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credits: Dr. S-L Huang; Cetacean Ecology Lab, SWIMS, HKU.
出海需要對抗的原來不是大海，而是陸地上悖離真相的價值
文：川井深一
熊貓心心之死，母象泰克被射殺，虎鯨蘿莉塔被圈養38年（差不多同時，海豚Jessie被人類宣判監禁於香港海洋公園至今）……有名的動物、無名的動物，瀕危和野外滅絕，誰比較需要被救援？殺戮和禁錮，在被詡為進行保育工作的動物園裡仍不斷出現。孩子作為動物園最主要的「服務」對象 ，只能透過單一觀看的方式來進行生態教育？作為生命教育第一道行動者——家長，我能做些什麼？
和孩子一起出海。
上星期六（1/17）和香港海豚保育學會的調查船一同出海。事前與四歲的黑熊談到媽媽要離開兩天，孩子卻不斷提出「帶我一起去吧」的要求。原本擔心出海時間六小時，母子倆體力可能難以支撐。爸爸提出「可能會暈船」「說不定你會想吐」，孩子卻反駁「我不怕」。思索承受出海給身體帶來的考驗，不也是野地探索其中一個重要過程嗎？「觀看被圈養鯨豚反而是人類的懶散」「養成這種懶散，將帶給另一物種莫大的痛苦」，為了不讓「太辛苦」成為對待生命時的「懶散」理由，於是黑熊又跟著一起出海行動了。
原圖：蔬菜統營處
政府於新農業政策不肯為香港農業生產定下自給率指標，民建聯亦大力推行中港食物檢測認證機制。到底想安心食菜，係咪靠政府檢測就得？
農場新聞記者翻查食物安全中心的2014年11月份食物安全報告，發現該月合共檢測了3200個的蔬菜、水果及其製品的樣本，不合格的只有6個樣本，只為0.19%，好像十分安全。
但我們再細看漁護署剛公開的2013-2014年報，附錄二顯示2013年度共有810,614噸的蔬菜淨入口（扣除轉口），即每月平均67,550,000公斤進入香港供大眾食用。假設每個樣本的菜平均為1/3公斤（半斤一棵的超級重秤菜！），即每月平均有202,653,000份蔬菜供港。
比較起來，假設3,200個樣本全為新鮮蔬菜，也只不過佔實際供港菜量的0.0016%。漏網之魚有多少？會否貪方便只抽驗貨櫃車門口的菜？這已不是食物檢測可以解決的問題。因為歸根究底，我們擔心的是大陸農場不顧萬物死活的種植模式，以及無日無之的土地污染。就算食物安全中心請再多的人加強檢驗，都無補於事。
香港政府的東北發展計劃遇到受影響的村民和關心香港農業發展的市民強烈反對。他們提出反建議：與其逼走數以千計的村民和摧毀無數的農地以換來167公頃住屋用地，倒不如直接收回佔地達170公頃的香港高爾夫球會來蓋樓。高爾夫球場的存在價值在哪裡？它真正的成本我們有否細心想過？
高爾夫球場的存在價值
為了要保住香港高爾夫球會的用地，令香港的所有納稅人繼續資助這些少數的尊貴會員打球，球會會員紛紛發言，提醒大家高爾夫球場的存在價值：
一邊打高爾夫，一邊談生意？
南華早報最近有一篇報道引述一位香港高爾夫球會的代表聲稱，高爾夫球在香港這個國際商業中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意指很多大生意在高爾夫球場上談妥）。沒聽說過有學術研究將高爾夫球和經濟發展拉上關係，如果高爾夫球對做生意真的有那麼大幫助的話，蘇格蘭和泰國早就應該成為了商業強國。
奧運會項目，冇咗佢唔得？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會長聲稱，假若利用位於粉嶺佔地達170公頃的高爾夫球場來蓋樓，將會打擊這項重新被列爲奧運比賽項目的運動的發展。其實呢……滑大雪橇比賽都是奧運比賽項目來的，其在香港的發展也因為缺乏場地而裹足不前。或許我們也應該預留一些公共資源和土地來發展這種運動？
