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被槍斃了的第十三期封面之一）
前按：在思考字花定位的時候，自覺受到去年年底另類媒體節的討論所影響，於是貼上來，希望大家能延續討論。
維園的晚會，之前惴惴，怕人數大降。到底還是有死忠的人，我們還會把事情口耳相傳，讓死去的魂靈在言語中飄蕩。香港文學一向對直面硬政治有著戒心，而《字花》十三期放棄以往那種有點像走神、心不在焉的鬆散聯想方式，集中發掘維園的異議性質，放棄年宵花市和工展會。有趣的是，大眾媒體有固定發表場地的作者如梁文道、朱凱迪、鄧正健，卻寫來了一些迥異於平日，灰暗傷感而個人化的文章。是否，文學對他們意味著某種獨特空間，可以容納那些被所謂客觀理性、消費歡快、無知大眾等各種複雜矛盾的因素所排斥的，莫以名狀之物，如憂傷、記憶、犯罪、鬼魂？很在意一個人的時候，我常平白無故擔心他會死——這些非理智的直覺不能成為時評，但可以寫成詩。
曾有人在藝發局文學組的諮詢會上表示，某些審批員水平不高，其經藝發局轉來的書評（受資助雜誌必須刊登），任何報章都不會刊登。此言一出，座中有人臉色發綠。我方才領會，原來對某些人來說，文學雜誌就是，用來登他們那些沒報章肯登的文章的。想到這點不免光火，舊時的書生氣發作：文學應是最精粹的語言，不是避難地！但轉念一想，或者這裡的確有某些值得深思的地方。
較之影像、大眾傳媒，文學和文學雜誌已經無可挽回地處於小眾和邊緣的位置。然而「大眾」這個詞，其實也會將每個獨特的個人減損。文學雜誌如果看清自己的小眾位置，反過來仍然可以有反攻大眾的位置；不是重複大眾傳媒的邏輯，而是做他們做不到的事。那就是，提供空地，容納幽暗、精微、難以言狀的記憶和感傷，而文章美妙得折服所有人。像梁文道的〈容器〉，他沒有寫出個人的維園史，卻仍然幽微得叫人嘆息、心動。〈容器〉裡鬱鬱談及空地，實為廣大無權力疲憊巿民的心聲。
今年文學和文化雜誌盛放，《字花》則在延命三年後，銳意改版。回收的意見多是關於設計的，不像創刊時對雜誌取向的議論較多。或者是應了某叔叔所說的「給它一點時間吧」。風格與傳統高雅文學迥異的單字特集，還有John Ho封面油畫，都是本來被外界讚揚「能建立鮮明品牌」的標誌，字花十三期說放就放。難免有人替我們躊躇，只是連不願意開會的江康泉，也在自己的網頁突然高叫「一係就改，一係就死！」就是這麼簡單。限於資源和人力而只能做雙月刊，故此血液循環緩慢——然而天性又無法忍耐重覆。如此成長，必然古怪。
《字花》如今多設專欄，包括何國良、黃碧雲的個人專欄，14期張大春也來了。這些都是受大眾媒體歡迎的作者，我們想的是給他們提供一種比大眾更自由的空間。於是何國良寫理論化的電視媒體評論，黃碧雲寫私己散文，張大春給我們半虛構半考據的故事。眾編輯總是意念泉湧，我則汲汲於尋找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例如以專欄減低設計和編輯的負擔，把力氣更集中於某幾個點，像「文學節，搞什麼」的尖銳專題。
還有文學與劇場、視藝對話的「踩場」專欄，今期有陳炳釗、羅貴祥、區凱琳、李智良；下期是莫昭如、鄧正健、程展緯、張歷君，八人輪替。「踩場」立足文學，意圖為創作者累積創作和理論資源，尋求溝通的語言和空間。各個藝術範疇之間應該互為滲透，文學供其它工作者所用，亦供人民所用。
除了新加入的陳子謙，字花編輯群三十而立，是有點想看到自己工作的具體成果。末了我午夜夢迴，想那些不起眼的舊欄目，像以前的「文學花邊」和「文學星座」，也許沒人知道它是如何耗神耗力，以至近於老弗洛伊德說的emotional expenditure。嗯，像在懷緬黃泉的歷史。
（刪節版刊上週二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