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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運過後，霍震霆領導的港協暨香港奧委會（下簡稱港協）已準備討論是否爭辦2019年亞運會；而足球金牌到手後，要求政府增撥資源發展足球的聲音更是不絕於耳。然而，體育界所面對的問題似乎不單是政府的支持是否足夠，體育界自身的管治是否完善更值得關心體育的人士關注。繼有柔道運動員在東亞運期間發起「香港體育苦主大聯盟」上街抗爭後，今次到女子花劍項目的運動員遇到難題。
採訪：eg9515, wing
劍擊是香港的精英體育項目之一，但其實只有男女子佩劍、男子花劍與女子重劍四項被算作精英體育項目之內。而女子花劍與男子佩劍的運動員都不能在體院受訓。因此，女子花劍運動員一直只能自費訓練和自費參加比賽。即使如此，女子花劍運動員近年在國際賽也能創出佳績，在零八、零九年的亞洲賽都能奪得團體賽銅牌，成績媲美四項精英項目。
2月13日下車時所拍的照片：原應於16:06到站的G1041次武廣高鐵，結果17:53才到站，足足遲了近兩小時！
春運兵團系列
每年的春運，均是牽涉全中國社會最重要的事。春運連繫到的，是中國的人口、政治、經濟及交通政策。2008年，華南大雪，春運停滯，廣州火車站一片混亂。今年，武廣高鐵投入服務，當局聲稱高鐵有助分擔春運的運輸壓力；同一時間，當局在華南多個火車站實施討論多年的「實名制」，一方面為打擊黃牛黨，同時亦令沒有身分證的民工「被低速」，被迫不能乘火車回鄉；有趣的是，「實名制」卻不適用於高鐵。高鐵高昂票價，令客量欠佳，平均只有約四成。另一方面是，當局在春運前削減了十三對往來廣州及武漢之間的列車，令一眾乘客「被高速」。究竟今年的春運，在高鐵開通後會否真正得到改善？而「實名制」的實施如何影響民工回鄉的方法？普通列車、高鐵及愈來愈廉價的飛機，他們所組成的運輸網絡情況有何改變？採訪隊於春節前一連四日，組成「春運兵團」直擊廣州南站和武漢站運作情況，以及週邊地區的拆遷戶現況。兵團並登上武廣高鐵的列車，看看能否感受到鄭汝樺的經驗。一系列文章和短片會陸續發表，請大家務必留意！
畫年畫：謝柏齊
寫大字：Roland Ip
美工：龍
張圖係咪正先？據畫者言，呢隻老虎仔係12年前幫某大學編委會而作的賀年卡，最後學校不敢把它發到內地，今日翻用仲多贈兩句，香港網絡仍然自由。
或者對於大多數香港人而言，發表和言論的自由並未有如現實中難以追求，因為平日在facebook（或blog、twitter、msn、plurk等）也只是在吹無聊水，頂盡也只是鬧鬧老闆呻一下工作，政治或社會的事不理，也就不會說錯話。
塌樓慘劇和樓宇復修之間
(作者麥先生為一舊區社工)
竟然，在香港出現了塌樓慘劇，實令人難以置信！
可是，在塌樓慘劇後，大眾主流的分析，紛紛是唐樓是危樓，舊區要重建的論述卻又令我不安！
由於本人有一段的工作時間，晚上做家訪，接觸舊區的街坊，協助他們組織法團及做樓宇復修。而從本人的經驗中，卻並非上述主流的那一回事。
譴責受害者的冷漠
為什麼，我們那麼快便認定慘劇的出現，是由於個別人士的自私，不願做大廈維修和保養而發生？
親愛的學弟學妹：
前一陣子，我在Facebook上，知道有義工正召集人手，往我們的母校中文大學捕捉流浪貓，替牠們安排絕育手術。原因是：中大的流浪貓愈來愈多，校方已下令不准師生餵飼。不難想像，如果情況沒改善，管理層的下一步行動，很可能就是打電話去漁護署，放捕貓籠，然後，四日後，當大家在上課、在飯堂排隊買飯、商量習作要怎麼做的時候，曾經也在校園生活的貓兒，會被施以毒針或毒氣處死。所以，義工又得犧牲個人時間金錢精力，控制貓的數量，希望管理層網開一面。
於是我想起你們交給我的一道難題。去年十一月，我到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主持了一次「語文夜話」講座，題目是「動物文學」。講座完結後，我們一起用膳，談到動物權益的種種，談到城市發展與動物生存空間的矛盾。期間，你們中的一個，提出這個問題：
「雖說動物也有生存權利，可是，如果就在我住的屋苑附近有野狗出沒，威脅居民與路人安全，那又應該怎辦呢﹖」