富人喜歡打高爾夫球
（獨媒特約報導）2017年政制改革方案踏入第二輪諮詢階段，昨日（1月22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出席沙田區議會討論諮詢文件。民建聯區議員發起臨時動議，支持依照《基本法》及人大決定落實2017普選行政長官，促請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在建制派大多數下獲通過。辯論期間民主黨麥潤培表示有5歲小孩問他何時才有公民提名真普選，諷政府限制市民提名權，袁國強回應指5歲小孩亦不願意原地踏步，他長大定必有更完善的政治制度。
建制泛民唇槍舌劍
（獨媒特約報導）民間人權陣線與數十個民間團體發起「我要真選民」運動，呼籲全港市民登記做選民，以未來手上的一票改變香港，延續雨傘運動帶來的公民覺醒。各團體會走入社區派發選民登記表，又會到不同院校宣傳，向街坊及同學解釋登記做選民的重要性。
學民思潮發言人黎汶洛表示，希望曾經參與雨傘運動的朋友發揮選票的力量，呼籲不同階層的人士登記做選民。
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指雨傘運動後有很多種子，很多年輕人覺醒了，加入做選民，可以用選票抗衡政府。他表示學聯未來會繼續配合民陣宣傳。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表示，上屆選舉有政黨靠「一車一車」載選民去投要，所以登記做選民就是反包圍那些「車落嚟」的選票，就像在雨傘運動期間遇到反佔領人士時，佔領人士會反包圍對方。
彩虹行動成員指有政黨打著反同志的旗號反真普選，所以彩虹行動會全力支持民陣登記做選民的行動，希望增加性小眾在議會內的聲音。
記者：何雍怡
文︰原人 編輯: 吳芷寧 原文刊於Breakazine 第35期 圖︰Ivan Wong (觀塘逝去的理髮排檔)
8個年頭了，我組織「活在觀塘」，不知走過多少遍這個社區，尋找失落的往事、心繫的信念。可是今天回首，仿如隔世。市中心的一切，全都灰飛煙滅。沒有舖換舖的政策，老店窮人被趕盡殺絕。推倒式重建，到底是社會必要的嗎？
單看市中心一隅，2014年被剷除的物華街小販市集、打鐵店、賽鴿店，看似毫不相關，卻是整全的經濟網絡；打鐵店服務小販和鴿店，燒製檔口和鴿籠，生意往來，形成密不可分的社會資本，維持彼此生計。可是重建來到，打散了小販的熟客羣，70年歷史的賽鴿業被消失，打鐵業亦受牽連。舊區消亡，基層失去店舖，只能當清潔工和保安。
至於生活居所，更是最卑微的要求。重建來到，大批觀塘居民被迫遷，業主若想買回原區單位，需要奉上所有賠償之餘，再補現金200萬，回遷難求，居民自然無心參與規劃，更何況舊區居民除了業主，還有更大量毫沒保障的劏房租戶。而且此非孤例，當清拆重建不單發生在觀塘，還包括深水埗、大角咀、灣仔、西環各個舊區，窮人還能往哪裡逃呢？
（獨媒特約報導）「選舉其實無可避免要考慮勝算，希望可以多給機會自己一次。」說的是即將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劉俊業在2011年在旺角東選區中得880票，以230票不敵西九新動力的黃建新。2009年加入民主黨的劉俊業表示，中學時的志願是立法會議員，他坦言當初從政原因希望能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在大學畢業後，便先後成為鄭家富及涂謹申的議員助理。經過五年的社區主任的「生活」，劉俊業坦言：「邊個想一世做社區主任？」
