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從來不在乎文學，何況董啟章式的書寫。但因為有了董啟章，香港有了另類奇觀」，這是王德威為董啟章的《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下稱《學習年代》）寫的序言中最直接明了的一句話，它有兩重意義：小說本身的獨特，以及在香港這樣一個環境中寫作這本小說這一行為的獨特。這是一本獨一無二的奇書，它的生成方式訴諸形而上的思辨而不是訴諸對形而下生活細節的把握，也是它有別於其他的主流「先鋒」小說的。目前漢語文學有一種潮流是逃避難度、掩飾難度、甚至貶抑難度（無論它本身是否具有難度），以至於像董啟章這樣直面寫作難度的小說家成為了難以理喻的異類。
這個難度不止存在於小說作為文學的構成上（小說的一半內容是對其他作品的討論，議論而非敘事成為了小說的另一個重心，挑戰著讀者的耐心和細心——如何在議論中尋找到未來敘事的走向？），它更觸及兩個長期質問著每一個嚴肅寫作者的、讓人非常為難的問題：第一，作家作為一個創造者，他的自由有沒有限度？這是董啟章一貫反思的一個主題；第二，文學與行動之間關係如何、思考者能否對現實採取行動、而行動又能否取得結果？這重問題在「自然史」三部曲的這第三部上篇終於大面積地起動，然而並不提供答案，也許寫作的過程本身就蘊含著答案，也許並沒有答案。這一切的發生就像觀看喇嘛辯經，我們聽論辯如音樂，但在最後的沉默與擊掌之間，意義獲得了自足或者說我們所不理解的自由。
《學習年代》仍然是董啟章著迷的成長小說（也許他的所有小說都是成長小說），《學習年代》調動一切手段來呈現作用於一個特殊個體的成長之上的種種，與傳統成長小說不同，這裡的小說角色和小說本身都被置於一個實驗場內提問、回答、甚至行動。故事說簡單也簡單：一群青年在遠離香港市區的西貢組織了讀書會，一起閱讀有隱含的共同主題的十二本書，其後此地發生保育運動，青年們以不同的方式作出了行動，閱讀與行動暗中有關涉，這期間，小說的主角阿芝記下了自己的「學習與成長」。
巴赫金說有兩種成長小說，一種「成長的是人，而不是世界本身」，另一種「人與世界一起成長，他自身反映著世界本身的歷史成長。他已經不在一個時代的內部，而處於兩個時代的交叉點，處於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這一轉折寄寓於他身上，通過他來完成。他不得不成為前所未有的新人」，《學習年代》屬於後者，阿芝和讀書會的成員接受的是成為新人的考驗，現在的香港的確來到了一個轉折點——這也折射出時代的轉折點：此時此地，資本和權貴的赤裸裸交易已經到達極限——從小型的拆遷（碼頭、街道）到巨大的賭局（高鐵和相關地產項目），香港還能再忍嗎？青年們還能再忍嗎？在此刻抵押著的就是香港的未來，現實的香港青年們也選擇了行動來抵抗這一切。
《學習年代》從小處入手，虛構西貢的「大廟行動」、「樹人行動」，然後把這些可能成為「新人」的青年們從讀書會的紙上談兵中拉出來、投入直接的矛盾中試煉。他們展示出不同的可能性，這也是董啟章作為一個行動者和小說家雙重身份的特殊行動：他的行動必須通過小說來進行（對比董啟章在2007年清拆利東街事件時在報章上寫的文章，小說更具有啟發性，是其他形式的寫作所無法取代、無法想像的）。
就人物角色來說，董啟章的角色並不等於他小說裡引讀的葡萄牙詩人佩索阿的「異名者」，阿芝as貝貝、中as不是蘋果，這兩個主角已經承載著之前董啟章小說世界所賦予的自主生長性，她們的成長和發展受制於之前的整個小說世界，而不止是董的想像和立場。而其他不少次要角色則與香港的現實相關，受制於他們的原型和現實。真正成為董啟章的「異名者」的，在本書中最突出的是阿角，與作家董啟章埋首寫作小說相反，阿角成為一個向自己負責的安那其式新人，選擇的是最極端的行動：無論他攀上燈柱時他是渴盼天堂的傑克、還是被傑克殺死的綠巨人（在童話的深層兩者其實同一），他是真正的行動者，阿角說：「至少我在大家面前示範了這個跨越的動作。」這裡有一個富有意味的細節：阿角最後展開的標語「在空中不停揚盪，很快就扭作一團，完全讀不到了」，阿角的訴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採取行動」這一行動本身。而弔詭的是只有小說後半部的一連串行動使小說回到傳統意義上的小說，小說人物的行動成全了董啟章的行動。
