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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從小就很喜歡足球，他最喜歡的球隊是阿仙奴。那是因為他的爸爸，他的爺爺，甚至他宗祖孫三代，全部都是阿仙奴球迷。
他喜歡阿仙奴的程度很深，他在房間裡放滿了很多關於阿仙奴的東西，相片，球衣，剪報，外牆也換上了阿仙奴的牆紙，連床舖都是有阿仙奴的logo。他更甚至花錢買下酋長球場外的廣場上其中一塊地磚。他迷戀阿仙奴的程度比任何一個人都要深。他發誓日後要當上職業足球員，並加盟阿仙奴。
後來的日子，他當上了職業足球員，走過了英國很多低組別聯賽，直到有天，他被雲加看中了，遊說加盟，那時他還在效力英國第六級聯賽組別的威靈隊。自那天他由Gooner搖身一變成了Gunner，他美夢終於成真了。像他如此年輕，前景一定會很美好。
然而一切沒有他想像中那麼美好，加盟後他得到的不是讚賞，而是一連串的劣評，說他無用，說他很廢，說他配不起穿上阿仙奴球衣。但事實，他比起這裡任何一個人更值得穿起這球衣。球迷從不希望他會出現在場上，而每當他出場，總是傳出一連串的不滿聲音。但他沒有灰心，他說：「我一定要努力，讓自己配得上阿仙奴。」
（獨媒特約報導）昨日上午（4月24日）國際足協主席白禮達（Joseph S. Blatter），亞洲足協主席薩爾曼（Shaikh Salman Ebrahim Al Khalifa），香港足球總會會長霍震霆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馮程淑儀出席香港足球總會大樓紀念牌匾揭幕儀式，白禮達致辭時遇示威人士抗議。示威者抗議世界盃主辦國為趕建場館，漠視勞工權益，導致工人死亡；而白禮達回應表示，勞工受剝削問題與國際足協無關。
圖：左起為國際足協會長白禮達、亞洲足協會長薩爾曼、香港足總會長霍震霆。
以勞工生命換來的國際體育盛事
（獨媒特約報導）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未通過之先，地政署的人口登記行動已雷厲先行。昨午（4月24日）古洞北發展關注組聯同近百名示威者到上水地政處請願，抗議署方偷步登記人口，要求官員召開大會，向村民交代凍結人口的原因。雙方召開會議，首席地政主任黃厚勝在會議中未能答應村民召開大會的要求，引來村民不滿。最終村民把署方的人口登記信件貼在辦事處處門口，要求停止騷擾村民。
村民備受人口登記滋擾
地政總署的登記通告顯示凍結登記的原因為「收集住戶和商戶的資料，以便日後當確定需要清拆時，用作審核有關住戶，佔用人，以及舖戶，工場及經營其他行業的商戶可否獲得安置或領取特惠津貼的資格」。會議中黃厚勝表示署方人員由今年1月16日至1月23日進行凍結登記，而由於有住戶在期間不在家，因此需要再次到訪以作登記。
古洞北發展關注組發言人李肇華表示地政人員不停入村滋擾居民，把信件及登記通告貼於住所門外，但村民並未同意或授權地政人員進入其屋苑內張貼通告；更有村民指曾聽到有聲稱地政職員恐嚇村民，若不進行凍結登記就沒有賠償。李肇華指在地政人員入村要求村民登記時犯了不少低級錯誤，實屬擾民。黃厚勝回應指會紀錄在案及作出查證，又指有職員可能表達不清晰因而造成誤會。
圖：有線電視
特區的新聞自由還存在嗎？主流媒體還能報道真相嗎？誰在操控特區的言論自由？主流媒體的記者還有專業自主的空間嗎？有自我審查嗎？上列問題一直没有確實証據來作一個肯定的答案，但二零一四年四月廿四日的一則新聞，便可能替港人回答了所有問題。
