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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學堂」事件，是一次學運嗎？相信直接參與的人都會矢口否認。「靜園聲音」的組織者說：「這也不算運動，運動這詞太敏感，就是活動吧。」
就設立「燕京學堂」所引起的廣泛爭議，北京大學新聞發言人蔣朗朗說：「北大的傳統就是民主。如果沒有這樣的熱烈討論，就不是北大了。」對此，那些質疑或反對該項目、但卻被決策程序排除在外的師生校友，恐怕只能無奈無語。
「燕京學堂」是北大新近推出的教研機構，主要面向境外招生，提供精英化的一年制「中國學」碩士學位，原定選址主校園核心地帶的靜園六院。這個「超級學院」於今年五月啟動，師生事前多不知情。其後該項目在學科與課程設置、教育公平、建築保育、校園公共空間等方面，均遭強烈質疑。高峰楓、蘇薇星、毛亮等北大教師已公開撰文提出異議，著名校友學者甘陽、劉小楓也聯名發表長文反對。
財政司長曾俊華最近用了「完美的風暴」這個名詞來形容香港可能面對的威脅。我首次從新聞報導聽到時，心頭不禁為之一震。一個保守派建制派的自由經濟擁護者竟然也用上了這個名詞，可知情況已經嚴重到什麼地步！
事實當然是，踏進廿一世紀不久，一些科學家已經用「完美的風暴」（Perfect Storm）來形容人類面對的挑戰。這個名詞是借用氣象學家的術語，意即在各種有利條件的偶然組合之下，大自然可以產生駭人的超強風暴。（荷里活2007年一齣同名電影便用上了這個概念。）而按照科學家的分析，隨著全球工業化和經濟增長不絕，物資的消耗、垃圾的製造和環境的污染已經達到了地球不勝負荷的地步。一個「完美的風暴」正在醞釀，如果我們不及早阻止的話，勢必導致災難。
更具體地說，二氧化碳排放（每年達一百億噸！）所導致的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包括特大的水災、旱災、風災和山火等）、生態環境不斷受到的破壞（包括雨林摧毀、海洋濫捕和土壤貧脊化）、以及石油被瘋狂地開採因而很快接近耗盡（全球每日消耗九千萬桶！單是美國便已佔了一千九百萬桶！），將很快引至能源危機以及糧食生產和淡水資源出現短缺。到時世界各地會出現激烈的資源爭奪，甚至爆發「氣候戰爭」和出現大量「氣候難民」。國際秩序將會因此而崩潰。
請讓我先說一些故事。
六月二十日，毅行爭普選最後一日，早晨行至IFC。我們有數百人，在橋上已經靠邊走，但與上班的人潮重疊，畢竟擠擁。一妙齡女士不耐，真的向我們喊：「唔好阻住條路我要返工呀！」大家很客氣，立即開路，但我很不忿，真的想過找她理論。儘管忍住，但她的話我令我傷心，比毅行期間不時被阿伯粗口侮辱更痛心，久久不能平復。及後行至上環，意想不到有很多老店支持我們，才稍稍釋懷。
我對返工之說並不陌生。近年崛起的年輕派系，一直在網上譏刺港人，為民主和公義的付出，僅限於假日去遊行，行完就走。不肯留守或有其他行動，原因是明日要上班。我向視為挖苦和玩笑，常以此自嘲（遇事早退，便解釋「左膠聽日要返工」），不料真有人在面前宣之於口。請相信我，我們的人數難免有礙，但橋不長，即使阻礙也頂多不過一分鐘。事後我懷善念想，也許當天女士剛巧預算不夠，真的快遲到，才忍不住惡言相向。
那天星期五，參與毅行者，不是已經退休的老人家，就像我般請假。當晚立會又在審議東北前期工程撥款。我一日走兩場，那不算什麼，有些參加者是通宵兼程；有些參加者是陪著樞機每日起步。換來的是「唔好阻住我返工」，一分鐘。
我料有些人會說：你地成日講自由呀嘛，你覺得民主重要，人地覺得返工重要。你要尊重其他人嘅選擇同權利－－容後回應。
「衝擊好暴力！民主阻住地球轉！」
原圖：蘋果日報。本文原刊於《明報》。
《明報》偵查組發現地政總署高官在轄區內購入農地，並得到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重建四幢村屋。高官以權謀私的指控甚囂塵上，政黨中的前廉政人員也完成了開記招和示威等指定動作，要求高官放棄土地，政府則要檢討機制云云。
針對高官的指定動作當然要做，但是，我認為這次報導最有趣和有啟發性的是關於城市規劃委員會的部份，不應輕易繞過。
過去幾日的報導，讓大眾看到平時不受人關注的城規會運作細節：
今天（8月10日）去了一個機場發展關注網絡的記者招待會，多了認識赤鱲角機場過去十多年的亂局，腦海浮現出以下的「寓言故事」。
古時，幾個香城人合股開了一家餐館，設計、裝修和餐單都達世界一流水平，舖面面積足夠安放20張12人大枱，開店後聘了總經理管理，股東們以為總經理有多年從商經驗，所以交由總經理主持，日常不多干涉。
誰知總經理不認識飲食業，見開業後人客沒有坐滿餐館，擅自改放16張8人枱，為了吸引顧客光顧，調低了餸菜價錢和加入一些超級優惠如「壹蚊雞」和「六人套餐」，又為了增加收入，用4張枱的位置設立「劏房舖位」出租，賣珠寶、手袋等， 16個月後，天天 16張枱都有客人，還在門口附近放了兩張小枱給沒有枱的客人暫坐，假扮餐館增加了容量，實際上令空間減少和更擠迫。
這時總經理向股東們緊急報告，餐館已經飽和，為了可持續發展和應付不斷增長的顧客數目，必須立即在隔隣購入一個舖位開一家分店，否則會失去同業之間的競爭力。