屢敗屢戰和屢戰屢敗只是一綫之差，劉認為選舉就是不穩定，社區主任的「生活」令很多有意從政的人卻步。「每週都落區開街站，了解街坊的需要，某程度上就是天天在爬山，但四年後先知去唔去到山峰。」這也是地區政治的困難，他認為旺角東是個相對有人情味的地區。
社區主任的高山低谷
早前有報導指很多泛民年輕的「社區主任」輸了後，並沒有繼續從事地區工作，令泛民的地區工作常常要「重新嚟過」。被問到今屆一旦再次倒灶，會否繼續參選，劉俊業只表示自己有力一戰，往後何去何從要到年底才去想。「大學畢業至今，我所有的青春都放了在這裡。」四年又四年，人生有幾多個四年？民主黨上屆派出六人出戰油尖旺區議會選舉，當中只有涂謹申成功當選。劉俊業表明，之所以繼續服務此區是因為放棄不了街坊：「我走了，民主黨還有誰在油尖旺？」
梁振英政府上任至今，不斷推出所謂有利民生的基建項目，當中不少項目出現嚴重超支情況。而立法會近日進入討論基建項目撥款申請進度緩慢的議題，建制派將矛頭直指民主派應為申請進度緩慢及超支負上責任。而事實反映，工程超支及延誤與撥款通過時間無關，建制派的指控只是混淆視聽和插贓嫁禍，只會令社會矛盾加劇，失去議會理性討論的空間。
以高鐵工程為例，工程延誤最少兩年，超支最少148億，令全港市民及納稅人震怒。就連港鐵亦有自知之明，清楚知道工程超支及延誤與撥款通過時間無關，並無對當年認真審議高鐵撥款的立法會議員作出指控。去年四月，港鐵總經理（高速鐵路）蔡豐松只以高鐵工程複雜為推搪理由，將責任指向地質複雜及黑雨影響，並指遇上三大挑戰，包括去年三月底黑雨導致元朗連接七星崗及大江埔的隧道水浸，令隧道內的鑽挖機故障，導致該段隧道工程延誤九個月；連接內地及香港的過境路段，途經濕地公園存有溶洞；西九龍總站地底挖掘工程遇上孤石阻擋，並需遷移大量公共管綫，「一環遲環環遲」。但建制派卻插贓嫁禍，將工程延誤及超支問題推到民主派議員身上。
而梁振英政府及建制派議員經常指出基建工程延誤會影響眾多市民生活以及削弱香港的全球競爭力，最終被邊緣化。但實情是基建工程只益財團及官員，與民生和競爭力並無直接關係。
與其說香港的年輕人憤怒，不如說活在一種深刻的無力感之中——不只是專屬於年輕人，更是屬於全香港人——除了既得利益者，以及一群慣於受壓逼、麻木到無知無感的人。
憤怒並不是一種能持續很久的情緒，因為太過虛耗一個人的精神。當憤怒持續一段時間、仍得不到出路，就會化為悲哀，最後沉澱為絕望，為了一己的生活好過一點，唯有裝作遺忘。到了某種時刻，又受刺激而想起曾經的憤怒，也馬上明白自己縱使多憤怒也好，實際沒有方法解決問題，於是無動於衷，這種就是無力感。
一場傘運，中共、施政者的槍頭一致對準年輕人。就算中共多擅長玩統戰、分清敵我，但以一個城市的一整代為敵人，亦未免過於高估自己的實力。這場必然的敗仗令當權者很快改變遊戲玩法 : 與期嚴打，不如威逼利誘。
年輕人抱怨難上樓，那就推出青年宿舍、奮青居所吧。但是位於大坑西邨的奮青居所，供款期十年要每月九千多，供廿年亦要每月五千多元。大學生畢業出來，每月大多能搵一萬多元，騰得出九千多元去供樓，日日食白粥也不行。再者，我們要的不是房屋這麼簡單，而是 : 我們不想當樓奴。老一輩可能會說 : 買樓就是這樣，動輒捱十幾廿年好出奇呀? 可能真是不出奇，但為什麼要將這種事情合理化、並去逼我們、以及後代去迎合這種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