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山後飛機可以早點轉南，讓出中線（來源：人人監機會）

今天（2月6日）報章報道，民間團體「人人監機會」指出，早已存在一個東北大嶼山削山方案，使赤鱲角機場向東起飛的飛機可以提早離開「中線」，清空起飛航道，下班飛機可以及早升空，疏導排隊起飛的飛機，令飛機起飛航班增加。

削山增加航班不是艱深的道理，看看下圖就明白。現在因為要避開大陰頂和花瓶頂，飛機升空後要到了馬灣或以後才飛離中線，飛機起飛頻率約一分半鐘一班，但是如果削了山，飛機早些轉南離開中線，後面的飛機可以提早起飛，據了解這個情況下可以做到約一分鐘一班。

但是報章同時報道：機管局指「削平東北大嶼山的大陰頂及花瓶頂，只可減低飛機在平行離場情況下使用緊急航道時的爬升斜度，與提升跑道容量不相關」，語氣十足專家。

真奇怪，機管局甚麼時候變成民航專家？老實說，跟他們交手多次，看不出他們有這方面的知識，機管局的說話不能作准。

更奇怪的是：為甚麼不是民航署署長出來澄清民間的「誤解」？他們才是民航專家啊。

香港是文明理性的社會，如果民間的說法有誤，民航署理應公開指出錯在哪裡，透過理性交流溝通，把事實釐清。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慘案，筆者相信大家都不會忘記，而每年的六四悼念晚會都有數以十萬計的市民出席。香港人對六四慘案是不敢回憶，未敢忘記。即使是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未有經歷當時的每一刻，都主動從各種途徑尋找史實，希望從而全面瞭解當時所發生的每一件事。筆者相信這除了是尋找史實，而且是尋找良知。因為筆者認為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立場，並不只是單純政治立場，而是大家對人們生命的尊重。

近年，香港本土主義興起，香港應與中國大陸有所區隔，無論是文化，政治，以至入境政策，都應以香港人為首要考慮。香港的資源，應該是香港人優先，而中國大陸的遊客無理由以旅遊為名，搶佔資源為實。筆者對此表示十分贊同，香港人無論從歷史，文化角度來看，都與中國大陸的歷史文化有所分別，大至歷史觀，小至人民的行為文化觀。當年鄧小平為了收回香港，不惜提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以希望港人降低對中共的戒心。筆者認為這甚或代表鄧小平都同意中國大陸與香港是有所分別，而回歸後再進行殖民就是後話。從此可見，筆者至少有一點可肯定，中共再殖民的陰謀是未能成功，甚至更令香港人對本土意識更加認同。雨傘運動過後，香港人本土意識認同的討論更趨熱烈，甚或引起另一議題的討厭，到底香港人應如何看待六四事件，甚至應否繼續支持支聯會的四大綱領。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音樂界不乏有抱負的音樂創作人，但是往往與唱片公司的商業理念背道而馳，因而被冷落。創作歌手迪子從小開始學琴，其後組成樂隊「1DOUBLE3」，並於2011年以創作歌手出道，但其後因與唱片公司合作理念不同，而成為獨立音樂創作人。

「獨立發展，其實好多嘢都要慳住用。」缺乏唱片公司的財政支援，創作音樂愈來愈困難。迪子說：「做呢一行，其實好消磨意志，宜家淨返嗰團火，全靠我身邊嘅朋友支持。本身只喺想隨便整一首歌就算，因為真係冇成本。」迪子慶幸得到朋友支持，「我想用真樂器個陣，朋友真係無條件、奮不顧身幫我」，「身邊嘅人咁幫得手，如果宜家放棄，真喺好對佢哋唔住，所以自己想努力做好每件工作。」

離開唱片公司 實踐理念

（明報職工協會圖片）

看完鍾天祥的回應，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明報多了位身居總編的威權先生。當然他並非太上皇，因為明報員工和公眾仍然對他構成多少制衡，至少像我今次的抽稿事件，最後他還是需要刊回。

我原以為自己的專欄面臨抽稿又延遲，鍾天祥會帶來甚麼實質的回應，但原來又是空洞的短打，(像上次「私改六四頭條」的回應一樣，他辯稱自己「按照新聞邏輯而行使權力」)，這不是用理性來說話，而是用權力來說話；有趣是，在上位的人，就是喜歡講些空話，來顯示自己的寬容。他對我文章這樣回應：

『陳景輝先生惠稿談到「六四密件」新聞處理一事，作為明報總編輯，我雖不同意陳先生的文章部分論述意見，但依據《明報》多年以來秉持的「意見大可自由，事實不容歪曲」原則，仍予以刊登。』

鍾先生的寬容姿態，叫人想起官員愛打的官腔，當面對遊行示威時，他們愛說：「香港是一個多元城市，政府尊重市民有權表達」云云。可是，作者的意見自由，市民的有權表達，這都是常識，何須你們特別肯定和批准呢？這再次說明，鍾先生刻在額頭的寬容，是一種企圖躲避質疑又要顯得大方的官場技倆。這令人擔憂。

一位總編，面對的是浩瀚的尖銳意見和自由交流的公共言論領域，但鍾先生說話的格調和行事的方式(換頭條想抽稿及空洞回應)，卻是一個不知節制權力、語言程度只及官腔水平的政府官員，這個鴻溝令人悲哀之餘，相信將會引發更多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