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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粉嶺北一帶石湖新村內一片由新世界擁有廿萬呎的草木林，近日遭到神秘侵襲，一星期間迅速遭到挖土機摌光，並有填泥及發展的跡象，至今沒有人承認責任。村內消息指這裡要建造一個龐大的停車場，甚至要將村內唯一通往公路、也是唯一公共的場所---信箱---都將給拆掉，來讓路給車輛進入停泊使用。原本劃為新市鎮規劃下的綠化地帶的石湖新村，規劃意向說得清清楚楚，就是用以「局限城市發展的入侵」(S/FSS/14, 33)，但它似乎正與大浪西、赤徑、咸田等新界鄉郊私人農地步向同一種命運——在沒有城規會「發展審批大綱圖」(DPA)的約束下，這些原本在城市裡辦演著某種角色 (綠化、景觀、郊遊、集水、吸水、降溫、放牧)的土地，將永久喪失原有功能。本來作為聚集瑩火蟲及村內羊群的棲息地的這片綠帶，繼續被置於可以肆意開發的險境，村民憂心填泥令整片低窪村落水浸，政府繼續如常運作。
作者乃左翼21成員
經過長逾41小時的辯論，立法會正式在2010年7月17日通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但是最低工資水平尚未公佈，立法會復會後將通過或否決政府的建議水平，預料屆時社會各界必定繼續爭論。在水平公佈前，左翼21會推出一系列文章，探討條例通過後，對不同群體的影響。本文會就辯論期間的幾項修訂，就議員發言的內容，描繪各黨派取態的圖像。
(一) 留宿家務工(外傭)納入最低工資保障之修訂案
這是職工盟李卓人提出的修訂案。他建議以「轉換乘數」的方式，來解決外傭免費食宿、機票、保險、醫療等非現金權益難以量化的問題，從而將外傭納入保障範圍，避免法例出現種族歧視爭議。可惜，大多數議員質疑建議在技術操作上不可行，其中民主黨、公民黨及工聯會便因此投下棄權票。自由黨、民建聯明確指出若包括外傭在內，會使他們的工資上升，憂慮僱主未必能負擔下去而解僱他們，又認為現時外傭最低工資規定已足夠保障，所以反對修訂。
原刊於《明報》，2010年8月30日
菲律賓的貪腐政治和惡劣治安，舉世聞名。該國選舉期間經常發生的暴力事件，如果傷亡不多於三數人，媒體都已經懶得報道。去年年底一個南部省長候選人的親友在記者陪同下，一行幾十人乘多部汽車從老家出發到省會登記參選，結果車隊中途被100 名相信來自競選對手家族的武裝人員綁架。最後候選人的妻妹與同行記者50 多人被屠殺，棄屍荒野，有的更被強暴、斬首、肢解。
通過這些恐怖案例，我們不難想像籠罩當地社會的戾氣有多大。想深一層，如果菲國的政治清明一點，人命得到多一點保障，經濟還會那麼糟嗎？那麼多教育程度不低的年輕人，還要離鄉背井跑到別國當家傭嗎？那麼多媽媽還需要將自己孩子享受不到的照料轉讓給我們嗎？菲國政治社會危機的受害者，其實每天都在我們眼前，早已成為香港社會的一分子。
菲國亂局始於小圈子假民主選舉
港人無辜遇害，令我們切身體會菲國管治失效的可怕。可惜的是，在新舊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下，我們最初的悲憤，並沒有多少轉化成更普遍的人道關懷和理性思考，反而異變成更狹隘的、人民對人民的民粹怒火或冷嘲熱諷。有人說要辭退菲庸、有人主張以經濟制裁懲罰菲國。有藝人更說「既然有外國人做人質，必須以人質安全為首要」，那是不是說如果人質是本地人，便不用以人質安全為首要呢？
星期三晚，政府包機在機場降落後，受驚過度的母親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到了政府安排的車上等候，我一人站在眾多死者家屬之中，靜靜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風笛奏着《Amazing Grace》，很莊嚴，也很淒涼。我看着棺木上的白布貼着一個個的團友名字，淚水如注。誰會想到這個旅行團回到香港時會是這個樣子？
