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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台灣九合一選舉在星期六（11月29日）舉行，是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地方選舉，將會選出近11,130名地方公職人員。獨媒訪問了留學香港的台灣學生，談談對今次台灣地方選舉的看法。
瑞霖就讀於香港大學生物科技二年級，已經來港讀書一年多。他說不少台灣學生十分關注九合一選舉，都想回去台灣投票，事實上學生們卻無法成行，「雖然台灣距離香港蠻近的，但旅費並不是每一位學生都可以負擔。」他說。於是台灣學生會的同學曾經與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長官們陳情，希望有人能願意資助他們回台，他認為「我們都是有投票權的成年人，但卻因經濟原因被剝奪了這權利，沒辦法回台灣投票。」，台灣學生會也用此觀點與長官們溝通，但最後還是無疾而終，但他認為資助台灣學生回台投票的計劃，以長遠來說，必須要繼續推動。
早前城大舉行「香港的綠化地與房屋供應論壇」，討論綠化地未來，多角度的思考，為香港的環境、規劃政策把脈。政府計劃開發超過七十幅市區的綠化地，超過一百五十公頃，建九萬個單位，社會反對聲音不絶於耳。綠化地是房屋供應，還是生態資源呢？論壇嘉賓從本地的生態、市民健康和土地供應的角度談及綠化地的重要影響。
從環境角度，長春社助理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指出政府的綠化政策，在市區廣植樹木，卻鏟掉市區的綠化帶，並不洽當。規劃的過程中，政府常估生態價值。以鳳園例子，政府將綠化帶視為人工植林，降低價值，但實情向次生林演進，影響3000 棵林木，當地找到重要植物，包括︰石筆木，吊鐘王，土沉香。在大窩坪案例，文件跟事實不太相符，政府推說樹種價不高，卻無視林中的小河，找到大頭蛙，小棘蛙等珍貴動物。按政府邏輯，低生態價值土地就可建屋，綠化地都不能保存，難道只剩下米埔才可保留。而現時城規會機制，多考慮交通問題，綠化帶的康樂價值相較低。
編按：學聯周永康昨日（11月28日）於金鐘發言，呼籲市民在星期日重聚。
周永康：佔領由兩個月前到今日已經兩個月，其實每一次我、之鋒或其他人上到台分享時，大家會想，今晚要說甚麼呢？今晚我們要分享甚麼？為何大家要問這個問題，我相信道理很簡單。其實就是大家只是想要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就是真普選。（群眾鼓掌）
但說了兩個多月，「講到口水都乾嘞」，這個政府依然冥頑不靈。這是個「一字咁淺」的道理，雨傘運動已經兩個月，已經說了兩個月。香港人爭取民主運動已經三十年，說了三十年。這兩個月以來，有很多不同的變化。例如之鋒，他兩個月前入獄，然後出來（保釋）。今日，只不過是昨天，他才出來（保釋）。兩個月前或更久以前，大家可能說香港警隊可能是世界上這麼多都市裡，最克制的警隊。但今日一些官員說，其實警隊已很克制時，請問（他們）是否在說真話？（有群眾說：假嘅） 兩個月，可以破壞一隊警隊。你問警方人員有多大壓力？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有，有很多怒氣。但市民也同樣有很多壓力，有很多怒氣。你說警方很多時用武力對待我們示威力，用武力對待同樣居住在這城市的香港人，我們會感到憤怒，但同時也感到無奈。
「鳩嗚」一詞，源自梁特首在旺角佔領區「恢復秩序」後呼籲市民多到旺角購物，支持商戶，振興經濟云云。網民借「購物」普通話發音，諧音創作「鳩嗚」一詞諷刺香港鬧市已淪為只服務內地自由行旅客，致使香港人只能佯裝他們「鳩嗚」才有資格走在旺角街頭。
當「鳩嗚」被實體化演繹時，卻名符其實地化成它廣東話的意思：不合常理地呼叫。例如：「我要排IPHONE!」、「我要食小肥羊!」、「我要睇電視!」等等，暫且按下不表。只是，當這些「卑微的訴求」都足以被許鎮德指控成「擾亂秩序」的藉口，以此為驅散行人的理據時，我們更加要思考並肯定：作為市民，在地面上行走的權力。
