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甘浩望 下圖： Milani和他教導的孩子（網上圖片）
問﹕張彩雲
關注本土社運，1979年艇戶事件被捕人士之一
答﹕甘浩望
意大利神父，為香港邊緣社群爭取權益數十年，包括七十年代的艇戶事件以及港人內地子女爭居港權
高鐵撥款當晚，人稱「甘仔」的甘浩望神父剛從意大利回港。他聽說立法會外有「反高鐵」集會，連忙趕到現場表示支持。我當時並未看見他，但立法會通過撥款後數週，我一直想著要找甘仔，了解他對運動一些爭論的看法。
Lorenzo Milani：當服從不再是美德
我一直認為，甘仔雖然很少談他的信仰，但他是一個真正以信仰作為他行動基礎的人，因為他的行動往往超越了世俗的考慮而專注於對人的關懷。我和甘仔談了兩個多小時，談話中他提到Milani。回家後我翻出甘仔一年前送給我的一堆印刷品，其中一本只有47頁中英對照的書，書名是《當服從不再是美德——良心VS.服從：Milani的教導和對他的審訊》。
Lorenzo Milani (1923-1967)是意大利一位神父，出身一個富裕的無神論猶太家庭。但Milani二十歲時，一夜間決定信奉天主教並成為神父。1965年意大利一群隨軍神父簽署了一份新聞公報，文中將因為良心理由拒絕服兵役的人(conscientious objector)說成是「懦夫」，並指這些人的表現「跟基督宗教中愛的誡命無關」。當時意大利有31個青年因為拒絕服兵役正在坐牢。Milana寫了一封公開信批評這個公報，並以意大利的歷史來捍衛這群青年。因為這封信，Milani被控「為犯罪行為辯護」並被判入獄，但他沒有服刑。在判刑前四個月，他已因白血病逝世。
憤怒作為行動的動力
甘仔談起Milani，是因為我問他如何看待憤怒。「憤怒不錯可以成為行動的一個動力，你知道，耶穌也曾憤怒：當他看到聖殿裡都是做買賣的人時，拿起鞭子憤怒地將這些人趕出聖殿。還有Milani，他說，如果一個小孩只顧玩耍不願學習，他會用腰帶打他；腰帶在孩子手上留下的紅印幾天就會消失，但老師在他的家課上寫上零分，會令他失去自信，影響他一生。」Milani批評群隨軍神父簽署的新聞公報的公開信理據清晰有力，但也可以讀到他的憤怒。
雖然甘仔同意憤怒可以是行動的動力，但他認為憤怒也可以帶來悲劇。1999年最高法院根據人大的釋法，判決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不能自動享有居留權。居留權運動的參與者都很憤怒。當政府展開拘捕和遣返行動時，氣氛也越來越緊張。其中一群青年自發組織了一個敢死隊，在1999年8月2日帶著裝有天拿水的瓶子走上入境處，要求見入境署官員。他們下午二時到達入境署，到黃昏都未能獲得入境署接見。當入境署準備下班時，大批入境署人員開始驅趕他們離開。請願青年中一部份人將天拿水淋在自己身上，其中一人點著了火，結果導致一名青年和一名入境署人員死亡和多人受傷。
甘仔說：「無可否認這次是暴力事件，但必須指出，這個可見的暴力源於制度上的暴力，即一群人給剝奪了跟家人團聚的權利。失火事件導致兩個人喪命固然不幸，人大釋法後有六七個青年因面臨遣返而自殺身亡，這何嘗不是制度暴力帶來的悲劇？」儘管如此，他認為我們應注意適當地疏導憤怒，憤怒才可以成為建設性的力量，同時也應做好思想上的分析工作，讓憤怒成為積極行動的動力。
對甘仔來說，在入境署的事件中，憤怒帶來的結果肯定是負面的。除了導致人命傷亡外，它更破壞了整個運動，令運動失去了其他人的同情和支持。甘仔認為，所有政權都歡迎這種帶來負面結果的憤怒，因為可以合理化鎮壓措施。他以意大利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赤旅為例，他們不但進行武裝鬥爭，更於1976年綁架殺害了一位民選總理，令意大利社會和政治自此變得更保守。「他們聲稱自己是左派，但我不認同他們是左派。社會的改變不是靠一少撮人，而是依靠群眾的力量。」
甘地式非暴力行動
「為人民服務」是甘仔經常掛在咀邊的一句說話，他也喜歡引用毛語錄，但在行動上，他其實是一名甘地主義者。我問甘仔「激進」對他的意義，他說，「激進」跟憤怒一樣，可以帶來正面或負面的結果。「只有非暴力的激烈行動，才肯定是進步，才肯定可以帶來新天新地。」我問甘仔何謂「激烈」，他答：「甘地多次絕食，每次都準備絕食致死，你說是否激烈？」
