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樹仁大學同學：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8月31日，全國人大已就普選方案落閘，不但維持現有小圈子四大界別的提名委員會，候選人更須得到提委會過半數委員支持，方可出閘成為候選人。面對這個不公義，不民主的方案，有票，就一定要袋住先？

我們懼怕一個不公義、不公平的選舉方案，會加劇已有的社會矛盾，令弱勢聲音繼續被打壓。眼看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弱勢社群長期被剝削，財富和土地卻積存於權貴身上。再看到東北發展撥款被強行通過、中央發表白皮書......種種社會的景象都提醒我們，讓我們心存恐懼，懼怕著香港不再是熟悉的香港了。

已故校長鍾期榮博士生前教導學生「熱誠、盡己、正氣」，並以「敦仁博物」為己任。身為仁者，看見社會上因不公不義的選舉制度而被忽視、被剥削的弱者；看見香港人已經走了三十年的民主路，似乎仍遥遥無期......在這關鍵時刻，讓我們表達對真普選的渴求，我們能袖手旁觀嗎？能不走多一步抗命嗎？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身為大學生，我們無法向這不公義的制度妥協。三十年來，我們上街過、遊行過；被鎮壓過，被拘捕過，也被抹黑過。我們用盡了一切的方法爭取普選，換來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同學，我們真的是被利用、被人操縱嗎？青春，不是應該擁抱對公義社會的理想嗎？

學生蘊釀罷課，如火如荼，教師能不聞不問，當沒有事情發生嗎？ 相信大部份教師也憂心忡忡，若任教的學校有學生組織罷課，或直接參與罷課，不上學而跑去校外罷課場地參與活動，教師應怎樣處理這些突發情況？

大專生的罷課較易處理，他們始終也是成年人，不須家長同意也有權自主上課與否，大學教師也易於作出應對，所以便有支持大專生罷課的學者可以正式宣示立場並提出如何支援大專生的行動，大學內也有足夠場地讓罷課的學生組織和舉辦活動。

中學生的罷課情況則較為複雜，最重要的是要過家長那一關，若同學能和家長商討後達成共識，決定參與罷課，然後通知學校，用告假形式或坦誠相告則是後話，要踏出第一步贊成罷課才是關鍵。若家長自願的容許子女不上學，大部份學校也未至於愚蠢至與家長作對，大不了當學生告假在記錄上照填，若以此嚴懲學生大抵不會發生。

中學教師又可以怎樣面對這場罷課運動？ 都說特區已進入一個「抗命」年代，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要全面操控特區的運作，一個假得沒人會相信是真普選的政制改革方案，要剝奪港人的自治權，要把特區「赤化」的意圖，除了一群既得利益者睜著眼說瞎話大力唱好之外，所有港人都明白這一回若讓中共得逞，香港將迅速淪陷，沒有人可以倖免。在這樣一個困局下，港人必須發聲，抗爭，起來行動，香港才有希望。所以年輕的學生被逼得「退無可退」要以罷課來作抗爭的第一步，教師能袖手旁觀嗎？

（獨媒特約報導）黃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稱呼。從外表看來，滿頭的白髮和深錯的縐紋，身上橙黃色的休閒襯衫加短褲，他的確是一位在公園常見的老人家。儘管如此，他卻有著另一個身份，那就是「爛橙」街站的發起人，以另類的手法向市民解釋不要「袋住先」，不要篩選。

黃伯家鄉在廣州，1949年新中國成立，出於對當時政局的憂心，黃伯舉家一路流浪來到香港，在當時甚多同內地人居住的摩星嶺住了下來。黃伯坦言初來港時家中一貧如洗，唯有靠母親幫人打工過活，「果時黎到香港係9歲，但為左讀小學只好報細3年。」中學畢業的黃伯曾經當過香港皇家警察，可惜薪水不夠養活一家，之後就離開了警隊，去了一間裁縫鋪做學徒。數年後更開了幾間裁縫鋪，生活也算小康，當時亦從沒打算參與政治。

價格：便利店賣港幣5-6元 （容量500毫升）

產品評級：性價比超低。 500毫升自來水， 水務署收你0.004525元。你卻以高超過一千倍的價錢向膠樽水生產商購買入了樽的自來水（縱使經過濾，加礦物，還是賺得太狠了吧）。

綠色評級：漂綠。香港每天製造一百噸PET膠樽垃圾，相等於兩百萬個飲品膠樽。單是製造這品牌膠樽水的飲品公司每天就能賣出一百萬瓶膠樽飲品。將飲完即棄的膠樽水打造成綠色產品，並大事宣傳，令人嘆為觀止。

哪裡有賣 周街都有得賣

二零一三年，可口可樂屬下的Bonaqua膠樽水展開了新一輪宣傳攻勢。近年來主打環保概念的Bonaqua繼推出輕量樽後又再推出了名為植物樽的膠樽。根據品牌的宣傳資料，植物樽有著以下特點：

一、樽身採用高達30%重量的成份由植物提取的原料製造；
二、跟傳統膠樽一樣可完全在回收系統中多次循環再用；
三、有著與傳統PET膠樽相同的外表、手感和功能，卻產生較少碳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