本港廿多家傳媒高層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廿四日訪京，先後獲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及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見，據報道原來又是中共向傳媒高層放話施壓的一場政治秀。李源潮向傳媒高層訓話式的面見模式又凸顯共産黨欲操控傳媒的一貫做法，居然大言不慚的指指點點，訓示代表團成員稱「希望港媒從國家和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客觀持平理性報道」。據了解，王光亞甚至在見面會上「要求港媒多宣傳報道市民反佔中的聲音」云云，直接旨令傳媒高層如何報道特區有關佔中的新聞。
當然，李源潮及王光亞有他們的言論自由，可以表達「中央堅決反佔中」的看法，但再加一些什麼「佔中是違法行為、妨礙香港普選、並破壞香港繁榮穩定…並。希望港媒能全面正確報道，達至2017年普選的目標」便是干預新聞自由的鐵証了。作為國家代表，以君臨天下的態度，向傳媒發放旨令，教人怎會不聯想到古時太監向老百姓宣讀皇帝詔告天下的一幕，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作始、 「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作結？
工聯會最近倡議修復堆填區建公營動物園，令我回想起在小時候去荔園看大象、長頸鹿和動植物公園看美洲虎的情境，小時候的我確實很期待去那些地方，我們不用去其他國家就能親眼看到這些動物，對於香港人來說確是很方便。 鄧家彪議員在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聯合辦事處的網站中所說動物園能讓教育、環保、保育、文化等理念更容易向市民發放，我從不否定動物園在歷史上的貢獻，畢竟動物學的英文就是 Zoology，但時移世易，我們還需要動物園來認識動物嗎？ 而動物園又真的讓我們認識動物嗎？ 動物園在保育上做了些什麼？
看看便學懂保護動物？
動物園能起教育作用嗎？相信去過荔園、動植物公園、九龍公園的百鳥苑或海洋公園的市民心中自然有答案。 大家去完這些公園後有否想過要愛護動物或保護野生動物？ 我相信大部份人也沒有，若真已發揮教育作用，現在又何需要成立動物警察？ 還需要爭議我們要人工沙灘還是龍尾的生物？ 大部份市民去動物園只是走馬看花般看動物，在鐵籠或魚缸面前駐足幾十秒，即使多看幾分鐘，我們又學到什麼並了解幾多？ 如果參觀人士能對有關動物再做資料搜集如原生環境、食物對象、和與其他動植物的相互關係等，再以動物園的實際環境作反面教材，這必能起到教育作用，但之後亦可能需要接受心理輔導，原因是越知多真相，越是認為動物園困養動物的方式是不人道。
四月是北極圈的旅遊淡季，從步出機場那一剎，眼前風景頓然變得好不一樣。我此行目的地為瑞典北部城市基律納（Kiruna），Kiruna位於北緯67度51分，再往北走，乘火車約一個半小時便抵達極光觀賞勝地阿比斯庫國家公園（Abisko），每年十一月至三月都有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冒著嚴寒勇闖瑞典最北部，他們晚上跟隨當地Tour到郊區追光或自乘吊車前往Aurora Sky Station等待極光出現，因為這樣，寧靜的北極圈在冬天熱鬧起來。
四月，剛過了日短夜長看北極光的高峰期，尚未到五月全日二十四小時太陽高掛，登山觀賞夏天Midnight Sun的日子，大部分消費景點都趁四月關門休息。再者，氣溫雖維持負度，但市區地方開始融雪，有時夜裏會下一陣微雪，在冰地上行走稍一不留神隨時滑倒，我自己就跌過好幾次，所以在這個月份來極地旅遊確實有點尷尬。
不過由機場走到旅館，隨處可見一些來行山遠足的瑞典家庭和背著backpack的公公婆婆，許多年青人趁天氣回暖前往雪山滑雪，原來遊人心目中的旅遊淡季，卻是瑞典人認為最適合到北部郊遊的季節。
收到死神的噩耗後，悲傷但未敢放棄一絲期盼的家長們紛紛趕到海難事故現場，希望看到他們還小的兒女，能夠在拯救船上走出來，家庭重聚相擁在一起。然而，他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又一個船員與船長，在救護員的護送下走到岸邊，而他們心愛的小朋友，卻還留在正在下沉的「歲月號」上。直到最後一刻，它完整的沉沒在珍島的海域了，家長們望着大海也大概明瞭，大海已把他們吞噬，現在唯有期待奇蹟發生。
