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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觀看了進念二十面體的《百年之孤寂10.0 文化大革命》的觀眾，都會不禁滿腹狐疑，腦中充滿十萬個為何：為何台上的演員要由台右走至台左？為何倒數？為何跳舞？為何做側手翻？為何唱國際歌？為何演員會捧著一個盒？為何播《I love you for sentimental reasons》，然後播《Vissi d'arte》？為何為何…究竟《百年》是什麼來的？
這就是榮念曾的作品，總把觀眾拋入五里霧中，我亦不能幸免於難。對於《百年》的內容，我是完全摸不著頭腦。在沒有任何指引(如故事大綱和印在紅巾上的「場刊」) ，亦不認識演員(他們的動作往往跟自身的背景、知識和經驗有關) 的情況下，我實在難以明白台上各式各樣的動作。於是在觀看《百年》期間，我很快便決定放棄嘗試解讀那些動作，轉而欣賞它能如何發展下去。
換了欣賞角度，我才發覺《百年》的創作團隊能夠利用一堆使人費解的動作，不停地加以變化，從而建構一個近二小時的節目，殊不簡單。然後我腦中頓時想到一條問題—「他們是如何創作？」
（獨媒特約記者阿釘報導）自五十年代起，殖民地政府開始發行小販牌照，當小販是一條可讓老百姓向上爬的梯子。但政府在七十年代起停發小販牌照，到一九九六、九七，當時的市政局通過收回流動小販牌制度，直到現在亦未有改變。廢除的原因究竟是甚麼？當時市政局的討論是什麼？如何導致今天政府處理小販的態度？
香港的區議員一直被指是「芝麻官」，只負責處理芝麻綠豆的地區事務，很少理會較宏觀的政策問題。但凡事總有例外，2004至2007年灣仔區區議會主席黃英琦女士可算是個異數：她在位期間積極爭取保留灣仔市集，有多年在建制內爭取小販權益的經驗。為了解回流動小販牌的原因，這天記者來到兆基創意書院，和黃英琦詳談小販政策。
當年今日：96/97作為小販政策的轉捩點
黃英琦說香港共有兩類小販牌：一類發給所謂「梗檔」或「鐵皮檔」小販，例如旺角女人街、灣仔太原街一類如露天市集般的檔位。政府一直無意回收此類小販牌照，只是當局已不會再發新牌照。
區會選舉後，對「泛民」失敗的反思，主要包括「鐵票抹黑」論、「地區工作」不足論和「主流民意」右轉論。三種不同的分析和判斷，指向的是三種差異的文化效果和政治出路。強調「鐵票」或「抹黑」的作用，除了想解除「泛民」自身的責任外，也可能產生獨善其身的無力感；泛泛地承認「地區工作」的不足，除了提高一些被認為是「瑣碎」的事務工作的重要性外，也可能重複全港(政治)vs社區(民生) 的刻板簡化對立思維；側重於「主流民意」的右轉，除了催生一種對右翼民粹政治的追求外，也可能鞏固了甚麼是「主流民意」的單一想象。這三種觀點，儘管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但卻過於一般化，未能有助更具體和仔細的分析。
三種解釋的局限
鐵票抹黑論：「建制派」資源豐富，透過日常的組織和福利，再加上選舉時的龐大動員能力和旅遊車的配合，比「泛民」擁更多的「鐵票」，自然並不出奇。因此，全然否認「鐵票」的存在和威力，並不中肯。不過，要維特這樣一個「鐵票」系統，成本不菲，而且越擴大成本就越高，因此無論「建制派」資源怎樣豐富，也只能保証一定數量的「鐵票」，難以確保每次選舉都能大勝。另一方面，如果「抹黑」指的是誇大或虛構出選舉對手的缺失，這原是所有選舉中常見的策略，因此也無助我們理解為何這策略在是次選舉中特別有效。因此，「鐵票抹黑」論，至多也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解釋「泛民」為何在某些選區敗落。
今年區選落幕，評論雀起。出現得最多的術語是民粹主義：順民粹者昌，逆民粹者亡。更有倡言，以民粹制民粹。民粹主義儼然成為萬能膏葯，城中唯一遊戲(the only game in town)。
不過，其實這不是香港獨有現像。美國茶黨行情暴漲，奧巴馬連任勢危，也是拜民粹所賜。
民粹主義為甚麼會變成好像萬應萬靈，其實秘密在於其彈性。它能與所有的意識形態親和，既可與左的社會主義為友，也可和右的法西斯結盟，光譜甚寬。因為它的終極對手只有一個，就是自由主義。
