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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到了領養者傳來的一張照片，感動得熱淚盈眶。
幾個月前NPV在山上救了一隻唐狗，叫大白板，左邊前後腳都斷了，醫了好一段日子，也留院了好一段日子，一直沒有人領養，最後幸運之神眷顧，找到家了。
我不止說過百次，救治一隻社區動物不難，但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康復過程，動物不多不少和人相處久了，慢慢家化了，要返回社區生活就有困難。 那社區動物去到新家庭適應又會有困難嗎？有時也要看運氣的。
照片（見上）右邊就是大白板。咪著眼在打瞌睡。
照片左邊是領養者的舊家庭成員 - 可愛的賓尼兔，很專心很滿足地在開大餐！我們看見照片第一時間都是問：「隻兔仔唔驚隻狗嗎？」「隻狗唔怕隻兔仔嗎？」「隻狗唔會蝦兔兔嗎？」又或「兔兔唔會恰狗狗嗎？」答案當然是：唔會！
動物之間，從來不會因為物種不同而有紛爭。只有人類自以為是唯我獨尊，才搞出種種無無謂謂的你死我亡。
（獨媒特約報導）警務處長曾偉雄明天開始退休前休假，民間人權陣線警權組聯同職工盟、民主黨及雨傘組織代表，於灣仔警察總部外請願，批評曾偉雄任內加劇警民關係撕裂、包庇下屬濫權、破壞警隊政治中立原則和大力打壓社會公民運動，準備了貼滿罪名的紙板人作退休禮物。民陣亦向盛傳接任處長的警務處副處長盧偉聰遞交公開信，邀請他展開對話，尋求改善警隊表現及修補警民關係的共識。警察總部派代表收公開信，但拒絕接受禮物。
民陣警權組召集人陳樹暉指曾偉雄上任以來，一直採強硬手段與民為敵，如過去港大「818」事件中非法禁錮向總理李克強請願的學生，屢為建制護航，破壞警隊政治中立原則；去年雨傘運動其間大發「慈母論」，拒絕為前線警察濫權、濫暴行為道歉，縱容下屬，撕裂警民關係，致使警隊支持度大跌，失去市民信任。陳樹暉續指曾偉雄大力打壓公民運動，累計拘捕至少2,300名示威者，現在更不理社會反對以公帑「擴軍」，購買水炮車，認為此舉無助紓緩對立情緒。
（獨媒特約報導）《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規管執法機關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行動，2006年生效至今涵蓋範圍已經過時，政府今年2月向立法會提交修訂。獨立媒體（香港）、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記協等團體認為，保安局提出的修訂建議只屬小修小補，執法機構針對示威者及記者的監控仍然「無王管」，促請保安局承認《條例》包括Whatsapp、Telegram等網際通訊，並具體說明「電訊系統」所覆蓋的網絡通訊系統及工具，以保障市民私隱。
在《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下，公職人員不得直接或間接地進行任何截取或秘密監察，而執法機關在展開任何截取通訊或秘密監察之前，必須先取得小組法官或指定授權人員的授權。
保安局未承認是否包括即時通訊
編按：都給電視台拍下來了，竟然是證據不足？記協及港台工會分別發出聲明，記協認為警方的決定匪夷所思，港台工會促警方尋找新證據。
【記協聲明】
去年10月「藍絲帶運動」於尖沙嘴舉行集會期間，香港電台一名女記者及無綫電視新聞部一名記者和兩名攝影師在採訪時遇襲事件，警方均以證據不足為理由作結。香港記者協會認為警方的決定匪夷所思，解釋欠說服力，促請警方要公平、公開及公正地詳細交代箇中理據。
「藍絲帶運動」於去年10月25日在尖沙嘴舉行集會，四名新聞工作者在採訪期間受襲。警方昨在傳媒查詢後證實，兩宗案件均證據不足。關於港台女記者的個案，警方指現時證據不足以證明任何人士觸犯罪行。至於無綫記者及兩名攝影師的個案，警方先後拘捕三名男子，經徵詢法律意見後，無足夠證據作出刑事檢控。
記協認為，警方的解釋欠缺說服力，事實上，當日無綫採訪隊受襲，有新聞片段及圖片影到，故警方有必要公平、公開及公正交代詳細理據。記協並促請警方應繼續徹底搜證，從多方面深入調查尋找證據，絕對不能姑息任何暴力行為，要將不法人士繩之於法。
