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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14年桂林夜市
今年深水埗民建聯區議員聲言對新年桂林街夜市「零容忍」，「一見即拉」喊打喊殺， 在二月十五日「深水埗見光墟關注組」成員親赴維園民建聯年宵攤檔反擊，指出：「民建聯要求食環署嚴打，佢哋有冇諗過基層市民？」有份提出杜絕桂林夜市的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仍然堅持己見，指居民很擔心熟食檔的滾油會帶來危險。他說明白基層人士搵食的需要，所以長遠而言應覓地給他們擺檔，但仍然贊成食環署打擊無牌小販。（摘錄自蘋果日報報導）
如果民建聯議員提出覓地擺檔的想法可行，小販又何需在街上擺買？
這種搵個地方攪個墟的提議在政府與民間不時有人提出，卻經常失敗，常歸咎於城市規劃與管理失敗，言而這種論調實質上沒有令我們更理解城市內部生態，見樹不見林，要理解失敗原因，關鍵在於要了解人如何與城市互動，要延續小販文化就先要了解小販的擺賣習慣，要抗衡地產霸權就先要了解商場如何壟斷城市。
首先，小販會選擇在人流集中的街道街道上出現，原因在街道有相對於商場的私有化空間更為平等、開放的使用條件、能夠令人駐足停留交談互動的街道（即公共空間）才是擺賣的合適位置。
重新了解香港街道的空間特性
圖：2014年桂林夜市
特區政府在2014年中曾就《加強處理店鋪阻街》作為期四個月的諮詢。「阻街」這兩個字，確真是可圈可點，幾乎道盡了特區政府的管治哲學：香港民間綻放的一切社會經濟活力，以及因地制宜的彈性和靈活性，在官僚眼中都變成各種管治的障碍，必須力求嚴格操控、管制以至取締，避免構成任何混亂以至動亂的因子。只有自上而下、黑白分明的現代管理模式，才能配合香港這個現代國際都會的需要。
恰巧筆者近期有機會到訪台北和首爾，相比之下，這兩個鄰近城市確要比香港「髒亂」得多了。但觸目所及，兩地遍地都是說廣東話的香港旅客，遠道而來穿梭大街小巷，享受著多姿多彩的地道市井生活，自然包括無處不在的各種美食。反觀在愈來愈整齊清潔的香港，尤其是自由行貴客所到之處，名牌連鎖店反而愈見千篇一律。也難怪就算不問政治的香港人，生活挫敗感也愈來愈濃烈，紛紛嚷著要移民灣尋回「小確幸」。
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台北和首爾都有不少著名夜市（就算是有嚴重潔癖的新加坡亦然），均是在旁晚時分才開始營業（香港或許只有廟街可以相提並論）。台北夜市最著名的千變萬化的小吃，對香港人來說早已熟悉不過，它們往往都佔據著一整條的街區，人頭湧湧充滿著市集的氣氛；相反首爾則有不少別具特色的大排檔，零星散落在閙市的行人道上，一般還會擺出幾張桌子化身臨時食肆，雖不及台北熱閙但卻別具風味。
二月八日（星期日），埃及足球聯賽球隊扎馬雷克（Zamalek）在開羅準備入場觀戰時，出現了人踩人慘劇，最少二十五名球迷死亡。這次是二零一一年埃及革命推翻穆巴拉克政權後，該國的第二宗球場慘劇。對上一次慘劇發生在二零一二年二月一日。當日，開羅球會艾阿里（Al-Ahly）的球迷在作客薩伊德港（Port Said）時與主隊艾馬斯里（Al-Masry）球迷爆發衝突，最後有七十二名客隊球迷喪生。對埃及國內球迷來說，這兩次事件都是一般的慘劇。他們更相信這是埃及軍警要向球迷報復。
四年前，埃及民眾上街抗爭要推動翻巴拉克政權時，足球迷就是當中的重要角色。在專制統治下，埃及民眾鮮有與軍警衝突的經驗。但球迷組織向來就為了看台上的空間使用問題慣與警方衝突，於是他們在街頭上成為了「勇武」先頭部隊，對激起群眾更大決心發揮了一定作用。作為埃及頭號球會，艾阿里的球迷當然沒有缺席。
穆巴拉克下台後，軍人政府接掌管治權。一向不滿軍警的球迷對這樣的發展當然不滿。看台成為了他們發佈政治訊息的平台。薩伊德港慘劇發生時，警方被指袖手旁觀。球場的燈光被關掉，再加上客軍球迷的逃生通道被鎖上，令人懷疑是有官方力量在背後縱容主隊球迷襲擊艾阿里球迷。這次慘劇後，埃及聯賽一度暫停。後來恢復正常比賽後也一直是閉門比賽，可見軍警對球迷的警覺性甚高。
