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過順寧道重建區紀錄片的同學／朋友：
大家是否記得那位拍到鄰居被地產封屋、帶著三個小孩子一起被地產公司迫遷的單親媽媽？
在她回大陸續期來港照顧子女期間，地產公司已去把她家門封住了。
今年2月底，筆者在布魯塞爾遇見來自希臘的兩個左翼黨派的 活動份子，一個屬於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Coalition of the Radical Left）。另外一個隸屬希臘共產國際主義社（The 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ts of Greece）。（圖片來自Syriza網頁 ）
http://plastichk.blogspot.com/2010/04/blog-post_12.html
不是說要鐵路接駁歐洲嗎？不是說高鐵很環保嗎？為甚麼香港一班傻佬與賣港賊，為撐高鐵是可是甚麼反物理、反智能的說話都講出來，看見今日國家的專家說甚麼了嗎？
對呀，接駁「全中國」嘛！如果中國自己都不「全面建高鐵」，只是得幾個大城市，那麼香港駁甚麼？再看看中共的交通部原副部長胡希捷的名句：「為了縮短10分鐘的旅行時間而增加很大的（社會）成本，值得嗎？」－－早幾個月香港反高鐵的人士不是這樣說了嗎？請問那些「撐起高鐵」的人士何在？
文匯：『國家發改委運輸研究所書記董焰表示，由於高鐵的大規模建設，對電力需求急劇加大。「高鐵大規模投入運營以後，對電力的消耗根本沒法估計。」 對於眾多二、三線城市建設大量高鐵的建設資金問題，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堅也表示了擔心。他懷疑，各地過度膨脹的高鐵可能會「綁架」國家財政。』
明報：『交通部原副部長胡希捷便指出，盲目建高鐵只會帶來大量污染，且地方不考慮實際乘客需求，恐怕日後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甚至是全面虧損。
（攝影：廖偉棠）
走在銅鑼灣購物區，你會看見一道不斷上演的城市景觀，跟「自由行」的消費店如影隨形。她們(是的，以女性為多)弓着腰，有的幾近成九十度角，身後是大堆從零售店外收集回來的包裝紙盒，從加洲提子、台灣果凍、韓國皮鞋、昆明鮮花到日本奶粉。就在時代廣場側，是通往海底隧道的高架，俗稱「鵝頸橋」。橋的另一邊，是一個由不到十層高的樓房組成的露天菜市場，市場的後巷，有幾所「環保」回收店。這些穿插在名店、菲傭、房車與自由行中間的拾荒者(俗稱「執紙皮」)，有的只以拾取回來的膠帶即時織成可以拖拉紙皮的工具，好一點的，用自備的手推車，把紙皮疊的比自己的身軀還要高。靠着一人之力與運氣，一天大概能賺得不到一百塊錢。近年來港「掃貨」的自由行，流行拖着行李箱購物─都是推着車的女人，前者的進步，帶來的是後者更形艱苦的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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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都市野人」的雜亂而統一
五區公投現在面對的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困局。由互不咬弦的公社兩黨牽頭、沒有民主黨及其他民主派的參與，是為先天不足；被中央大力打壓、建制派杯葛，是為後天失調。特別是由於沒有建制派參與，使變相公投失去了『反對議題』的選項，其『公投』的字面意義亦已難圓其說，五區公投幾乎已成死局。
李喆順(左二)、尹惠蓮（左三）、朴勝姫（左四）、作者朴敏那(左五)
韓國女工——無畏的先行者
零五年香港的世貿會議，讓很多人認識了在韓劇以外的另一個韓國、另一批韓國人。無論是三跪一叩的莊嚴、隊伍行進的紀律、還是納喊發言的熱情，都在在讓人見識到韓國社會運動的戰鬥性、團結性與力量。
卻很少人知道，韓國女工一路以來的奮鬥與抗爭，正是今日韓國公民社會與民主運動的重要基石。韓國在六十至八十年代間，是軍人當政時期。六一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推翻韓國第二共和，並大力打壓早前發展出來的民間團體與活動。在這段時期，韓國的女性工人（當中亦有有志連合工人抗爭、畢業後投身工廠的大學生），就成了一支重要的民間鬥爭力量。
