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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文章


小弟弟開心地彈著琴,家姐向媽媽投訴說:「媽咪,弟弟侵犯我既版權呀!」
媽媽勸導弟弟說:「你咁樣做係唔啱架……」

這個政府宣傳片,相信大家印象深刻:小弟弟快快樂樂的彈奏,被姐姐保護版權的意識打斷了,再由媽媽的教誨作結。

版權 (Copyright) 本來的意思是作者賦予其他人複製流通作品的權利/協議,right to copy。可是,我們現在對版權的理解,卻變成一種限制流通的權力:「版權所有」(all rights reserved),保留該作品的所有權利。

當姐姐堅持自己的作品是「版權所有」,弟弟不能隨意彈奏姐姐的曲調,亦不能修改或延續該創作。姐姐也許保護了自己的版權,但她大概不會得到弟弟的尊重和欣賞,更窒礙了弟弟培養藝術和創作細胞。

保護版權≠尊重版權≠創意。

私人的「公共」空間‧再思 之一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is law’s oxymoronic invention."
Jerold S. Kayden
Professor, Co-chair and Programme Director,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中國歷史最令人感動的特點之一就在於歷史的書寫本身。歷代史官以「實錄」的方式,盡力客觀地記錄國朝上下發生的大事。雖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為尊者諱;雖有天災人禍諸端異象,亦不必筆存忌憚。然後把一切留諸後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來。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據前朝留下來的紀錄,再替它修整成史。這是後人對前人的責任,「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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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與『通識教育科』:哪一種批判?

圖:Franciso de Goya (1798): 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

來自這裡(維基百科)

『批判』與主流踐行

『批判』一詞,實在太流行了,就像長久以來的『愛國論』、『和諧社會』、『理性討論』等詞彚,容不下一點討論的空間,遑論異議。作為一位半職教書佬,一方面俾錢讀書拿一張通識教師文憑,另一方面卻感到自己和『通識科』的距離越來越遠。我既不擅於急才辭令,近來更欠缺了讀書時代敢於書寫的氣魄,他媽的俱往矣。容我有一點個人分享:不知道是自己走火入魔,還是因為通識教育中對『批判』一詞的現代主義理解確實普遍存在,使我一直飽受『浮躁』與『沈默』折磨。文武火交煎底下是否真的會為自己的思路與踐行開拓出新視域,我相信一切隨緣吧。感謝陳潔華博士一直用心聆聽小弟那些零散不堪,旁人難解難明的絮語,使我明白世人皆如德勒茲福柯,唔係似佢地咁把炮,只是人心再相似,也只是兩條孤獨的歷程中一個微不足道的相交點,最終雙方也只會作揖一笑,然後共享世人皆有的孤獨感。

改版怪談

(圖:被槍斃了的第十三期封面之一)

前按:在思考字花定位的時候,自覺受到去年年底另類媒體節的討論所影響,於是貼上來,希望大家能延續討論。

韓少功與西多士

把一盤西多士捧到韓少功面前時,愛笑的他露出兔仔牙笑了,然後伸手拿着西多士的一角吃起來,像個饞嘴的小朋友。身為比涼粉還要強的韓粉(寒粉),馬上抓緊機會把「韓粉密碼」作為相認的紅玫瑰秀一秀,忙問〈火宅〉這篇很不「韓少功」、充滿了調侃、荒誕的早期短篇小說是怎麼誕生的?