攝：Manson Wong
在2003年，俗稱「自由行」的港澳個人遊計劃正式推行，而在2009年，深圳居民「一簽多行」政策亦出台，成為了現時水貨客、遊客數量過多、小店被金舖藥房取代等問題的根源。
水貨客、自由行等問題嚴重影響了民生，幾乎所有香港人都清楚明白到問題的嚴重性，並感到很憤怒和焦躁。但問題是，我們應該用甚麼手段去爭取我們的訴求呢？
其實，整件事情最可悲的地方在於，偏袒商界和內地政府的梁振英政府刻意坐視不理，漠視民間社會和政黨的政策倡議，例如實施陸路入境稅和向中央爭取取消一簽多行，導致問題不斷惡化至現時民怨沸騰的地步。
當傳統的遊行集會似乎不湊效，憤怒的群眾就只好嘗試其他方法，這是能夠理解的。例如廣東道「驅蝗」行動、旺角拖篋行動、今年的「熱血衛屯門」、「捍衛沙田」行動等等，但這類行動究竟發揮著甚麼正面效用呢？
這些行動均反映出一種「政府無能，人民自救」的心態，群眾希望能夠親自「驅逐」水貨客和店舖，而這正正是香港政局最可悲之處。正所謂「官逼民反」，當人民試過將矛頭指向有制訂政策權力的政府，發覺好像不湊效之後，在無力感驅使之下，就唯有將矛頭指向一些沒有權力、較被動的群體，例如水貨客和一些並非水貨客的內地旅客。
（獨媒特約報導）社運抗爭與地區工作，似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走上抗爭前線，示威、遊行、衝擊是家常便飯；同時他也走入社區，服務他成長的沙田瀝源區已5年。他在地區的工作除了修橋補路，還有擺街站向街坊講解普選、全民退休保障等議題，每次雄辯滔滔與「藍絲」阿伯理論，也吸引街坊圍觀。數年下來，街坊已十分熟悉他，每次光顧食店，老闆總會熱情替他「加餸」，師奶會不時送他酒水，婆婆會握著他的手噓寒問暖。
地區工作吃力不討好，他要兼顧社運抗爭更是難以平衡，但他深信落區必須以堅實的理念為先，比選舉勝負更加重要。
農曆新年將至，黃浩銘擺街站派發揮春，及雨傘運動剩下的口罩，提醒街坊預防流感。
（獨媒特約報導）早前在改革香港足球的鳳凰計劃中，列明需要成立香港職業球員工會。目前在歐洲多國的足球聯賽均有球員工會，英國的球員工會歷史更是源遠流長。過去幾年，本地球壇多次出現欠薪事件，設立球員工會更顯重要。獨媒找來元朗足球隊後衛趙俊傑，談談對球員工會的看法及香港職業球員不為人知的辛酸。
近年總算捱出頭來的趙俊傑認為，香港的足球圈「貧富懸殊」嚴重：「月入十萬的球員又怎會搞，收入低的又沒有說服力。」因為香港球員不太團結，他希望將來發起時，退役的球員能出一分力。「要老闆明白球員不是要搞對抗，只是要爭取最好的福利。」
「只係想要你個五、六千元一個月，已經唔係講甚麼尊嚴」
文：馮志強
最近，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國情咨文，表示要向富人加稅，目標是十年內徵收2.5萬億以資源再分配的方式幫助中產。這一轉變對於左翼來說毫不新鮮，因為過往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法國）均暸解到經濟資源分配不均所帶來的政府不穩定的後果。以零八年金融海嘯為例，以華爾街財閥為首的政經集團所造成的經濟危險，便促成佔領華爾街般的政治運動。隨著政治、經濟民主之聲日漸壯大，美國社會要求更平等的資源分配的訴求慢慢迫使奧巴馬政府回應民眾的訴求。可是，在香港政治民主化停滯不前，阻撓重重的情況下，討論資源再分配及經濟民主是否遙不可及？
為何要關心財稅？
左派喉舌以本是教資會機密文件的《研究評審工作2014》報告攻擊港大、政府高層懷疑曾致電校務委員施壓，言談間要求否決任命陳教授為副校長之推薦，及後特首親信中央政策組高靜之更直認不諱於「茶餘飯後」論及事件。種種事件證明建制的魔爪已進一步伸到學術圈，意圖把抗爭的力量扼殺於萌芽。我們並不能就此噤聲，視而不見。一天我們麻木，政權就而會更明目張膽。院校自主不容干預，殖民惡法急需廢除，請各位就政府干預院校自主一事聯署，全城捍衛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守護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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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回應政府干預院校自主聯署聲明
