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志強
最近，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國情咨文，表示要向富人加稅，目標是十年內徵收2.5萬億以資源再分配的方式幫助中產。這一轉變對於左翼來說毫不新鮮，因為過往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法國）均暸解到經濟資源分配不均所帶來的政府不穩定的後果。以零八年金融海嘯為例，以華爾街財閥為首的政經集團所造成的經濟危險，便促成佔領華爾街般的政治運動。隨著政治、經濟民主之聲日漸壯大，美國社會要求更平等的資源分配的訴求慢慢迫使奧巴馬政府回應民眾的訴求。可是，在香港政治民主化停滯不前，阻撓重重的情況下，討論資源再分配及經濟民主是否遙不可及？
為何要關心財稅？
最近，梁振英便發表了二零一五年的施政報告和施政綱領，社會各界對該份報告的討論大概集中在房屋、政改及全民退保，卻繞過了一個更重要的議題：財稅制度與相關政策。為什麼我們要關心與財稅相關的政策與議題？原因有三。首先，財稅制度作為一種與市場運作有關的公共行動型態，它帶有經濟、政治、文化意涵，簡單而言則國家能以徵稅的方式直接地影響經濟發展的方向及大眾日常生活的文化模式，例如政府能向地產商徵收土地持有、囤積及經炒賣樓宇的稅項，以遏止地產商繼續藉著囤積土地來操縱市場，並且進一步壓抑樓價，讓透過這些財技獲利的人無利可圖，從而使炒賣樓宇的人不再以炒賣樓房獲利，改變市場運作。施政綱領裡提及「加強額外印花稅、推出買家印花稅，以及倍增從價印花稅」的目標就是去除炒賣樓宇的動機（dis-incentivize），而調整薪俸稅下的子女免稅額則是利用稅務優惠誘使（incentivize）更多父母生兒育女，從而調整本地人口的出生率。
此外，政府所得的稅收是支撐公共支出的主要財政來源，因此當我們談論社會福利及各式各樣的支援計畫時，便不能不處理「錢從何來」的問題，換句話說財稅制度的問題，就是為社會福利及相關政策提供一個的充分的物質條件。最後，財稅制度涉及社會的資源再分配，例如政府可藉著向富人徵稅並透過公共政策（如各式各樣的津貼及社會支援計畫）扶助社會上的弱勢社群。然而，資源再分配及公共財政等經濟議題往往涉及政治，因為公共財政徵收與支出往往涉及團體及階級之間的角力，就如全民退保聯席一樣經過多年努力才迫使到政府回應他們的訴求並對全民退保作出考察，但最終能否迫使特區政府實施全民退保那便看聯席背後的群眾力量有多大。總括而言，財稅制度影響甚廣，跳過稅的討論去分析其他公共政策，恐怕只會「見樹不見林」。
梁振英在做甚麼？
然而，當我們打開施政報告和施政綱領時，不難發現梁班子講述公共財政與財稅制度時，不單止一再重覆「簡單低稅制」的經濟教條及提供更多稅務優惠，還在有關產業發展的政策裡，表明會給予財政支援。那麼，我們可以如何理解施政報告中有關財稅與公共財政的措施呢？
承上所說，財稅制度帶有經濟、政治與文化意涵。施政綱領中，政府銳意「擬定有關《稅務條例》的修訂細節，把豁免離岸基金繳付利得稅的適用範圍，擴大至私募基金」，並透過「修訂《印花稅條例》，全面寬免交易所買賣基金轉讓的印花稅」，來吸引跨國企業集團及內地企業利到本地進行財資活動，藉此推動香港金融服務業在香港的發展。然而，印花稅事實上佔政府主要收入的百分之十三（據2009－2010年度統計），換言之這寬免不僅未能為政府帶來即時的財政收入，以支援將會持續增長的公共開支，反而會削弱政府的財政基礎，連帶製造出一種財政收入下降的假像，變相為拒絕加大社會福利開支而開脫。當然，在捲入新自由主義下的全球城市競爭邏輯下，為確立自身作為全球城市地位的前提下，各國政府均為資本提供最有利的發展條件，紛紛推出偏袒資本的政策（如各式各樣的稅務優惠），藉此保持地方於資本累積過程中的優越性。因此，不難發現香港的稅制並甚少（也可以說沒有）對在地及全球資本徵收直接稅，例如從所收股票得到的利潤，在現行的稅務條例裡並沒有清楚界定為利潤或收入，此外香港公司（縱使公司註冊地為香港）在國外所得的利潤是無法被徵稅的，所以不少上市公司均會利用這些灰色地帶將資本（或利潤）轉移成未能徵稅項目繼而避稅，正因如此香港最近被英國的租稅正義聯盟（Tax Justice Network）列入避稅港（Tax heaven）的黑名單中。
公義稅制與我何干？
