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高鐵和80後被媒體炒得火熱的的時候，專上學生聯會和街工舉辦了一場討論會。講者包括林致良、陳巧文、蘇耀昌和主持周澄。講者中兩人是80年代出生的 (陳和周) ， 另兩人則是生於60年代並於80年代便參與社會運動，這樣的組合隱含著社運的世代對話。當然，若內容不過是互相吹噓，我會懶得寫這份後記。
討論會的討論焦點不算複雜。概言之，林致良主要是表達他的期望，期望「80後」(作為新興社運力量的概括) 釋出的政治能量，能轉化為一份持久的民間力量，爭取政治和經濟公義，對資本主義制度作出更深度思考和尋求體制改進的運動。
陳巧文則主要在闡釋其自我定位，強調每個參與者的自發性、差異性和獨立性，對80後等標籤不以為然，認為在反高鐵 (方案) 運動，80年代出生的一群不過是其中一部份，毋用刻意誇大 (大概這是陳和蘇的最大共識)，亦不認為有任何框架可把80後視作同質群體。針對這問題，主持周澄在開始的時候曾引用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述，對這類論述引申的把現在年青人概括為「沒出路」、「後物質」等論述不以為然。
蘇耀昌對運動的期望有點似林致良，只是他的手法跟林不同，他不是說出他的期望，而是針對陳巧文那種強調個人、即興性、差異性的 (非)運動策略，提出長期運動同樣需要的另一些面向，像組織性、策略性和社會理論的建構和運用。蘇以南韓社運作為引子，認為南韓工運或上回世貿會議時韓農的表現，常給人感覺這是「直接行動」，當中體現的正是每個主體的自我實現。可蘇強調這些「直接行動」背後，實則是長期組織、教育的成果，這是南韓大學生在七十年代混進工廠組織工人慢慢積累而成的。如何把香港社運力量匯聚組織起來，變成推動社會改革的「有力角色」，便不能不對陳那種即興式運動策略作出反思。
在蘇耀昌提出組織重要性的過程中，陳巧文亦不斷回應，主要是質疑組織性背後那種「小數服從多數」的遊戲規則，認為運動最重要是各適其式，選擇衝擊的便衝擊，選擇靜坐的便靜坐，沒必要行動一致。
對於陳巧文看待社運策略的態度，我當然沒有那麼天真視之為「80後」的唯一代表，正如今次反高鐵的重要起動力量，乃來自朱凱迪幾個月前到菜園村進行的組織工作。只是對於這種強調個人主體性的態度，讓我想到在獨媒看到一篇 Nick Lee 的文章 ，前段列舉了一些從政治和社會角度解釋80後的評論 (像貧富懸殊、社會流動性問題)，然後槍頭一轉，指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年青人的良知…接著便是列舉幾個「利他」的實驗，以表示這批年青人不過是體現應有的人性。
對於Nick的文章，我有個疑惑 。疑惑不是由於其論証方法 **。疑惑來自為何Nick文要用貶抑的筆法去對待那些籍反高鐵事件提出社會問題的評論？尤其當我看到一些研究，指20-24歲青年的月入平均數從97年的$8200跌至08年的$7500，這讓我疑惑，在高舉年青人的自主精神的同時，是不是一定要給爭取經濟公義的社會力量澆上冷水？當團體不斷提出數據，背後不正是把公眾良知視作基本前題了嗎？
回到討論會。蘇耀昌也在不斷給高舉個人平等表達的陳巧文提出問題，比如指出陳的中產身份。陳強調其經濟上的据，可蘇反問作為大學生憑甚麼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源，當綜援家庭申請救助以填飽肚子是如此不易，為何大學生因讀書而申請 grant loan卻是那麼容易？又或當低下層為尋找一份四千塊錢的工作而苦惱，這會是陳的苦惱嗎？大學生抱怨的不過是工資未能過萬以至數萬。問陳可曾正視這種身份差異或權力優勢？
蘇耀昌的提問讓我想到 Bourdieu。不管是陳巧文高舉的參與者的「自發性」、「差異的政治」或 Nick文談的每個人「道德性」，同樣在投射一種「大家是平等的」理想。這種理想當然沒有錯，問題是每個人真的平等嗎？討論會上，有兩位來自澳洲的記者，當林致良發言的時候，攝影師走到我身旁啟動攝錄機，可拍攝的不是林，而是他身旁陳巧文的大頭。我想到 Bourdieu，是因為他對這些不平等早作洞悉，知識、文化、行為習慣全都可視為資本。要把這些差異剷平嗎？當然不是。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正視這些差異，在追求平等的同時不要裝作真的平等。只有不在「差異」的叢林中迷失，才能把聲音結連成長期運動抗爭的綱領。
反高鐵運動也許可視為本地社運兩種運動力量形式的一次偶然匯合。將來會是長期磨合、爭議反目，還是隨緣聚散？我不知道。這樣一個討論會當然不會給出答案。我只能說我感受到的，是蘇尖銳提問背後的那份疼惜。是為後感！
** Nick 文的論証方法固然可以討論。例如表現「性本惡」的實驗也不少，像 Zimbardo 71年在 Stanfort U. 做的 “Prison experiment” 便很有名，飾演獄卒的大學生最後竟虐待飾演犯人的同學。但只要你相信「人是自由」，和認同康德提出的「道德理性」說，便不會把這類實驗視作事物說明，而會視之為事情的一種反映，反映的是一種非本質論的心理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