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粉嶺北一帶石湖新村內一片由新世界擁有廿萬呎的草木林,近日遭到神秘侵襲,一星期間迅速遭到挖土機摌光,並有填泥及發展的跡象,至今沒有人承認責任。村內消息指這裡要建造一個龐大的停車場,甚至要將村內唯一通往公路、也是唯一公共的場所---信箱---都將給拆掉,來讓路給車輛進入停泊使用。原本劃為新市鎮規劃下的綠化地帶的石湖新村,規劃意向說得清清楚楚,就是用以「局限城市發展的入侵」(S/FSS/14, 33),但它似乎正與大浪西、赤徑、咸田等新界鄉郊私人農地步向同一種命運——在沒有城規會「發展審批大綱圖」(DPA)的約束下,這些原本在城市裡辦演著某種角色 (綠化、景觀、郊遊、集水、吸水、降溫、放牧)的土地,將永久喪失原有功能。本來作為聚集瑩火蟲及村內羊群的棲息地的這片綠帶,繼續被置於可以肆意開發的險境,村民憂心填泥令整片低窪村落水浸,政府繼續如常運作。
作者乃左翼21成員
經過長逾41小時的辯論,立法會正式在2010年7月17日通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但是最低工資水平尚未公佈,立法會復會後將通過或否決政府的建議水平,預料屆時社會各界必定繼續爭論。在水平公佈前,左翼21會推出一系列文章,探討條例通過後,對不同群體的影響。本文會就辯論期間的幾項修訂,就議員發言的內容,描繪各黨派取態的圖像。
(一) 留宿家務工(外傭)納入最低工資保障之修訂案
這是職工盟李卓人提出的修訂案。他建議以「轉換乘數」的方式,來解決外傭免費食宿、機票、保險、醫療等非現金權益難以量化的問題,從而將外傭納入保障範圍,避免法例出現種族歧視爭議。可惜,大多數議員質疑建議在技術操作上不可行,其中民主黨、公民黨及工聯會便因此投下棄權票。自由黨、民建聯明確指出若包括外傭在內,會使他們的工資上升,憂慮僱主未必能負擔下去而解僱他們,又認為現時外傭最低工資規定已足夠保障,所以反對修訂。
原刊於《明報》,2010年8月30日
菲律賓的貪腐政治和惡劣治安,舉世聞名。該國選舉期間經常發生的暴力事件,如果傷亡不多於三數人,媒體都已經懶得報道。去年年底一個南部省長候選人的親友在記者陪同下,一行幾十人乘多部汽車從老家出發到省會登記參選,結果車隊中途被100 名相信來自競選對手家族的武裝人員綁架。最後候選人的妻妹與同行記者50 多人被屠殺,棄屍荒野,有的更被強暴、斬首、肢解。
通過這些恐怖案例,我們不難想像籠罩當地社會的戾氣有多大。想深一層,如果菲國的政治清明一點,人命得到多一點保障,經濟還會那麼糟嗎?那麼多教育程度不低的年輕人,還要離鄉背井跑到別國當家傭嗎?那麼多媽媽還需要將自己孩子享受不到的照料轉讓給我們嗎?菲國政治社會危機的受害者,其實每天都在我們眼前,早已成為香港社會的一分子。
菲國亂局始於小圈子假民主選舉
港人無辜遇害,令我們切身體會菲國管治失效的可怕。可惜的是,在新舊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下,我們最初的悲憤,並沒有多少轉化成更普遍的人道關懷和理性思考,反而異變成更狹隘的、人民對人民的民粹怒火或冷嘲熱諷。有人說要辭退菲庸、有人主張以經濟制裁懲罰菲國。有藝人更說「既然有外國人做人質,必須以人質安全為首要」,那是不是說如果人質是本地人,便不用以人質安全為首要呢?
星期三晚,政府包機在機場降落後,受驚過度的母親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到了政府安排的車上等候,我一人站在眾多死者家屬之中,靜靜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風笛奏着《Amazing Grace》,很莊嚴,也很淒涼。我看着棺木上的白布貼着一個個的團友名字,淚水如注。誰會想到這個旅行團回到香港時會是這個樣子?
我淚眼看着傅太帶着她的一對子女到她丈夫遺體棺前告別。她只有四歲的小女兒在飛機上不時嬌滴滴的問母親:媽媽,為什麼爸爸回香港但是不回家?媽媽,為什麼我閉上眼睛會看到爸爸?一句句稚子無知的問題,聽得人心絞痛,可敬的是傅太仍堅強得很,仍以逗小孩的聲音平和地對女兒說爸爸已上天國,着女兒和爸爸說再見,過了一會,才傳來她痛哭的聲音。還有汪小妹的呆滯眼神,如所有情緒被抽乾了,讓人看得心痛。下機前,我走到導遊Masa 的母親前面,握着她的手,不知道跟她說什麼,只能說,我很想謝謝Masa,他一直很照顧團友,直到最後一刻。
回家的路上,我透過車窗看着天上的月亮,圓得讓人心痛,不知是農曆十五還是十六,又是那麼亮,亮得那麼冷漠。
這幾天我把事情想了很多遍,心裏有極大的憤怒和悲傷,還有說不出的愧疚。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我們沒有行動起來拯救自己?為什麼在漫長的等待過程後,我們仍靜靜期盼那似乎是永不會來的救援、把自己的命運交付那無能的政府?