股東們以為真有燃眉之急，於是開會討論增加投資開分店的提議，資歷比較短的股東開會前到餐館實地視察，見到全部枱都有客人，覺得總經理頗有道理，但是有份參加開店的老股東卻指出了一大堆問題：
1. 為甚麼每張枱不是原本設計的10人？
2. 舖內為甚麼沒有原設劃的20張枱？
3. 為甚麼不撤走門口的假枱？
從五月花號越洋而來的清教徒以及其帶來的新教工作倫理，被喻為美國強盛的關鍵因素。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撰文寫地利因素如何令美國強大，惹來陳劍青的批評，指這種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是中了帝國主義的遺毒云云。當然，環境決定論、地理決定論，以及十九世紀的人類學，都是拿來給殖民者合理化對被殖民的統治和征服，人類學並一度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的官學，當帝國征服者的馬前卒和隨從。
不過這種以地理環境因素去解釋一個文明興衰的學說，是否必然是歐洲帝國主義充滿種族偏見的產物呢？其實幾年前的歐債危機，便引發了學術界對歐豬國家經濟失敗的多種解釋。地中海的國家氣侯極佳、資源富足，也導致他們對財政與儲蓄觀念，和享受人生的看法，也因為他們的寄望來世的天主教信仰，與氣候寒冷，要為預計冬季而去計算農業生產和儲蓄，比較現世的北歐新教地區不同，也因此解釋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臘的債務危機。這種看法當然是過於武斷，但也十分流行。
救護車遭伏擊
最少兩名在巴勒斯坦工作的紅新月會成員被殺，35人受傷，另外17輛救護車被破壞得無法使用。
32歲的穆罕默德‧阿巴德勒（Mohammad al-Abadlah）透過紅十字會，在與以軍事先溝通的情況下，進入加沙南部城鎮al-Qaraqa，然卻隨後遭到以軍士兵開火。
40歲的Hassan al-Attal是當時與阿巴德勒同行的同事，在他提供給國際特赦組織的證供中，他指證以軍是在完全清楚他們是醫護人員的身份的情況下，向他們開火的。
據報他們當時正在當地時間7月25日晚上10時，在al-Qaraqa準備撤走一名傷重的男子，但由於村落被封鎖，他們無法內進。巴勒斯坦紅新月會遂依照慣例，透過紅十字會與以軍溝通，並交代二人的請求。Al-Attal表示正當他們二人在尋找進村的路時，他們收到以軍經紅十字會轉達的指令，並指示他們進村的道路。
「我們走了約10-12米左右，然後我們忽然被正面開火。我的同事慘叫：『我被擊中了！』，然而射擊沒有停止，我只能跋腿狂奔上救護車，而沒有機會把阿巴德勒帶離現場」。Al-Attal對國際特赦表示。
在親權力團體一遍「反佔中」、「反暴力」、「撐警察」的刺耳聲浪中，過去的周末尖沙咀文化中心劇場上演了《1967》舞台劇，是四十七年前發生的「佔中」、「暴力」、「警察／鷹犬 VS 愛國群眾／暴徒」的劇場演譯。
此劇由「一條褲製作」製作，導演是胡海輝，男女演員共七位，沒有署名編劇，劇本相信屬集體創作，基於訪問不同當事人、旁觀者、研究學者，以及從一些有關「六七」的書籍，如張家偉的《六七暴動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傷城記》，屈穎研的《火樹飛花》等，抽取資料而寫成。
如何看待「六七暴動」／「反英抗暴」？是香港抗爭史的一部分，一場動亂？還是對中英雙方而言，都是不堪回首的一段歷史？新近成立名為「六七見證」的團體，是破天荒由當年前線警員及牽涉其中的左派人士共同發起，現在仍在招收會員。他們希望透過過來人走出來訴說自己當年的遭遇及事後的反思，「還歷史和當事人一個公道」。劇場亦以「還香港歷史一個真相」作招徠。
正如「六七見證」主席林占士所言，「六七暴動」不單是「土製炸彈」、「林彬被燒死」、「警察打死人」，很多被牽涉其中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他們的思想和掛慮。若更多這類普通人願意出來講出自己的心聲，可以豐富人們對「六七」這段相當重要歷史的理解和體會。
黃悅安──聾童教師、語言學碩士、手語傳譯員。
也是我的好友。
2005年，我和黃悅安，同是20歲出頭的大學畢業生，開始在新界南的一所聾童學校工作。說起手語和聾人的話題，我和她總是滔滔不絕，很奇怪的，我們兩個，本跟聾人社群毫無關係，可是那種熱愛，比很多聾人朋友還難捨難離。我倆的手語，程度都很好，我們同是傳譯員，有時對話像極火星文：「你電影唔點解？」 「錢冇啊！」 講話都是手語的語法，半開玩笑地。
身邊的朋友沒法理解，我們怎能相處和睦。我憤世嫉俗，討厭繁文褥節，性子急，臉色像朵烏雲。她剛好相反，她是笑袋，高興時「哈哈哈」的歡樂能量響遍全街，她願意追隨，無論做什麼都百分百細緻投入，每當我怕遇麻煩翻白眼，她就是那個對自己大喝一聲「黃悅安加油！」，奮不顧身搏鬥下去的人。可是，她哭點也奇低，每遇壓力，她的發洩就是哭，遇事時總喜歡怪責自己，我常被她大起大落的情緒弄得莫名其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