另外，記者受襲事件涉及新聞自由，惟警方沒有主動公布兩宗個案的調查結果，而是傳媒查詢後才作回覆，本會對警方的做法表示強烈不滿，要求警方作出檢討。
（獨媒特約報導）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下午出席網台節目，與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討論政改。劉慧卿認為，林鄭不要把責任推卸到泛民議員身上。林鄭只回應表示「袋住先」是重要的第一步，如果政制不向前行，根本沒法普選立法會。林鄭又表明不排除安排泛民和中央官員在表決前見面。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錄影開始前到場抗議，不滿官員近日落區做騷，要求林鄭參與公開辯論。
林鄭：2010民主黨踏一大步
林鄭月娥表示，政改方案要得到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支持，還是有很大難度。她又指泛民議員過去一年花了過多時間在公民提名上，應務實一點，回到現時的政改方案上。劉慧卿回應表示，民主黨曾提出三軌方案，當局現在不斷叫泛民放棄理想，去顧全大局是不合理。
林鄭又強調，每人對民主的標準不同，不能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想法凌駕整個社會的利益。她又認為人大的政改方案是推動民主的一大步，而且這次機會實在得來不易：「有啲保守既人都仲支持1200人投票嫁，所以方案能夠做到一人一票，今次是好難得。」她又重提2010年民主黨的「一大步」，她認為當年此舉促進了政改的成果，希望泛民6月能再次效法。
荃灣工廈區旁邊有條叫石碧新村，是當時政府在60年代興建水塘時為大嶼山石碧村民進行市區全村安置的房屋，原因：他們是原居民。
工廈區內有座叫爵悅庭的豪宅，十多年前新鴻基借興建酒店之名義改劃成「酒店式住宅」用工廈地出租出售，享受工廈改劃的靈活性，原因：他們是地產商。
但當荃灣榮豐工廈被投機業主用作劏房，招引大量租不起普通單位的城市低下層，昨日房屋署來封屋掃場，居民就連家中財物都無法拿走，原因：他們就是一班負責供養地主的窮人。
我發現這其實是一個劏房戶被劏房人生劏的故事。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自己劏房無問題，囤地無問題，原來窮人住在工廈劏房就是罪名，論罪應劏。在此意義下，他們不只是簡單意義下的「窮」，在這班官員眼中，他們根本一無所有，劏房內的財物不是財物，窮得什麼身份也沒有，連所謂「劏房戶」的名份都不是。
我們無法不承認，當今擺在眼前的城市規劃已經成為一場有關階級與空間的復仇戰爭。荃灣由過去作為工業市鎮工人抵抗工業資本的剝削，到今天各種特權階級要大舉奪回無名無姓的窮人還可以稍作休息的生活空間成就他們發展的美夢。特權階級就是看不過窮人在佔用微小的城市空間，正有計劃地以公眾利益之名，不斷透過重建、搶地、滅村，將土地重新分配回政府及特權階級的手裡，讓窮人生活亂離、不得其所，乖乖進貢你們的時間與青春，引領你們去攀登這條已經度身訂造好的房屋階梯，回復「日常生活」的美好秩序。
今天的職業足球員，當上世界級球星就可成為富翁，約滿後可以自由轉會。但這一切都不是必然的。曾幾何時，英格蘭的足球員，無論名氣有多大，實力多高超，在職場上也與奴隸無異。因為他們沒有爭取較好待遇的權利，也不能選擇自己的僱主。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英格蘭的職業球員受到兩種制度剝削。一是最高工資（你沒看錯，是最高工資）；二是英文叫retain and transfer system的轉會制度，我們譯為「留用轉會制度」吧。最高工資制度始於一九零一年。由十九世紀末起，一些中小型球會已爭取引入最高工資，以減少大球會對球員的吸引力。當最高工資制度引入時，球員的週薪不得多過四英鎊，大概是當時技工薪金的兩倍。其實大部分球員當時的薪酬就沒有四英鎊那麼多，所以球員沒有激烈反對。而由於當時的球員工會，即一八九八年成立的Association Footballers Union（AFU）未有好好保障球員權益，它在一九零一亦告解散。