訪問:黃俊邦、陳浩倫、周思中
整理:周思中
去屆藝發局民選委員選舉,分別有四個範疇(藝術行政、藝術教育、戲劇、電影藝術)只有一位候選人,今屆除了藝術評論沒有候選人外,只有戲劇範疇的古天農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換言之,共三個範疇多了候選人,當中「八十後文藝青年」之一的蔡芷筠,投入了藝術教育的六人大混戰;而電影藝術方面,則出現了杜琪峰對崔允信的單挑局面。
藝發局不是甚麼
杜sir杜琪峰在一次周刊訪問裡,談及對荷理活的看法時,曾說過:「始終是你們來,是我引進你們帶晒架生來,我一個人等你們上門」。原來當了近六年藝發局電影與新媒體組主席的杜sir,除了引來大量荷理活劇本外,今年更引來資深的獨立電影工作者崔允信,與他角逐藝發局民選委員的位置。
作為打從藝發局成立初期已開始接受資助的崔允信(《背叛》(1998);《憂憂愁愁的走了》(2001);《三條窄路》(2008)),為甚麼要出選呢?他有一套自己的全局觀與分析:近年的藝發局與電影相關的工作,出現了向電影工業傾斜的傾向,然而需要發展空間的卻是獨立電影。
七月十七日,《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終於在立法會通過,儘管比國際勞工組織的指引落後了八十二年,香港打工仔的最低工資總算落實在望。可是,假如我們將這個結果稱之為「勝利」,則未免太早——這個萬眾矚目的《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其實是殘廢的,企圖挽救它的議員修訂全部不獲通過。
殘廢一:立法會斷舌截臂
為何殘廢?立法前夕,最低工資價位在輿論裡鬧得沸沸揚揚,工會要求時薪三十三,自由黨的張宇人在城市論壇放言壓價至二十元,諸般爭議耳猶在耳,可是立法會辯論延綿四日之後決定最低工資幾多錢?如今水靜鵝飛,無人懂得回答,皆因問題問錯了:立法會無權決定最低工資水平。有權決定的是特首,最低工資委員會閉門談好了一個價碼後交給特首,他說就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而這個委員會一十二個成員均由特首欽點,有諮詢權無決定權,講人自講。換言之打工仔的衣食最終取決於特首,又或者是特首背後嚴重向商家傾斜的小圈子選委會。
商議最低工資政策的過程交由委員會黑箱作業,立法會無權插口,猶如斷舌;決定政策內容的是特首,立法會無權插手,猶如截臂。與其說《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是落實最低工資的保證,倒不如說它是把立法會斷舌截臂,阻止市民藉議會制訂合理工資保障的屠刀。
殘廢二:家庭傭工出局
《明報》世紀版、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碩士課程及獨立媒體(香港)現正為選舉籌組民間論壇,詳情請留意《明報》及本網站消息。
「他認為藝發局一向予人閉門造車的印象,而且把資源分配變成主要任務,忽略了整體長遠計劃,他認為引入各藝術組別後的藝發局,不應只為個別界別爭取資源,而是要放眼全局發展。」(《信報》藝發局條例獲立會通過,記者訪問胡恩威評語,1994年5 月4 日)
「有今年文學雜誌的評審委員梁新榮公然表示,『不是你(雜志)做得好便要資助』,稱香港文學界山頭眾多,若有一本雜誌占去大部分的資助、或長年受藝發局資助, 就不合乎『公義』。」(鄧小樺:〈藝發局是如何倒退的? ——從雜志資助管窺藝發局的重重問題〉),2010 年3 月29 日《信報》)
農歷七月十四,整天在外工作。盂蘭節近,舊式屋村燒衣習俗盛行,路過時只見衣紙滿天飛。傍晚時,已知道馬尼拉前警員狹持香港旅行團一事,但直到午夜回家後,看到電視新聞不斷重播梁太令人心酸的自述,才開始體認到「事件」的發生。這兩日,網上幾乎都是相關事件的悼念和評論。有淡然的感傷和哀悼,有針對當地政府處理手法的批評和揣測,有針對菲國(人民)的不滿情緒,也有分析港人反應的冷靜評論。不同的慘劇,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發生。部份網民的傷痛表現,固然與媒體「大事件」式的呈現,以及香港人命運相連的族群想像不無關係,但依然是真誠而可敬的同情共感。不過,我們應當將這種同情共感,轉化為對他國人民處境的了解和政治行動,而非針對其他族群的歧視或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