消費至上的發展主義與城市權
香港活脫脫是個物慾橫流的資本社會，把人壓抑在密麻麻的框框裏，想要快樂就只得消費。「唔買就過主啦！」恐嚇著每個人，焦慮充斥著我們，把自我燃燒淨盡，最後只得繼續飲飲食食買買買。整個城市的空間規劃的要旨只有一個，就是用盡每一吋土地累積資本。所以，沒有（經濟）「貢獻」，以至企圖阻礙（經濟）「發展」不肯合作的人，都罪大惡極。因此，公權可借此肆意剝奪他們在公共空間存在的權利，為其政治目的服務──「返去啦你！唔好出黎喇！」就是這個意思。當警方可以正當地不擇手段為汽車守衛馬路，武力驅趕行人，足見這個城市的核心價值是甚麼。
文/ Lokman Tsui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助理教授）
上週二晚，一小隊人衝進了（香港）立法會大樓，還打碎了一塊玻璃。報導說，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擔心被稱為「網絡23條」的《版權條例草案》會被通過。網絡23條的原規定，也就是這條有爭議的國家安全法案，在2003年造成了50萬香港人上街遊行的大場面。那麼，所謂的「網絡23條」到底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如此關注？
「網絡23條」其實不止一條法案。立法者和支持團隊用這個詞來指代至少兩種不同的規則。兩種規則都對如今香港自由開放的網絡有著巨大的潛在威脅。
第一個是版權修正案。這個修正案急需更新，否則就過時了。但是很多人擔心，更新以後公民就不能再拿社會和政治評論開玩笑了。要想了解為什麼人們如此擔心，你只需上網隨便看看，或者去看看那些被佔的地區就知道了：在眾多藝術作品當中，最著名的是一個實體大小的習近平手舉著黃色雨傘的剪影。很多人都跑去跟它合影。
「廣告剋星」，把「環保、不消費、佔領」串了起來。
和兩位前輩打算成立關注消費議題的民間組織，最後團體辦不成，我卻申請到前期經費，於是加入了地球之友當研究員。第一個任務，是做香港的可持續消費研究，同時介紹「不消費日」，並且不安全地構思及推出「常哦行動」。
今（28日）、明兩日是一年一度的「不消費日」（Buy Nothing Day），全球有超過60個城市響應。香港這個鼓吹消費經濟城市，或許不太受落「不消費」的想法，行動多年來未引起迴響。反而活動搞手引爆的「佔領華爾街」，對此城影響深遠。
加拿大反消費主義組織「廣告剋星」（Adbusters）是這兩項運動的推手，運動理念一脈相承，認為已走偏鋒的資本主義是當今的萬惡之源，鼓勵過渡消費，剝削地球母親，污染大地。在全球化之下，極至資本主義的貪婪，令社會愈見不公義。
佔領運動不是「廣告剋星」發起，卻由它發揚光大。2011年7月，「廣告剋星」推出一張對比強烈的海報，畫面中一位芭蕾舞女郎，「淡淡定」站在象徵華爾街的銅牛身上遍遍起舞，背景卻是從催淚煙霧殺出來、頭戴防毒面罩的差人。套用內地傳播學者胡泳的說法，海報傳遞的訊息是：「以優雅對抗野蠻，以輕盈對抗暴力，以夢想對抗現實。」化諸具體行動，便是從當年的9月17日起，「帶著你的帳篷，佔領華爾街」。
整個FB都是警察打人的資訊。和人權監察莊耀洸律師傾電話向他討教。莊耀洸識於大學時，是學運老鬼，我地屬於忙到約極都約唔到食飯那一種，亦是連他的婚宴亦錯過。他聲音有點沙啞。我想近日無人不累。
傾到最尾兩句，莊輕描淡寫話：「你仲係住旺角？你一個人，出入就要小心D。兩個人就互相有個照應。」指的當然是暴警在旺角連行人都打的事。
無端悲從中來。我向來一個人，獨居多年，從初中已開始成日自己食飯，搭車食飯永遠揀單頭位坐，傾向獨自旅行，一個人睡在紐約中央公園，清場前一晚一個人席地睡在彌敦道，在山東街前線時也是一個人，被禁止回家那次也是一個人走向二百防暴。慣性獨來獨往，路上會見到朋友、擁抱，但還是獨來獨往。阿莊應該知我咩人，佢本身的安全底線也不低。連阿莊都這樣講，清場後的旺角，應該是前所未有的危險了。因為警察係任意打人、威嚇巿民，行得慢又打，開口講句野又打。
