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派學生張昆陽說道:「我們當中有許多人不喜歡(六四)晚會,因為它隱含我們是中國人的概念」。過去二十多年,六四晚會也好,日常各種場景也好,究竟「隱含」了我們是甚麼人?
我過去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現在卻經常被迫問,可是,我還是沒有答案。六四之後,中共大搞「愛國主義」,香港邁向回歸則出現大大小小的身份認及懷舊情緒,我與身邊不少朋友對這兩者都沒有太大興趣。有時,身份不明,歸屬不清,反而變成一種彈性。憑著左右逢源的身份標籤,在香港、中國大陸,以至華人世界進進出出。這既是策略,亦是處境。我們主觀認為,這是一個「後國族」(post-national)的新時代——一個不相信任何族群或國族認同邏輯的時代。雖然事後看來,這可能太樂觀了。
公民社會、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
我們相信這是「後國族」時代,大概是因為,我們當年覺得,中國/香港的認同根本不是政治,政治在別處。經歷過1989年的國家暴力,大規模運動抗爭失敗之後,香港民主派政治人物與政黨借著「民主抗共」成長起來,也打造了泛民支持者。而我身邊一些批判意識較強的朋友,屬社會上的少數,他們跟社會運動親近,則對代議政治不大感興趣,甚至有時會有反感抗拒。他們提出的是另一種視野,我們大概可以由兩個關鍵詞來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