我淚眼看着傅太帶着她的一對子女到她丈夫遺體棺前告別。她只有四歲的小女兒在飛機上不時嬌滴滴的問母親：媽媽，為什麼爸爸回香港但是不回家？媽媽，為什麼我閉上眼睛會看到爸爸？一句句稚子無知的問題，聽得人心絞痛，可敬的是傅太仍堅強得很，仍以逗小孩的聲音平和地對女兒說爸爸已上天國，着女兒和爸爸說再見，過了一會，才傳來她痛哭的聲音。還有汪小妹的呆滯眼神，如所有情緒被抽乾了，讓人看得心痛。下機前，我走到導遊Masa 的母親前面，握着她的手，不知道跟她說什麼，只能說，我很想謝謝Masa，他一直很照顧團友，直到最後一刻。
回家的路上，我透過車窗看着天上的月亮，圓得讓人心痛，不知是農曆十五還是十六，又是那麼亮，亮得那麼冷漠。
這幾天我把事情想了很多遍，心裏有極大的憤怒和悲傷，還有說不出的愧疚。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我們沒有行動起來拯救自己？為什麼在漫長的等待過程後，我們仍靜靜期盼那似乎是永不會來的救援、把自己的命運交付那無能的政府？
訪問：黃俊邦、陳浩倫、周思中
整理：周思中
去屆藝發局民選委員選舉，分別有四個範疇（藝術行政、藝術教育、戲劇、電影藝術）只有一位候選人，今屆除了藝術評論沒有候選人外，只有戲劇範疇的古天農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換言之，共三個範疇多了候選人，當中「八十後文藝青年」之一的蔡芷筠，投入了藝術教育的六人大混戰；而電影藝術方面，則出現了杜琪峰對崔允信的單挑局面。
藝發局不是甚麼
杜sir杜琪峰在一次周刊訪問裡，談及對荷理活的看法時，曾說過：「始終是你們來，是我引進你們帶晒架生來，我一個人等你們上門」。原來當了近六年藝發局電影與新媒體組主席的杜sir，除了引來大量荷理活劇本外，今年更引來資深的獨立電影工作者崔允信，與他角逐藝發局民選委員的位置。
作為打從藝發局成立初期已開始接受資助的崔允信（《背叛》(1998)；《憂憂愁愁的走了》(2001)；《三條窄路》(2008)），為甚麼要出選呢？他有一套自己的全局觀與分析：近年的藝發局與電影相關的工作，出現了向電影工業傾斜的傾向，然而需要發展空間的卻是獨立電影。
七月十七日，《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終於在立法會通過，儘管比國際勞工組織的指引落後了八十二年，香港打工仔的最低工資總算落實在望。可是，假如我們將這個結果稱之為「勝利」，則未免太早——這個萬眾矚目的《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其實是殘廢的，企圖挽救它的議員修訂全部不獲通過。
殘廢一：立法會斷舌截臂
為何殘廢？立法前夕，最低工資價位在輿論裡鬧得沸沸揚揚，工會要求時薪三十三，自由黨的張宇人在城市論壇放言壓價至二十元，諸般爭議耳猶在耳，可是立法會辯論延綿四日之後決定最低工資幾多錢？如今水靜鵝飛，無人懂得回答，皆因問題問錯了：立法會無權決定最低工資水平。有權決定的是特首，最低工資委員會閉門談好了一個價碼後交給特首，他說就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而這個委員會一十二個成員均由特首欽點，有諮詢權無決定權，講人自講。換言之打工仔的衣食最終取決於特首，又或者是特首背後嚴重向商家傾斜的小圈子選委會。
商議最低工資政策的過程交由委員會黑箱作業，立法會無權插口，猶如斷舌；決定政策內容的是特首，立法會無權插手，猶如截臂。與其說《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是落實最低工資的保證，倒不如說它是把立法會斷舌截臂，阻止市民藉議會制訂合理工資保障的屠刀。
殘廢二：家庭傭工出局
《明報》世紀版、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碩士課程及獨立媒體（香港）現正為選舉籌組民間論壇，詳情請留意《明報》及本網站消息。
