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獨媒特約報導）2015年施政報告宣佈預留500億元作退休保障用途，於下半年展開公眾諮詢，但當中建議設立資產審查，再度引起爭議。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多年，最近出版新書《香港要Stand Up》，並舉行座談會，向公眾重申及講解「全民退休保障」的理念。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於唱強調全民退保是公民權利。
全民退保應人人有份
黃於唱指本港社會目前流行三類型的方案，分別為有審查的退保、全民免審查退保和羅致光提出的｢年金」退保模式。面對該筆開支錢從何來的問題，他提出四個方法，當中包括政府投入500億的種子基金，預留部分強基積金供款予退休保障基金等等。
坊間有意見對全民退保有保留，認為「點解李嘉誠都可以有得保障？」，黃於唱表示對此言論感到不解，強調「呢個係一個公民權利」。黃又指從過往數字上可見，大概有5%至10%的人不會拿這個保障。
有中產階層不滿不斷付出卻沒有回報，黃於唱認為若要爭取中產支持，便要推行全民退保，讓他們覺得自己對自己的將來付出，而非用自己薪金養其他人。
資產審查不符合成本效益
高速公路成為中國經濟起飛的命脈，也寫盡底層民工的人生。（圖為年初發生在貴州遵赤高速公路坍塌事件，3位民工喪生。chinadaily中文網）
紐約客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是對當代中國的精確描述嗎？
是也不是。
歐逸文在此書中，認為當下的中國是一個「野心時代」（這是中性的字眼），而這個時代有三種主角：追求財富的各種企業家、追求真相的記者或異議者，還有追求信仰的信徒。這些追求有很大一部分都受到了阻礙，但他們對這些東西的追求的確定義了這個時代。
香港唱作歌手，林二汶。
素顏，沒有造型膠的短髮，身穿純色T恤牛仔褲，帶著黑框眼鏡，代表著香港，站在中國好歌曲的台上。
樸素低調的穿著，忠於自己的身型，跟一眾瘦削隆重打扮的女歌手，形成對比。
可是，這個原本暗淡的身影，卻在一開口後，光芒四射。
沒有聲嘶力竭的大叫，沒有刻意討好某一群觀眾的唱腔，只是用她一貫最細膩又深情的聲線，感動人心。
簡單但震撼的歌詞，流暢但被評判讚嘆為雋永的曲韻，一個一個字，一粒一粒音，送進每個聽眾的耳朵裡，打動每個人的內心。
歌曲是「才女」，歌詞是由其兄長林一峰執筆的「至死不渝」，帶出那份不一定要轟轟烈烈，卻必須是細水長流的愛情。
林二汶就是有種這樣的威力，看她平日發表的言論，看她寫下的專欄，看她在這唱片業低落的時期仍然願意用能夠買下一層樓的資金來出一張唱片的執著，你就會知道，她就是這樣的人。低調但比任何人都堅持，直接又比很多人都誠懇。
不論是台灣的蔡健雅﹑中國音樂教父劉歡﹑中國組合羽泉還是第一個為她拉下把手的周華健，都為她的歌聲和感情而動容，亦讚嘆她的歌寫得很好，於現在的時代裡是很難得的。在我而言，這不但認同了林二汶的確是被很多人評為「樂壇已死」中的清泉，而且亦證明了她的實力仍然有很多很多未被聽眾發掘的空間。
削山後飛機可以早點轉南，讓出中線（來源：人人監機會）
今天（2月6日）報章報道，民間團體「人人監機會」指出，早已存在一個東北大嶼山削山方案，使赤鱲角機場向東起飛的飛機可以提早離開「中線」，清空起飛航道，下班飛機可以及早升空，疏導排隊起飛的飛機，令飛機起飛航班增加。
削山增加航班不是艱深的道理，看看下圖就明白。現在因為要避開大陰頂和花瓶頂，飛機升空後要到了馬灣或以後才飛離中線，飛機起飛頻率約一分半鐘一班，但是如果削了山，飛機早些轉南離開中線，後面的飛機可以提早起飛，據了解這個情況下可以做到約一分鐘一班。
但是報章同時報道：機管局指「削平東北大嶼山的大陰頂及花瓶頂，只可減低飛機在平行離場情況下使用緊急航道時的爬升斜度，與提升跑道容量不相關」，語氣十足專家。