自六、七十年代開始，韓國的勞動女性，縱使面對嚴苛的新勞動法規、由政府操控的黃色工會（韓國勞總）、當局對罷工的禁止，更無論個別女工面對的生活壓力、老闆打壓（如聯合以黑名單對付「不聽話」的女工）、廠房內的男權專制文化，仍不屈不撓、堅持鬥爭。她們由最初零聲的個別廠房鬥爭，到慢慢組織起來、成為獨立工會的核心力量，既啟發韓國八十年代另一波工運（男性為主的重工業工運）的發展，亦與進步教會、學生團體、民主反對力量連結，最終為韓國勞動者生活水平的改善、民主的建設與公民社會的發展，以無畏的先行者身份，立下了歷史性的貢獻。
上圖攝於一月有關粉嶺北的規劃署諮詢會
執達
無論是在市區還是新界，近年眾多逼遷事件中發展商動用法庭執達吏的服務收取業權的消息不絕於耳。通常執達吏在封屋收樓之時都會不斷強調程序理性，強調自己只是依法辦事，過程受阻就請警察以武力代勞。但這種執著於部分理性的自我定位經常忽略了作為完整的人與生俱來的本能：對很多居民或租客而言，收屋象徵著家園的生命已達到最後一刻，所有與這地方有關的過去被沒收，不少也因沒有另一居所而要流落街頭——情感作為理性一個重要構成的部份，都在現場急急被劃分出去不予考慮。與此同時，只關心清場程序的他們往往對了更大的程序問題視若無睹，如發展商有否以適當程序與政府合作、規劃發展過程有沒有存在漏洞等等。每一個逼遷個案在被定義為「租霸」之前往往沒有被深入了解一些更大的程序公義問題，他們的重覆、無情及自我推翻 (對整體程序的忽略)，成為了政府部門內一種未受質疑但問題處處的服務。
恆地
與大部份成長於冷戰時代的香港人一樣，筆者目睹新自由主義旗幟下，前美國總統列根力推貿易自由化和去規管化、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力推私營化，騎警怒破工會示威陣，然後經濟起死回生；我們都經歷了全民炒股炒樓趕上車，全民「進修」自由經濟，「學習」林行止社論；我們又經歷了出口飛躍，之後製造業北移，齊齊利用國內廉價勞工。隨著樓價股票步步高升，一代人身家水脹船高，還出了幾位「出身卑微」卻又「白手興家」的大亨，這不正好證明香港是能者居之的自由經濟嗎？若沒有地產業香港那來經濟增長? 香港有兩大迷思，或最少戰後成長一代有兩大迷思。
迷思一:
香港是一個自由經濟體，完全自由競爭，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市場，能者居之。 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自由港」，諾貝爾經濟學家佛利文在其著作《選擇的自由》( Free To Choose)高度贊揚香港是全球經濟最自由地區，難道還會錯嗎?
迷思二:
香港及亞洲經濟增長奇跡都是由十多個《福布斯》大亨撐起，如果不是有這幫「天才」，我們全都要失業了。
（圖：曾德平）
近來「城中」大事，自然要數「菜園村生活館」開張之喜。說「城中」，也許並不準確，因為菜園村遠在新界石崗，而對於不少吃慣城市奶水與方便的香港人來說，那簡直是另一個星球。但奇就奇在，「菜園村生活館」的發起人與落力參與者，不少都是見石屎多過泥土的城市人。
蕭裕均
近來，香港樓巿的情況實在令人不得不去探討售樓過程如何影響不同階層的住屋影響。本文嘗試利用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從中提出相關的分析模型，來理解一大問題：為何窮人不能在巿區買樓？
在探討這問題後，讀者將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從微觀經濟分析出發，卻會帶來一個連微觀經濟學都不能解決的難題──階級壟斷，並必須依賴政治經濟學的階級和權力分析方能得出相關的政策方案。
順序配置模型（Sequential Allocation Model）
首先，我們把城巿空間分割成ｎ片有限土地。然後，我們根據消費者的購買力來順序分配土地予消費者。一個樓巿存在有限房屋存量的分配過程就如一個空的戲院如何順序分配座位般。第一個買家（具最高購買力，亦即最有錢者）會有ｎ個選擇；第二個買家（具第二高購買力）會有ｎ－１個選擇；如此類推，最後一位買家（具最少購買力，亦即最窮者）會面對無選擇的情況。即是，假若買樓是一個根據買家購買力而順序分配的過程，那麼最窮的買家將要在其他較有錢買家揀餘揀剩的情況下選擇，並因此變成「無選擇」的局面。
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
上述的順序配置模型，再加上微觀經濟學中的「消費者剩餘」和「生產者剩餘（Producer Surplus）」的概念，較窮消費者所面對無選擇的情況便更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