「他認為藝發局一向予人閉門造車的印象，而且把資源分配變成主要任務，忽略了整體長遠計劃，他認為引入各藝術組別後的藝發局，不應只為個別界別爭取資源，而是要放眼全局發展。」（《信報》藝發局條例獲立會通過，記者訪問胡恩威評語，1994年5 月4 日）
「有今年文學雜誌的評審委員梁新榮公然表示，『不是你（雜志）做得好便要資助』，稱香港文學界山頭眾多，若有一本雜誌占去大部分的資助、或長年受藝發局資助， 就不合乎『公義』。」（鄧小樺：〈藝發局是如何倒退的？ ——從雜志資助管窺藝發局的重重問題〉），2010 年3 月29 日《信報》）
農歷七月十四，整天在外工作。盂蘭節近，舊式屋村燒衣習俗盛行，路過時只見衣紙滿天飛。傍晚時，已知道馬尼拉前警員狹持香港旅行團一事，但直到午夜回家後，看到電視新聞不斷重播梁太令人心酸的自述，才開始體認到「事件」的發生。這兩日，網上幾乎都是相關事件的悼念和評論。有淡然的感傷和哀悼，有針對當地政府處理手法的批評和揣測，有針對菲國（人民）的不滿情緒，也有分析港人反應的冷靜評論。不同的慘劇，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發生。部份網民的傷痛表現，固然與媒體「大事件」式的呈現，以及香港人命運相連的族群想像不無關係，但依然是真誠而可敬的同情共感。不過，我們應當將這種同情共感，轉化為對他國人民處境的了解和政治行動，而非針對其他族群的歧視或仇恨。
文：楊秀珠
房委會在七月十五日聲稱公屋租戶收入上漲，必須「依法」加租4.68%。在公屋居民強烈反對下，事件終以免租一個月的形式加以緩解，可是不少傳媒對此似乎大不高興，急急找來學者指責政府把資源向公屋傾斜，揪出三兩個號稱「夾心階層」的私人樓租戶大叫不公平，最後來個「不加租等如破壞規矩」的標題一錘定音——言下之意，住公屋的膽敢不同意加租，彷彿就是輸打贏要，貪得無厭，浪費公帑的社會寄生蟲。
相比之下居屋（準）居民就是廣受同情的一群。自從以天匯為首的一堆天值豪宅推高樓市，輿論紛紛要求政府復建居屋，曾蔭權今年施政報告勢將重彈此調。居屋市價一升，傳媒又馬上擔心小市民無力置業上車。究其原因，在於居屋是居民真金白銀買下的，誰也不欠誰；公屋卻是「福利」，吃政府的住政府的就別擺架子要求多多。
親生仔變債仔 政府抽乾房委會
「公屋是福利」乃常識，這個常識卻不符事實。興建公屋不一定蝕本，在2004至2006年，房委會甚至因公屋業務賺取合共十億進帳，賺錢以億計還稱之曰「福利」，未免可笑。
當然，做生意總有賺有蝕，公屋這盤生意也一樣，2007至2009年的赤字確實不小，可是政府有沒有因此花費公帑？
沒有。
「香港從來不在乎文學，何況董啟章式的書寫。但因為有了董啟章，香港有了另類奇觀」，這是王德威為董啟章的《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下稱《學習年代》）寫的序言中最直接明了的一句話，它有兩重意義：小說本身的獨特，以及在香港這樣一個環境中寫作這本小說這一行為的獨特。這是一本獨一無二的奇書，它的生成方式訴諸形而上的思辨而不是訴諸對形而下生活細節的把握，也是它有別於其他的主流「先鋒」小說的。目前漢語文學有一種潮流是逃避難度、掩飾難度、甚至貶抑難度（無論它本身是否具有難度），以至於像董啟章這樣直面寫作難度的小說家成為了難以理喻的異類。
這個難度不止存在於小說作為文學的構成上（小說的一半內容是對其他作品的討論，議論而非敘事成為了小說的另一個重心，挑戰著讀者的耐心和細心——如何在議論中尋找到未來敘事的走向？），它更觸及兩個長期質問著每一個嚴肅寫作者的、讓人非常為難的問題：第一，作家作為一個創造者，他的自由有沒有限度？這是董啟章一貫反思的一個主題；第二，文學與行動之間關係如何、思考者能否對現實採取行動、而行動又能否取得結果？這重問題在「自然史」三部曲的這第三部上篇終於大面積地起動，然而並不提供答案，也許寫作的過程本身就蘊含著答案，也許並沒有答案。這一切的發生就像觀看喇嘛辯經，我們聽論辯如音樂，但在最後的沉默與擊掌之間，意義獲得了自足或者說我們所不理解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