一群非獨立媒體慣常瀏覽者，似乎會是未來獨立媒體需要認須看待的挑戰。
不過筆者更想說的，是大浪西灣，這是一次民間記者如何透過報導推進事件，民間獨立媒體的方向及定位等一次不錯的實驗。
近來在新界北一帶的非原居民村落遊走，不管是西北那邊遼闊的山景及連綿的魚塘或是東北那邊精細的農田與曲折的村路，開始產生一種城市的憂鬱，一種從未經歷過的嶄新體會。這種對鄉郊環境的「鄉愁」，並非遊子遙遠的卻又無奈的於異地想念故鄉，它應是本土的——尤其是如自己一樣在新市鎮或市區長大，家與土地生活的預設是割裂的都市人，近年稍稍開始重新認識人與土地，城市與鄉郊的關係，眼前景物就要面臨消逝的不安與愁緒。
但這種感覺的來源應是區域的——特區政府與都稱呼做「阿爺」的深圳、廣東或者中央秘密議決了各種有關區域融合的內容，我們毫無辦法參與區域規劃的討論，甚至連知會也沒有 (當然，城市規劃也不見得很民主)。所有會蹍過新界北土地的大型跨境基建都要趕及二零二零年高速完成，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河套發展、深港機場軋道、禁區開放，還有那條懸而未決的北環線，似是內地要在某種普選來臨之前將香港「融會貫通」。加上近日接二連三的報導，所有人都知道新界已到了變幻時刻，我們這一代，很可能會看到因區域整合、地產利益及鄉郊勢力的組合，使整個新界鄉郊全面的消失，未來將遍布著貨櫃場、密集的丁屋及豪庭別墅，這個因人而異的天堂。腦裡串聯了太多的地方，只想記下其中漂亮的牛潭尾區內的一些村落見聞，以分享與分擔她近年規劃發展的所承受的過度負荷。
貨櫃淹沒土地
圖說：香港永續農業關注協會總幹事袁易天(左)和台灣作家劉克襄(右)在馬屎埔交流港台農耕經驗
周二探訪粉嶺馬屎埔村的村民，巧遇台灣作家劉克襄。據悉他探訪本地一些新界村落是為了搜集資料，了解本地城市和農村的發展狀況及矛盾，為台灣的《環境白皮書》提供意見，拓闊思考空間，以便規劃當地未來二十年環境政策。原來，台灣因為經濟不景，許多年青人失業，於是回鄉耕田。官方的「漂鳥計劃」，還有民間相似計劃乘勢推出，為台灣農業展開新景像。
兩岸土地發展和農民想像的落差
劉克襄說，台灣仍然有大量農地。台灣農民多是土地擁有者，他們有「農民」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農業支援及補助。台中和台南一帶主要務農，即使在台北仍有農地。農民者眾，遇不平會上街抗議，連總統馬英九都不能不理會他們。反之，最先在本港務農的原居民多放棄耕作，而仍從事務農的非原居民大多租用土地，本身未必是農地持有人，其農耕生活其實難受保障。粉嶺馬屎埔村村民被地產商逼遷十數載的荒謬事根本難以在台灣發生。
本港和台灣本身城市發展歷史，以至土地發展軌跡不同，直接影響兩岸農民的生存空間。此外，兩岸社會及媒體上展現農民形像的差別，亦間接影響年青人參與務農的意欲。
主持：洪曉嫻（字花編輯助理）
講者：李維怡（影行者總監、文字工作者、社區文化工作者、第五屆工人文學獎評委）
主辦團體：第五屆工人文學獎籌委會、字花
文學與政治之一體雙生，修辭的使用與權力的操作密不可分，因為修辭建構著我們對世界和社會關係的理解。面對主流文化中一個又一個語言陷阱，文學可是刺破和抵抗的政治謊言的利矛堅盾？工人文學獎與字花，邀請了李維怡，在第五屆工人文學獎開幕前夕，為大家闡述和探討相關問題。
講者由一系列最近炙手可熱的政治修辭開始，就如「起錨」、「超錯」、「拋錨」、「原地踏步」、「行差踏錯」等等，不同立場的的政治廣告和政治口號，都分別使用了不同的修辭手法，去企圖將觀眾的視線與某個特定的政治立場連在一起。由此可見，文學修辭的運作，在政治議題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愛情故事：極端個人化敘事中的權力關係
進而，講者嘗試邀請大家重新界定「政治」和「文學」。不少人以為「政治」只是指選舉、政改、政客等事情，而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等等，則不屬「政治」，而是「民生」。現在政府正是這樣說，「解決政改就可以開始關注民生」，但政治又怎會與民生無關？其實政治就是人類群體生活的根本，是關於權力的關係、權力的運作、權力的形態；而文學就在於表達創作者對週遭生活的感受、反省和期望。
我們為什麼要讀小說？最正典的解釋是：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小說的世界往往要比我們所能接觸到的現實世界更廣闊一些，延伸了我們個人的觸鬚，拓闊了我們個人的生命。因而文學總是有公共價值、公共面向。而小說能以文字引發我們對許多問題的深刻思考，對人的價值觀的影響和建立，比日常浪奔浪流的新聞和影像要有力和影響深遠得多。
李維怡十多年來參與各種社會運動，近年尤其關注社區重建問題，製作了關於喜帖街的紀錄片《黃幡翻飛處》。其實她在九十年代中期曾獲得過台灣聯合文學的小說新人獎，文字實力是公認的。但她一直低調，潛心於服務社會，去年才出版了第一本小說結集《行路難》。「行路難」是古樂府的舊題；而我們今日的社會什麼都強調輕易、消費，連政改都用跳社交舞來比喻，還有什麼稱得上是「難」的？
平凡人的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