真奇怪，機管局甚麼時候變成民航專家？老實說，跟他們交手多次，看不出他們有這方面的知識，機管局的說話不能作准。
更奇怪的是：為甚麼不是民航署署長出來澄清民間的「誤解」？他們才是民航專家啊。
香港是文明理性的社會，如果民間的說法有誤，民航署理應公開指出錯在哪裡，透過理性交流溝通，把事實釐清。
過去一星期，有兩單新聞幾乎被香港所有媒體忽視：一，教宗方濟各確認薩爾瓦多總主教羅梅洛（Óscar Romero）為殉道者（martyr）；二，大陸地下主教師恩祥被中共政府秘密關押十四年後，在獄中逝世，終年九十四歲。香港傳媒冷待，並不出奇，皆因不明當中意義。
羅梅洛總主教：無聲者之聲
羅梅洛神父的神學及政治立場一向保守，例如他曾推崇教會內保守團體主業團（Opus Dei）的靈修方式，也曾支持冊封該團的創辦者施禮華（Josemaría Escrivá）為聖人。一九七七年，羅神父獲教宗保祿六世任命為薩爾瓦多總主教，惹來一些左翼神父及修女不滿。而事實上，羅總主教傾向不與政府對抗。
但獲任命後不夠一個月，羅總主教的朋友——耶穌會神父Rutilio Grande被刺殺。總主教驚覺政權暴虐，心靈思想開始改變。在神父被殺後的星期日，總主教下令總教區內所有堂區取消彌撒，並在主教座堂主持唯一一台彌撒，超過十萬人參與，總主教在彌撒中要求停止暴力
在往後的日子裡，總主教搖身一變成為人權保衛者，四出探訪貧弱，譴責右翼軍政府侵犯人權。其也在每星期日的彌撒講道中，列出該星期被失踪、虐待、謀殺者的案件。他甚至去信時任美國總統卡特，批評美國政府資助軍政府。總主教因此獲譽為無聲者之聲（voice of the voiceless）。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慘案，筆者相信大家都不會忘記，而每年的六四悼念晚會都有數以十萬計的市民出席。香港人對六四慘案是不敢回憶，未敢忘記。即使是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未有經歷當時的每一刻，都主動從各種途徑尋找史實，希望從而全面瞭解當時所發生的每一件事。筆者相信這除了是尋找史實，而且是尋找良知。因為筆者認為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立場，並不只是單純政治立場，而是大家對人們生命的尊重。
近年，香港本土主義興起，香港應與中國大陸有所區隔，無論是文化，政治，以至入境政策，都應以香港人為首要考慮。香港的資源，應該是香港人優先，而中國大陸的遊客無理由以旅遊為名，搶佔資源為實。筆者對此表示十分贊同，香港人無論從歷史，文化角度來看，都與中國大陸的歷史文化有所分別，大至歷史觀，小至人民的行為文化觀。當年鄧小平為了收回香港，不惜提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以希望港人降低對中共的戒心。筆者認為這甚或代表鄧小平都同意中國大陸與香港是有所分別，而回歸後再進行殖民就是後話。從此可見，筆者至少有一點可肯定，中共再殖民的陰謀是未能成功，甚至更令香港人對本土意識更加認同。雨傘運動過後，香港人本土意識認同的討論更趨熱烈，甚或引起另一議題的討厭，到底香港人應如何看待六四事件，甚至應否繼續支持支聯會的四大綱領。
圖：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報導：【浸大編委訊】幹事會候選內閣：「保住香港」更重要，今年將不出席六四晚會