專上院校的自主性在近年不斷被侵擾，而近日香港大學教授、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不但連番被左報作出失實攻擊，更加有政府高層懷疑曾致電校務委員施壓，言談間要求否決任命陳教授為副校長之推薦。特首親信中央政策組高靜之更直認不諱於「茶餘飯後」論及事件，由此種種，均突顯大專院校的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再次面臨政權步步進逼。
現年22歲的伊朗少年犯Saman Naseem，將於2月19日即下週四被處決。伊朗一向有處死判案時不足18歲的少年犯的紀錄，此舉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標準。伊朗亦是繼中國之後，全球第二位最多處決的國家。
對付叛軍的「仇恨真主」罪
Saman 因「仇恨真主」罪（moharebeh）和「在世上散播腐敗」罪（ifsad fil-arz），於2013年4月被西阿塞拜疆省馬哈巴德刑事法庭判處死刑。因為他是當地武裝反對派組織庫爾德斯坦自由生活黨（PJAK）的成員，而且參與對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武裝活動。儘管他曾經上訴，最高法院在2013年12月維持對死刑的判決。當時他只有17歲。
別以為「仇恨真主」及 「在世上散播腐敗」罪與宗教有關，這項罪行在法律上措辭含糊，主要針對武裝起義及反對派軍隊，但實際上，即使沒有拿起武器，只要被指與伊朗政府禁制的組織有聯繫，也可能觸犯該罪行。Saman 於2014年11月20日起與來自伊朗的庫爾德少數民族其他23名囚犯開始絕食，以抗議專門監禁政治犯的西阿塞拜疆省烏爾米耶中央監獄12號囚室的規例。為了報復，當局揚言要加快處決Saman Naseem，並處死囚室內其餘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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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機管局聘請的顧問NATS提交了《空域及跑道容量研究第一期終期報告》，值得我們注意的有「行政摘要」以下兩段：
1. 顧問的意見是現有的空域系統在目前的狀態，已經接近飽和。 （原文：It is the view of the consultants that the existing airspace system, as currently configured, is close to capacity.）
2. 本報告指出由於已知的限制，現有系統不改變的話，不能應付本機場及珠江三角洲地區空中交通的預測增長。 （原文：The limitations identified in this report mean that, without change, the current system will not be able to cope with the predicted traffic growth at the airfield or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簡單地說，香港的天空已經塞滿飛機，到了「上天無路」的境地，就算跑道有空位，離港的飛機也無法起飛。制約機場升降架次的主因，是空中航道的擠迫，而不是沒有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