到一九六零年，雖然最高工資已由四英鎊升至二十英鎊，但當時一般工廠工人的週薪也有十五英鎊。對吃「青春飯」，而且隨時因傷而完結足球生涯的職業足球員來說，他們當然不會感到滿意。終於在一九六一年，取代AFU的新英格蕳的職業足球員工會——成立於一九零七年的職業足球員總會（PFA）——決定罷工爭取取消最高工資制度。
4月29日早上屋宇署出動防暴警察迫遷荃灣榮豐工廈16戶居民，他們即日前往旺角屋宇署長辦公室通宵抗議，訴求只為「先安置，後清拆」。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付得起租金的都不會挺而走險租工廈劏房？租客只是不想無家可歸，但這個訴求在梁振英手中已是奢侈。
梁振英於施政報告問答大會表示，安置會變相鼓勵更多人入住工廈劏房。不過，政府卻在正鼓勵工廈業主劏房賺錢。政府資料顯示，屋宇署約於三年前開始進行大規模取締工廈劏房行動，至今出72張清拆命令及中止更改用途命令，對未有遵從者提出刑事檢控，但每次檢控罰款最多20000元，比業主一個月收取的租金更低，比租客要搬屋所花的上期按金等開支更便宜，毫無阻嚇作用。
審計署也罵屋宇署，她於本星期公布《第六十四號報告書》，指出屋宇署巡查出現延誤、未有妥善處理清拆令等問題，而傳媒亦有報道不少以營運劏房致富的業主，至今租金收入仍然豐厚，政府卻不打擊，只是一味將租客驅趕，卻更從未使用「釘契」等嚴厲方法，如此欺善怕惡，不是雙重標準嗎？
租客退無可退，冇錢只能住工廈，業主只為賺更多而改建做劏房，如果大家都犯法，為何苦果只是弱者承受？全港現時有20萬劏房居民，另估計工廈佔萬戶，今天榮豐居民處境就是未來一年數以萬計居民面對的問題。
學聯或缺席今年六四晚會，浸大學生會成員解釋：「建設民主中國，呢個唔應該係我哋香港人嘅責任，香港人嘅責任只有一個，就係保住香港」，云云。
這犯了兩個錯誤。
首先，是中了陳雲一路極端本土派所散播的咒，以為六四僅僅是別人的事。事實上，26年來，香港人之所以持之以恆，依然懷有傷感，除了因為守望正義，更是由於這是一件極之本土的事。
8964根本是百萬港人的一次民主洗禮。那年春夏，連跑馬地也破天荒成了民主集會地，人們不再只做馬照跑、舞照跳的經濟動物，而是從心坎裏多了份民主意識。
縱然後來坦克車將之暴力輾碎。當時，這一政治創傷，一定程度的造成了犬儒、冷漠、移民，但同一時間，也有很多人沒有給挫折打垮，並懂得了人間正義和自由民主的真諦，走上不一樣的路。
後者影響了之後的社會發展，並孕育出香港崇尚自由民主反專制的氛圍氣息，1990年代滲入大眾傳媒、文化領域、以至各式公民社會運動之中，造就了之後的人間世。
由此可見，極端本土派之所以是極端，乃因為他們的所謂本土，具強烈排斥性，且時常跟過去徹底割離，可謂抽象離地。
（網上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一直被批評漏洞甚多，延至今年4月，修訂方案終於提交立法會審議。立法會議員梁繼昌昨日（4月29日）提交質詢，要求當局交代執法機關截取通訊內容及用戶個人資料的權力和數字，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回覆指執法人員須根據《條例》向法官申請授權，於2009年至2013年每年平均獲發約1,000項授權，未有透露截取Whatsapp、Telegram等即時通訊軟件的數字。黎棟國又指執法機關向網絡服務供應商索取用戶資料和憑藉法院手令檢取證據，每年平均超過4,000宗，但並不屬於《條例》的規管範圍。
獨立媒體（香港）早前就《條例》修訂發表聲明，今日（4月30日）將舉行記者會，促請保安局表明《條例》包括電郵、Google Hangout、Whatsapp、Telegram等網際通訊，保障市民私隱；而立法會將於5月2日進行公聽會，聽取市民意見。
條例每年僅規管千項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