在今日，內地維權人士譚作人被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判囚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法院是以譚作人的六四文章而定罪，然而導火線則是譚作人揭露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指明有關工程對學生造成的嚴重傷亡。去年2月，譚起草《5．12學生檔案》，呼籲進行深入的死難學生的公民調查。譚作人妻子王慶華及律師浦志強表明上訴。在法院宣判的同時，香港有多名市民在早上九點半到達中聯辦門口，宣讀譚作人先生未能在法庭上宣讀的自辯書，並抗議以言入罪，政治判囚。今晚八點，已放映譚作人的《公民調查》及艾曉明的《我們的娃娃》影片二十多次的自治八樓，將到旺角行人專用區再次放映，揭露大地震的死難真相。
示威人士於早上九點半左右抵達中聯辦後門，警方已如臨大敵，佈下重重鐵馬及近百名警力，阻止示威者前進，當時示威者只有七人。在理論一番後，示威者轉到後門，宣讀譚作人的最後陳述，並高唱《我們時刻在一起》。約十一點半左右，其餘示威者在聞判後抵達，在西區警署集合後遊行至中聯辦正門，有示威者剃頭及苦行抗議。警方在是次示威中多番留難示威者，在出發前宣讀一篇聲明，部份內容如下：
上圖：甘浩望 下圖： Milani和他教導的孩子（網上圖片）
問﹕張彩雲
關注本土社運，1979年艇戶事件被捕人士之一
答﹕甘浩望
意大利神父，為香港邊緣社群爭取權益數十年，包括七十年代的艇戶事件以及港人內地子女爭居港權
高鐵撥款當晚，人稱「甘仔」的甘浩望神父剛從意大利回港。他聽說立法會外有「反高鐵」集會，連忙趕到現場表示支持。我當時並未看見他，但立法會通過撥款後數週，我一直想著要找甘仔，了解他對運動一些爭論的看法。
Lorenzo Milani：當服從不再是美德
我一直認為，甘仔雖然很少談他的信仰，但他是一個真正以信仰作為他行動基礎的人，因為他的行動往往超越了世俗的考慮而專注於對人的關懷。我和甘仔談了兩個多小時，談話中他提到Milani。回家後我翻出甘仔一年前送給我的一堆印刷品，其中一本只有47頁中英對照的書，書名是《當服從不再是美德——良心VS.服從：Milani的教導和對他的審訊》。
在反高鐵和80後被媒體炒得火熱的的時候，專上學生聯會和街工舉辦了一場討論會。講者包括林致良、陳巧文、蘇耀昌和主持周澄。講者中兩人是80年代出生的 (陳和周) ， 另兩人則是生於60年代並於80年代便參與社會運動，這樣的組合隱含著社運的世代對話。當然，若內容不過是互相吹噓，我會懶得寫這份後記。
討論會的討論焦點不算複雜。概言之，林致良主要是表達他的期望，期望「80後」(作為新興社運力量的概括) 釋出的政治能量，能轉化為一份持久的民間力量，爭取政治和經濟公義，對資本主義制度作出更深度思考和尋求體制改進的運動。
陳巧文則主要在闡釋其自我定位，強調每個參與者的自發性、差異性和獨立性，對80後等標籤不以為然，認為在反高鐵 (方案) 運動，80年代出生的一群不過是其中一部份，毋用刻意誇大 (大概這是陳和蘇的最大共識)，亦不認為有任何框架可把80後視作同質群體。針對這問題，主持周澄在開始的時候曾引用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述，對這類論述引申的把現在年青人概括為「沒出路」、「後物質」等論述不以為然。
[刊登於明報 ‧ 星期日生活 2010-02-07]
林鄭月娥局長在馬頭圍道塌樓議題上，我們看到了，一支厲害的回力標在舊區上盤旋。她拋出了一個許多局長也會避重就輕、視而不見的社會問題，確認了唐樓內弱勢社群的客觀存在；眾人對她姿態與胸襟上的驚歎，反成為了既往發展模式的助力，這個確認背後飛來的政策建議，卻是讓城市重複苦難的開始。
社會問題的誤判
舊區內貧富懸殊問題的判斷大抵是不會有錯的，因為它其實也是舊區內最顯然易見的視覺現實，然而政府如何理解構成現象背後的原因，卻尤其重要：究竟這些問題是生而自存於舊區的，抑或還是經過歷史地理的沉澱，一層又一層地構成的呢？其實，這是學習城市問題第一課的內容，即發展及社會問題呈現於城市空間，空間改變的過程影響社會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