民粹主義的主張的只有一條，就是可以無限彈性地定義的「人民利益」。它的特徴包括「沒有原則地討好民眾」、「訴諸恐懼情緒的動員」、「反智反精英」、「建構簡便的敵我意識」、「以我族為先的排外」。自由主義之所以可惡，是因為它是「人民利益」的絆腳石。民粹主義要把絆腳石掃除，就要訴諸廣大民眾的common sense，將智性反思的複雜要求打成精英主義。你若說它反智，它就會回敬你說：你是「脫離群眾，活在火星」。
「轟轟，轟轟，轟轟…」一陣一陣低沉的咆哮，震動著森林的安寧。這裡是位於八鄉的雷公田，但這裡沒有雷公。村民告訴我，剛才的聲音，是原居民曾憲強的手下在鋸樹。
想不到一早就要哭，才剛走進森林，樹的靈就向我召喚，不自覺就流下淚兩行。我繞過一排小灌木，看見青山橫排，眼前卻是滿目倉夷—一棵棵樹只剩下木樁，枯草萎蘼地壇倒在旁，中央的一個池塘浮著一些碎葉。「這裡本來是個果林，長滿了荔枝多美…那些薑花他們一棵都不放過，明明不礙事硬要拔了，就是要你心痛，哎呀那荷花都沒了……」村民向我描述這裡本來的面貌，我很努力想像但對不起，我想像不到。這些美好我統統錯過，再也看不到了。
這隱世的村落，住了不到十戶人，因為他們是住在郊野公園之中的。昨日，曾憲強派手下來，砍了67棵超過三十歲的大樹，村民報警，但漁農處、警察、環保處都拒絕執法，警方更反責備村民不應經常報警。此地正有業權訴訟，原居民如此自立為王，任意砍樹，對控辯雙方都不公平。
曾憲強在這片森林大屠殺，到底是為了甚麼﹖錢。
原居民不介意砍光一整片樹林的數萬罰款，先破壞製造既定事實的情況，屢見不鮮。但，這幅地被郊野公園包圍，如何可能作發展﹖四個字，以權謀私。
泛民區選失利，整體議席進一步萎縮，公民黨輸去數席，社民連更是一席不保，友儕間一時愁雲慘霧。有些左翼朋友重申代議民主的欺騙性，工人組織的重要性。知道結果一刻，筆者也向身邊朋友說笑自嘲，說要放棄議會路線，重投街頭抗爭。但友人蘇湘說得好：「簡單宣稱某樣剛獲得百多萬人參與的機制完全冇用，實在太粗獷了！選舉投下票已經是最小的投入，坦白說，連動員人出來投票都沒信心可以做得很好，有什麼可能發動得出比投票要更多投入的群眾運動？」無論任何政治路線，都難以否認選舉是某程度的民意反映，或許代議民主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但投票結果絕對說明了不同政治主張與群眾的距離。
一直事忙，雖然有很多朋友參選，但都沒有參與助選活動，直至最後兩天，一天到八嫏幫朱凱迪，一天到南丫島幫黃俊邦打氣，被安排當了監票員。回來後，在面書分享了兩則趣聞（見後），今天讀到紀曉風「票從哪裡來」一文，覺得自己的監票工作實未夠認真，要好好整理填補選舉的漏洞。
黃教授：
區選前，因為對選舉的不同意見，你在網絡平台，以「投共」猛烈批評林輝和陳景輝等青年朋友，理據是林輝的工作單位Roundtable接受前特首特別顧問葉國華先生的捐款，「論證」過程之粗口含量，雙方似是殺父仇人，即便我等對之習以為常，亦覺詫異。此前，閣下亦曾多次以不學無術等理由，點名批評不同與你立場出現分歧的青年學者為「蛋頭學棍」；其他就區選期間對民主黨等的人身攻擊，一葉知秋。我並非這類節目的聽眾，一般不會評論本土政治，基於從小對教授的敬重，你以往說我可當副局長也好、不學無術也好，我從來一笑置之。
（獨立媒體特約記者易汶健）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副理事長李廣林，在報章回應說：大型超市向供應商施壓的情況時有發生，只是「拿不出證據」，「你要做超市生意，就要就範，要聽他的說話」（經濟日報2011/11/04）。 阿信屋和家農等零售店忍到今天才出聲，並獲得傳媒和市民廣泛關注，大抵是因為受不了大財團「賺到盡」而且不理小市民生活困境。我們在媒體聽過零售店談大型供應商，那麼小型供應商又如何？它們如何掙扎求存，並見證這二三十年的變化呢？在Facebook朋友的介紹下，筆者找到Bonny，做了個電話訪問。
Bonny的父親經營食品公司逾三十年，現在供應粉類和調味料給街市商鋪、雜貨店、士多，以及家興和佳寶超市。她在年幼時經常跟父親送貨。今天她長大了，沒有再隨父親上陣，但她仍然留意生意，道出不少小型供應商的苦況。
五花八門的費用
我們聽得多上架費，即是指產品放在超市擺賣時，超市向供應商所收的費用。Bonny說，除了上架費外，超市還會用多種方法向供應商收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