事故附近改變成臨時安置點的珍島體育館，一張張擺在地上的學生木椅，本應是學生經常坐上的，但現在竟是由他們的家長坐着，等待着最後消息。體育館內，我們聽到的除了是聲嘶力竭的哭訴，隨着時間過去，生還的可能性一秒一秒地失去，家長們也開始按捺不住抨擊政府的拯救不力，看到前來做政治騷的總理與國會議員便投擲水樽，甚至出手毆打。
這是一幅很令人熟悉的畫面，20年前韓國西海發生的近300條人命犧牲的輪渡沉沒事故、1995年發生的首爾三豐百貨店整棟突然倒塌的人為意外、2003年大邱地下鐵的縱火事件，把百多條人命活活燒死的慘劇，都是讓人傷心透徹的悲劇。那麼多年來，一次又一次災難對韓國來說，究竟是什麼？
圖：《竊聽風雲3》預告片截圖
盲搶地，杯水車薪
大陸投資者「劈價」賣香港豪宅，可能是辣招以來最大效應。期望房價回落可以做業主的準中產不要開心得太早，更不要多謝CY及劏房波。大陸客蝕讓套現，大概是大陸銀根短缺所致，有錢不如回大陸放高利貸更有利可圖，香港的「磚頭」不是萬能的。
香港政府掌握土地供應各個環節，但就裝扮得一籌莫展，連「港人港地」也無聲無息地消失，令人想起老董的「不再提起便已不存在」的妙論。港府現在只剩一招：把零星分散的政府及社區用地改為住宅。這簡直是杯水車薪，數量少，開發的時間及金錢成本高，純屬盲搶地。近民居的，市民嫌密度太高，遠離民居的，又浪費基建成本。
香港財經高人早就看穿這把戲，大叫政府填海造地，當然引來環保界及愛護生態的市民反對。而且，填海也要時間，諮詢規劃程序跑完再把工程做好，恐怕也選了兩屆特首了。
土改，鬥地主
文：大嶼山愛護水牛協會主席何來（2014 Apr. 23 版權所有 ）
（部分史前大奚山（見新安縣志）歷史，由何佩嫻女士提供)
中國農耕歷史幾千年傳統，有種稻米便有耕牛，大嶼山以梅窩白銀鄉為例，史前耕種工具都是在梅窩發掘到的（現存於香港歷史博物館)）。據歷史記載，大嶼山在古時被稱作「大奚山」，清初遷界前梅窩已有古村，後因遷界村民走了，在康熙時期批准人口重回大嶼山，但人去田空了300幾年，大嶼山人口重回當時屬魚鹽之地，農務不是主流，村民不識字，不會紀錄，一段幾百年的歷史便失去了。（亦因此「原居民」一詞並沒有將比「務農」人口更早的以「魚鹽」人口落藉大嶼山的漁民包括在內。）
文：脫北者關注組共同創辦人 – 關錦業
在本月初，英國一間理髮店在店門貼上金正恩海報，被北韓使館職員親自要求店主除下「對領導人不敬」海報，叫人驚嘆北韓外交官如何悍衛他們最高領導人的尊嚴。可是，北韓政府並沒有使用相同的標準來對待北韓人民。為了溫飽和自由，不少北韓人（當中大部是婦女）不惜冒著巨大的風險逃至中國，過著不見天日的日子，甚至被騙與中國男人生孩子或從事不當的工作。
根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北韓人權狀況的調查報告顯示，北韓國民在國內遷徙的權利受到嚴格限制，在得不到官方的批准下國內旅遊或離開居住地到其他道探親是不容許的，而到國外旅遊就更加不可能，但在蘇聯解體結束援助北韓後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北韓接連發生飢荒，人民開始冒險逃到中國求生。
從南韓統一部的資料看到成功到達南韓的脫北者中女性的比例約為70％，其中女性佔多數有數點主要原因：
第一， 婦女離開本道的機會比男性大，北韓雖然是一個由政府支配國民職業的國家，但女性在其婚期或有小孩後可以有額外機會離開工作地方到其他地方生活。相反，男性要在其分配地工作至六十歲。
第二， 經過九十年代飢荒後，各地的婦女都會外出到各道的地下市場去謀生，支援家庭收入，變相增加了婦女在各地的流動性。
第三， 在中朝邊境地區有一些不良的「蛇頭」會販賣北韓人民至中國，而他們從婦女所得的利益會比男性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