但這些漏洞又與我何干？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國家將整個政府（或公共開支）的財政負擔以非針對資本的直接稅（如利得稅、物業稅、薪俸稅）及間接稅（如地產稅／土地補價、博彩稅、各式各樣的牌照費用）推往中產與基層。在這個層面上，香港的確是「資本家的社會主義天堂」，將一切的社會責任推卸到社會的普羅大眾身上；而此時此刻，中產與基層卻只能在「資本主義地獄」裡相互競爭、求存，默默地為不事生產的金融資本家「埋單」。稅制研究專家Richard Murphy、國際政治經濟學家Ronen Palan與法國記者Christian Chavagneux就曾經在《逃稅天堂？》一書中指出，利用稅務優惠吸引外資的策略是危險與值得懷疑，因為這樣會使到國家過份依賴境外產業和相當大的外來者社群，而當境外產業所得的經濟成果未能透過徵稅再分配到在地社群之中的話，便會形成越演緊張的社會關係，最後只會得不償失，白白犧牲在地社群的利益而繼續縱容那掌握全球百分之一財富的資本家危害全球社會的福祉。最近賣得火紅火熱由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所著的《廿一世紀資本論》亦提出向各國的資本徵收全球資本稅（Global Tax On Capital），目標是透過資源再分配來改善資本主義的社會不平等。當然，資源再分配能否處理因階級剝削之間所產生的社會不平等是成疑的，但明顯的是一些經濟學家已經開始注意到資本、稅制、社會不平等與再分配之間的關連與重要性。因此，盲目實施各種各樣的稅務優惠不單沒有辦法改善普羅大眾的生活水平（更莫說因政治氣氛不明朗、生活水平參差、社會不平等嚴重所導致的低出生率），反而更會助長了一些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產業，甚至進一步鞏固資產階級的權力。經濟學家John Kenneth就《金融狂熱簡史》中就表明過往三百多年來的金融投機事件（從荷蘭的鬱金香狂熱、二零年代的經濟危機到零八年的金融海嘯）往往以泡沫爆破終結，並對社會造成一浪接一接破壞。這樣就足以証明，特區政府今天對金融業所給予的稅務優惠是錯誤及危險的，因為這樣只會繼續鞏固金融資本在香港的主導位置（dominant position）。
經濟不得不民主化
這裡帶出另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經濟民主化的當代意義。以往經濟民主化均指涉經濟領域的再分配配與勞動關係的改革，務求在第一與第二次分配中達到越趨平等的結果；自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等概念的提出後，社會的進步力量往往注專於「錢（特別是公共財政）應該如何使用」的討論，但這一議題忽略文章開頭所講「錢從何來」的問題；換句話說，我們只注專社會中的權利（福利）但卻忽視這些權力所承載的義務（稅務），而這些義務的比例（proportion）與廣度（scope）往往是行使權利的充分條件。因此今天當我們談論經濟民主化時，我們不能避免回答「這些義務應該根據什麼條件分配」的問題，過往這些討論過份專注於財稅制度的進步性（progressivity），例如稅制是否累進，但就忽略「甚麼產業及東西應課稅」的討論或將這些討論轉移成技術性（Technical）及純粹的經濟議題，使到普羅大眾無法進一步暸解財稅制度的運作，更莫說是討論箇中課稅的準則。今天，我們都暸解到稅是無法避免的「人生大事」，每個人只要生活在社會裡就不能避免會面對（直接與間接的）課稅，然而我們又豈能對這些義務後面的準則懵然不知呢？可以說，財稅與公共開支是我們不能避免，共同承擔的社會事務。特區政府銳意對金融業推行進一步的稅務優惠，在沒有充分的理由與同意下，我們作為社會中的一份子絕對有理由拒絕與反對這些政策，並且直接向財金及政府官員質問他們推行這些政策的動機與合理性。唯有這樣，我們才能進一步擴大我們對經濟民主的想像與實踐。畢竟，正如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來自美國南部的非裔女眾議員所說 「民主並不是一項旨在吸引大量旁觀者的運動」，沒有我們對於財稅與公共財政的討論與實踐，我們的生活條件就更難獲得改善。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發表的「2012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所得分配嚴重不均與長期財政失衡已被列為威脅全球經濟穩定的最大風險。改善所得分配不均及政府財政狀況之財稅措施，儼然已成為國際上重視之議題。難道我們還要逆勢而動，繼續讓這個政治上威權、經濟上獨財的官僚、金融、地產資本集團統治我們嗎？一起來關注財稅制度與公共財政吧！我們別無他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