寫都市比寫鄉村還要難
韓少功想也不想就說:「呵呵,你是喜歡點搞搞笑的吧,〈火宅〉是偶一為之呀。作家總有遊戲的衝動、喜歡玩一玩,有時寫點不一樣的。其實〈火宅〉的批判性還是蠻強的,包括對國家主義、官僚主義。」〈火宅〉講述國家發展了一個「語言管理局」,藉以管理老百姓的語言和思想,結果激起一系列的骨牌效應和社會笑話。「這寫多了會怎麼樣不知道,不過的確可以幫助消化一下我在都市生活的經驗和感受。寫都市其實比寫鄉村還要難,都市一直是我非常慎重的題材領域。世界上把都市寫得好的作家也不多,要不把城市作為批判的對象,把城市寫得無比醜惡;要不傾向用荒誕的寫法,卡夫卡就運用了荒誕形式化。我寫〈火宅〉時也不是有特別大的雄心壯志,可是卻能幫助我抒發某種情緒,後來就沒有再寫這一類了。你們也可以寫呀,先設想一個荒誕的前提,譬如美容技術特別發達的時候,會怎麼樣呢。」

新聞作為賣錢的技藝──fixer工作

經介紹,零八年年初開始替一名英國自由記者A做助手﹝fixer﹞,至今出了三次差,兩次去深圳,一次去山西。報道刊登於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和《星期日郵報》﹝Mail on Sunday﹞。對不諳當地文字的駐外記者,fixer是至關重要的,甚至可以說,一個好的fixer比一個好的記者更重要──他/她決定了報道質素的高低。

《哈奈馬仙》﹕迎向文化產業化年代的迷亂

事隔十三年,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藝術總監陳炳釗,選擇把德國劇作家海諾・穆勒(Heiner Müller)的經典劇作《哈姆雷特機器》( Hamletmachine,1977年)再度搬上舞台,取名《哈奈馬仙》,可謂饒有深意。「香港話劇團」曾經在1995年的《荒謬及後現代之夜》的節目中,推出穆勒的《哈姆雷特機器》,而陳炳釗正是當時的導演。時光荏苒,2008年,隨著全球化的大潮、本地知名劇團「劇場組合」轉型正名為「PIP文化產業」以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上馬,香港正式進入全面的文化產業化年代。

事實上,《哈奈馬仙》開宗明義的要對這個急劇變化的文化產業化年代作出回應,正如陳炳釗本人所言,跟他在1995年把《哈姆雷特機器》搬上舞台的時候不同,《哈奈馬仙》不單是一次美藝的實驗以及後現代式的搗蛋,面對急劇變化的年代,創作人「再按捺不住了」,於是跟導演張藝生、梁菲倚和編劇龍文康一起從穆勒原來的文本再度出發,「嘗試從更近的距離去觀察,尋找一個屬於我們這個城市和這個時代的回應」(陳炳釗﹕〈從《哈姆雷特機器》到《哈奈馬仙》—進入消費時代的劇場省思〉,見場刊)。

效忠的歧路

「效忠」的幽靈如影隨形在回歸後特區翻雲覆雨,過去很多香港人重視的自由因而岌岌可危:火距傳送期間「不該」示威;李柱銘「不該」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藉奧運改善人權的文章;還有更早之前,那一「不該」落實普選的理由:一人一票無法保証可以選出北京信任、愛國愛港的行政長官。

副局長的雙重國籍引發了又一場「效忠」問題的論爭,一系列攸關身份歸屬的措辭於是在空氣中來回往返:擁有另國戶藉就代表對香港不忠誠?停薪留職等如不作委身(commitment)?

除了僱用他們的香港政府以「沒違反基本法」作點虛掩保護之外,今天持另國戶籍者腹背受敵,泛民主派和自由黨在其政治人格方面大造文章。然而,持另國戶籍不只是個人人格問題。只要翻看一下過渡期的歷史,就會發現這是項集體政治計劃。正是在前途問題的歷史語境底下,很多持另國戶籍者其實是對民主香港失掉信心的幻滅者,而並非單純的不忠背叛。正如新中國成立以來相繼流亡海外的中國人,你能說他們通通是叛徒嗎?

我們無法抽身於這段集體經歷,更不該抽空地談論「效忠」問題。回看始自過渡期的種種及其後來爆發的移民潮,人們會發現另一種更自覺「效忠」香港的方式,這又跟今天高唱入雲的「效忠」難以同日而語。

持另國户藉的本土歷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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