在小說裡讀書會最後一部閱讀的作品薩伊德的《晚期風格》中說，「在藝術史裡，晚期風格是災難。」，「大師姐」解讀說：「通過製造災難，通過把自己變成一場災難，藝術家實現了自己在美學上的自由」，這並非是操控角色命運的自由（董啟章一直反思這種自由的限度，無論是在第一、二部還是現在——「小說寫作當中，作者有多大的自由？而小說的自由又如何引領到現實的自由？虛構和真實之間有怎樣的關係？把虛構用於真實，或者把真實用於虛構，會否出現問題？」），就《學習年代》而言，一部這麼不小說的小說，董嘗試的還有小說本體上的反叛，它對抗的是小說的規律本身。現實的香港青年在挑戰香港已經僵化的政經規則的同時，小說家也在挑戰僵化的小說規則，這也是想像力的操練，缺乏想像力的行動和抗爭，就像一部描寫革命的陳套風格小說（如蘇俄大量的革命現實主義小說）一樣失敗；而一部反思革命的實驗小說，就像富有想像力的行動抗爭一樣成功。
這時候來理解董啟章此小說的意義則相當明了，如果生活皆政治，寫作也是作家的政治實踐。就像討論詩人佩索阿的時候，「華華」所說：「他就有本事把這『一事無成』變成一回事。一個無法完成作品的人，反過來把未完成性變成他的作品的特質……佩索阿是形態非常特殊的行動者，他以非行動的方式來行動！他以推翻自我，化整為零的方式，向這個一體化的世界發動自殺式襲擊！」選擇一種寫作方式就是作家面對世界的姿態、立場所在。反過來說，目前我們的行動者在現實上的一系列失敗，是否就是真正的失敗呢？貌似這巨大的權貴機器及其世俗糾葛不可撼動，就像小說裡一樣，那麼我們的行動者有沒有可能像佩索阿、董啟章或者阿角一樣，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去襲擊這個頑固的世界？小說從各種方面提供了啟迪，如梭羅的「公民抗命」、巴赫金的「狂歡節」、一行法師的「入世佛教」等等，但是並不提供答案，因為小說還是小說而不是行動指導冊子，董啟章必須在自己的小說中實現小說本身的自由，它不一定對應現實的自由，但是它挑戰著個體的有限性，小說就是作者的阿基米德點！在那裡我們「可以看到地球的整體，可以完全把握地球的一切，可以舉起整個地球、也可能把整個地球扳倒」。
對於學習時代、成長期的阿芝和中，性一度是她們的阿基米德點，阿基米德點並非在地球外，而是在身體之內，既是通過性對自身的確認（中和阿志的做愛），又是超越了性的一種推翻（兩人做愛時想像另一人在某點的凝視、撞破別人做愛的時候自己的凝視），推翻世界和自身，從而走向更深的自我認識。而阿芝重新認識了漢娜・阿倫特所說的愛：「愛不僅是非政治而且是反政治的人類力量，甚至可能是最強大的反政治力量。」這未必是最佳答案，但起碼是阿芝在整個學習時期中能夠把握的一種信念。
說回行動本身，行動也應該找到這個阿基米德點，否則將永遠局限於一時一地的拉鋸戰（當然我也贊同寸土必爭），且必須承受大部分的失敗、或者迷失運動的意義（俯就小市民邏輯、甚至建制邏輯）。但就像性和愛是極端個人化地屬於小說裡的阿芝和中甚至魔豆，行動的阿基米德點也應該是個人化地屬於行動中的每個人，這點上我只能認同阿角——「我唯一的期望，是更多的個人，以自己的方式提問，以自己的方式行動起來，以行動貫徹自己的提問。這就是我們必須發動的——和平年代的戰爭！」
「和平年代的戰爭」據說就是未來的第三部下篇、也即終結篇的主題。在一個反智反「玄談」的城市/時代，可以想像在《學習年代》裡自我辯論者董啟章的孤獨，辯經中沉默和擊掌的是同一人乎？這群讀書會的青年們讓我想起八十年代的北方詩人們，但青年們最後選擇了行動而不是繼續「玄談」下去，他們讀書會涉及的小說都很「泛政治化」，而且是寫青年對政治的獨立選擇其艱難其挫折。暴雨將至，「和平年代的戰爭」會是如何？可以想見的是這並非真正意義的戰爭、甚至不是目前我們在香港選擇的「抗爭」，它將包含更多的反思和想像力，也將有更大的難度：它將提供更多的問題而不是答案。
這正是一部小說、文學應該做的事。如果我們期待董啟章的小說竟能提供行動的指南、社會抗爭的創見的話，我們必然會失望——而我卻讚賞這失望，因為文學源於失敗、源於人類偉大的失敗；我們的社會創造與抗爭也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失敗，這個我們毋需諱言，但是怎樣使失敗具有意義（不是尋找下台階）？文學和行動者都有義務苦思下去，雖然未必獲得成功但將學習到各自的自由。小說不提供具操作性的圖解，但它是展示存在之可能性的一幅變化著的圖景——這也是好文學自身應有的魅力和力量。
（刊於20100820《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