我地成日話，旺角最危險但都係最安全，因為一有咩事黑白兩道一齊睇你。我總是凌晨歸家，新填地街黑暗中只有粉紅燈箱發亮，我一點也不覺得危險，旺角有自己的秩序，例如黑社會就唔多會打女仔。但在這幾天看來，警察係人都會打的。因為佢就係要你驚到唔敢再留在街。
但離開街道，是不會就保證安全的，天亮了你一落街，仍然不得不遇見那些可能滿心想要扑穿你個頭的所謂紀律部隊。所以無法迴避，你不能和一些有可能大條道理地扑穿你個頭的人共處。
文： 譚以諾
近日「平地映社」成立，骨幹成員有Nap、埼埼、Heaman、盧鎮業、林森和黃飛鵬（編按︰訪問當天未能出席），指在推廣影像和電影的藝術和文化價值。而他們第一炮的活動，就是明年（2015年）辦的──「第一屆平地學生電影節」。
不滿建制的「平地映社」
「平地映社」成員多是電影學院出身，來自不同院校。Nap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是自由工作者，也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教授電影相關的課程；盧鎮業背景與Nap相似，畢業於創意媒體學院，亦曾在兆基創意書院任教。他這幾年拍了數部獨立電影，其中以《那年．春夏之後》（2010）和《那年春夏．之後》（2012）這兩部紀錄片最為人熟悉，現多於幕前演出，今年參演了麥曦茵的《曖昧不明關係研究學會》（2014）；林森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拍了數部短片，《一路走來》（2013）是其中之一，於「2013年香港獨立電影節」參展；Heaman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最新短片《飲食法西斯》（2014）參加了「2014年鮮浪潮國際短片展」；埼埼也是畢業於創意媒體學院，有多年藝術行政的工作經驗，現於香港電影文化中心工作。
前幾天晚上去國道收費員在交通部前面抗議的基地，以醫勞小組的身分拜訪他們，一直有在關注國道收費員的消息，到了現場看到身體孱弱卻努力打起精神的叔叔阿姨們還是止不住的哀傷，那時他們已經130小時沒有吃東西，到現在應該已經將近160小時了吧，看到我們他們還是強忍著腹痛與疲累，聽著我們為他們的打氣。
他們奉獻二三十年人生最輝煌的歲月在國道收費站，整天機械性的做著收票的動作，不能隨意移動、如廁，天氣冷的時候不能關窗，好多人都有脊椎側彎、尿道發炎的狀況，隨著etag的上路，收費員被迫走向歷史，當初遠通與政府答應的安置或輔導方案屢次跳票，他們工作了十五二十年居然只能算七八個月的年資，一瞬間他們的世界全盤崩解，阿姨跟我們說著，收費亭拆掉的那一天，他們幾個姊妹躲在宿舍裡面抱著彼此，一直哭一直哭，不知道未來該怎麼辦。
至今，近乎絕望的他們，決定以身體作為工具，對這個政府做出最後、最沈痛的抵抗，但忙著選舉的執政當局卻毫無誠意，甚至放任黨工、里長賞抗議者的巴掌，他們每天強忍著飢餓與低血糖帶來的暈眩，坐著輪椅，四處抗議，換來的卻只是許多去脈絡化的指責，與不斷的跳針躲避責任。
今日有內地人竟然未經申請，在迫滿遊客的大三巴牌坊豎起大型內地樓盤廣告板，免費大賣廣告，「偷雞」進行商業宣傳活動，大殺風景之餘，做法亦令不少市民和遊客側目。文化局回覆《論盡》查詢時表示，有關宣傳活動未有向該局和民署提出申請，廣告板嚴重影響世遺景觀，阻礙公眾參觀通道，接獲市民舉報後，經多次勸喻該公司個幾鐘後才肯撤走展板。
有文化界人士批評，文化遺產淪為「生財工具」，加上聚龍舊社的老土地公失竊案，反映澳門申遺成功多年，但政府和公眾的保護意識仍然相當薄弱，本地人都未有足夠重視，外地人更不會尊重當地的歷史文化。無論是執法部門還是市民，只要看到這種破壞世遺景觀的情況，都應該馬上勸阻及舉報。
他指出，無論是今次事件，還是近日聚龍舊社的老土地公離奇失竊案，都反映政府及市民對保護文化遺產的意識仍然處於低水平，大家都認為文化遺產只是供人拍照的生財工具，有錢賺的、沒有嚴重破壞就算是「保護」，沒錢賺的即使失竊了亦覺得不痛不癢。少有思考文化遺產的意義，體現出一個地方的功利短視，對自我文化歷史的認同感相當薄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