甘仔認為，採取任何激烈行動前，應想清楚行動的目標。以絕食為例，他認為必須有特別的原因和在特別的時空下才應進行絕食。甘仔曾經多次絕食，最長一次絕食了11天。我問他害怕嗎，他說沒有，相反人越來越清醒，更感到身體和精神的合一，更清晰地看到社會不公的根源。
開始時，絕食對甘仔來說是一個抗議行動，但漸漸他明白到絕食其實是一個讓他更深入了解自己的行動的機會，也是一個讓他分擔他人所受的痛苦的機會，但他提醒第一次絕食的人：「人是一定要進食的，當你停止進食實質的東西時，必須進食精神上的東西。如果你有宗教信仰，你可以閱讀聖經、佛經；如果你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你可以讀毛語錄。你必須給自己時間默想，或者請人給你唸書。」
甘仔很欣賞「反高鐵八十後」的苦行，認為那是一種甘地式的行動。「苦行中的跪拜是向韓國人學來的吧！但手中捧著米粒，是香港人自創的嗎？」他笑問。他希望有更多人跟「反高鐵八十後」一樣，創造更多甘地式的非暴力行動。
宗教／靈性
網上有關反高鐵運動的討論中，也有提到苦行的宗教／靈性含意。我問甘仔，宗教信仰／靈性對他來說是甚麼。「身體跟靈魂是不能分開的，所以人的身體應當跟他的理想和價值觀連在一起；身體不應該給當成是一具機器。可惜社會往往將人變成機器，要人去做一些社會要他去做的事。所謂靈性 (spirituality)，就是作為人不應只是重覆去做所有人在做的事，而應該有自己的價值觀（譬如相信每個人都有愛和被愛的權利），並按照自己的價值觀生活。靈性就是一個人心裡有個火，讓他不斷追隨自己的理想生活。」
我提出質疑：「但有人會說：賺更多錢生活得更舒適就是我的價值觀；我做的一切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理想。你能否定他的價值觀嗎？」
「每個人都有良心，良心會告訴你甚麼是對的。最重要是不要遮蔽自己的良心，不要讓舒適的生活、權力、驕傲、自私等遮蔽自己的良心。如果你真正聽從良心做事，你的價值觀一定是愛人，尤其是關愛貧窮的人。」甘仔說。
我還是不放棄：「有人會說：為了所有人的長遠利益和社會的發展，少數人不能不作出犠牲。」
「第一，不要隨便相信媒體說的東西。第二，沒有抽象的人，只有具體的生活中的人。你看，意大利的媒體現在常説，為了保護意大利，應拒絕讓外來的人留下。但在意大利，以最低工資做最厭惡性工作的都是外來的人。意大利是誰？『保護意大利』是甚麼鬼話？」甘仔提高了聲線。
教師的責任
有關Milani的小書裡，刊登了他批評隨軍神父公報的公開信，也刊登了他給法庭寫的自辯書，其中他強調自己不但是一個神父，更是一位老師。Milani服務的教區裡都是窮人，他為窮人子女開辦學校，讓他們建立自信和捍衛自己的權利。在他給法庭的自辯書裡，他解釋作為一個老師，即使爭論涉及犯罪行為（而他可能因此坐牢），他也有道德責任說出看法。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是一個教師，他必須實踐教育的真正意義。
對Milani來說，校學跨越過去和未來，老師的工作就是帶領學生在這分界嶺上小心走過；在法律問題上，他不但要讓學生建立起對法律的尊重，同時也要培育他們改善法律的決心。儘管孩子還未有承擔法律責任的能力，但他們必須為未來行使這些權利做準備，因此老師必須努力扮演先知的角色，找尋『時代的徵兆』，幫助學生看見那些現在看來是一片朦朧，但將來他們會清楚看到的美好事物。
從Milani這兩封書信*可以看到，他對自己的信仰和使命比誰都認真。跟甘仔一樣，他強調每個人都有良心，軍人也不例外，而人必須跟從自己的良心生活。在給法庭的自辯書裡，他寫道：
「我真心希望你宣告我無罪，我不想在監獄裡扮演英雄。但我不得不公開告訴你，我仍會繼續一如以往地教育我的孩子，如果有官員向他們發出妄想狂命令，他們只需執行一任務，就是將他緊縛起來並送到精神療養院。」
意大利於1972年通過法例，容許國民以良心原因拒絕服兵役。
*這兩封書信刊在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出版的《當服從不再是美德》上，網上有另一個英文翻譯本，見http://www.semisottolaneve.org/ssn/a/26987.html
文、圖 張彩雲
原文刊於《星期日明報》2010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