於二月五日晚，浸會大學候選幹事會內閣「弘毅」，在諮詢大會上指不會出席今年支聯會舉辦的六四周年晚會。候選外務副幹事長張崑陽進一步解釋，內閣不把「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而比起「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保住香港」更加重要。筆者並不認同「弘毅」以及張崑陽對六四事件的演繹。六四事件（或說八九民運）並非一件發生於他者他地的歷史，而是一場具本土面向的香港人政治覺醒。本文並非只用於回應「弘毅」的言論，同時亦指出一種重新看待六四事件的方向。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音樂界不乏有抱負的音樂創作人，但是往往與唱片公司的商業理念背道而馳，因而被冷落。創作歌手迪子從小開始學琴，其後組成樂隊「1DOUBLE3」，並於2011年以創作歌手出道，但其後因與唱片公司合作理念不同，而成為獨立音樂創作人。
「獨立發展，其實好多嘢都要慳住用。」缺乏唱片公司的財政支援，創作音樂愈來愈困難。迪子說：「做呢一行，其實好消磨意志，宜家淨返嗰團火，全靠我身邊嘅朋友支持。本身只喺想隨便整一首歌就算，因為真係冇成本。」迪子慶幸得到朋友支持，「我想用真樂器個陣，朋友真係無條件、奮不顧身幫我」，「身邊嘅人咁幫得手，如果宜家放棄，真喺好對佢哋唔住，所以自己想努力做好每件工作。」
離開唱片公司 實踐理念
（獨媒特約報導）上星期三（1月28日）元朗錦上路吳家村一間鐵皮屋發生奪命火災，一名南亞裔男子死亡，揭露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安排難民入住違法寮屋，間接造成今次悲劇。社署回應稱ISS一年多前已不斷作出勸喻，但大多數受助人因希望住在獨立單位或與同鄉、朋友為鄰等理由，選擇繼續留居在該處的居所。
早在一年前，難民聯會曾在灣仔社會福利署附近搭起營帳「佔領」逾月，抗議ISS貪污，侵吞難民的資助。
「我們只是爭取基本人權，有地方睡覺、有食物」
Khaled Hussicn Kholod Al Baenaleh是約旦人，現時並沒有工作，亦沒有固定的居住地方，平日只睡在金鐘廊。今日，他希望能夠透過具體行動來抗議ISS一直以來並沒有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亦沒有尊重他們的人權。他續說他們只是想ISS給予基本居住的地方、食物和尊重，但ISS連基本需求都不能達到，甚至無理對待他們的求助，又叫他們自己問題自己解決。
（明報職工協會圖片）
看完鍾天祥的回應，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明報多了位身居總編的威權先生。當然他並非太上皇，因為明報員工和公眾仍然對他構成多少制衡，至少像我今次的抽稿事件，最後他還是需要刊回。
我原以為自己的專欄面臨抽稿又延遲，鍾天祥會帶來甚麼實質的回應，但原來又是空洞的短打，(像上次「私改六四頭條」的回應一樣，他辯稱自己「按照新聞邏輯而行使權力」)，這不是用理性來說話，而是用權力來說話；有趣是，在上位的人，就是喜歡講些空話，來顯示自己的寬容。他對我文章這樣回應：
『陳景輝先生惠稿談到「六四密件」新聞處理一事，作為明報總編輯，我雖不同意陳先生的文章部分論述意見，但依據《明報》多年以來秉持的「意見大可自由，事實不容歪曲」原則，仍予以刊登。』
鍾先生的寬容姿態，叫人想起官員愛打的官腔，當面對遊行示威時，他們愛說：「香港是一個多元城市，政府尊重市民有權表達」云云。可是，作者的意見自由，市民的有權表達，這都是常識，何須你們特別肯定和批准呢？這再次說明，鍾先生刻在額頭的寬容，是一種企圖躲避質疑又要顯得大方的官場技倆。這令人擔憂。
一位總編，面對的是浩瀚的尖銳意見和自由交流的公共言論領域，但鍾先生說話的格調和行事的方式(換頭條想抽稿及空洞回應)，卻是一個不知節制權力、語言程度只及官腔水平的政府官員，這個鴻溝令人悲哀之餘，相信將會引發更多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