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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純粹假設，親密光碟的確存在，馬英九的確跟美籍藝人巧克力做愛，那我們可以怎樣看，他要不要出櫃這回事？
衣櫃製造商
最近上映的《自由大道》（港譯《夏菲米克的時代》）描述政治人物Harvey Milk的從政經過，爭取同志平權，最後被Dan White槍殺。目標再崇高，一扯到議會政治，混入太多利益爭奪、枱底交易和滿足個人剽取權力的欲望，實在難以令我全情投入。但片中一細節卻令我印象深刻：明尼蘇達的少年同志的父母，要把他送往醫院接受「矯正治療」，他覺得活不下去打算自殺，打電話給Harvey Milk，Harvey Milk鼓勵他離家出走，去大城市的同志特區（gay ghetto），後來該同志逃到洛杉磯並活下去。電視劇集《Queer as Folk》中的年青同志Justin，也有著同樣遭遇，父親不接受他的性取向，只好出走到運河街。在香港，我也認識一個中學生，被父母發現是同志後被逐出家門，無家可歸，幸好有人同情收留暫住。
恐怕，在高調宣傳兼花了近五億大圓來實行「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之後，人們再難以輕易指責香港政府偏袒經濟，而漠視城市的歷史和文化了；至少類似說法不再如此想當然了。早陣子，本土城市運動將其中一種城市衝突模式界定為「經濟壓倒歷史和文化」，即大商場統治城市空間；但到了今天，同一說法若要言之成理可能需要更仔細的說明。原因當然不是我城洗心革面，不再利用「空間」（Space）圖利。三番四次，特區政府煞有介事往自己額頭貼上文化標籤：西九龍文化區、石峽尾創藝中心、中區警署保育、上海街唐樓和太子道花墟保育……，餘不一一。
只要留心一下政府的文宣即可發現，在今天複雜的背景下，包含保育之意的「文化」一詞變得十分詭異，它不止不會是發展的障礙；反之通過它，城市可以獲得一種全新形像，吸引觀光客、消費者、創意人材，更重要是建設出一個像西九文化區的東西：它除了可以發揮文化消費場所之功能外，更是一個高級社交場地，好讓企業界各路精英——科技、金融及商業專材——可以匯聚起來。總之，就如發展，保育城市的文化有利可圖。
picture from http://www.flickr.com/photos/seandreilinger/531250097/sizes/m/
這星期有不少的東西「現形」，與其說是「現形」，倒不如說我們重新明白一些道理。一個形象勝於內涵的社會中，又一次知道藝人不完美，會犯錯，天真、可愛、健康、正面，還是禁毒大使，都可以是塑造下的產物。道德掛帥下，如同一場法庭戲，每本雜誌都是一個法官，傳媒總要以「青少年」之名，找「錯」處，以「社會」力量鞭策肇事者和「青少年」。有反面的例子，當然要有正面的教育，「淫照」事件，如午夜夢迴，揮之不去，不論昔日是玉女、喪女，想咸魚翻生，通通都要成為烈女，勇敢面對，坦然不諱，成敗盡在傳媒的筆上。社會自有公理，眾口鑠金，將愛情、家庭、私隱一一盡揭，我們個個都比清官理解得更透徹。
（刊於 09年3月4日明報世紀版）
（明報編按：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理大關社組及Roundtable Community早前於展覽「解說雪櫃」期間，於理大舉辦了題為「雪櫃冇餸，點過海嘯年？」的論壇。一個「從食物貯存看生活智慧」的展覽，引發出這個論壇和作者的一場反思：社會是如何對弱勢者、基層人士以至小康家庭生活狀況懷有蒼白的想像、進行盲目的標籤，最後生成偏見與歧視。）
文：陳宗佑、黃愛華@Roundtable
打開一個個雪櫃門，反映的除了是香港不同階層的生活外，更道出了香港人為了生活而留下種種掙扎的痕跡。民間博物館計劃的柏齊，走訪了二十四家人，將廿四個雪櫃拍下、解構，這些雪櫃就如窗口，讓人窺見身處於由資本主義引領的城市裡，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生活生存的基調。
在論壇上，柏齊說了兩個拍攝中遇上的小故事。一個發生於兩夫婦的中產家庭裡，在他們的雪櫃裡，積滿了甜甜的利賓納飲料和食品，問他們為甚麼，他們的解說竟是：「每天勞碌地工作，生活太苦了。」也有另一個故事，發生在基層家庭裡。雪櫃裡堆滿著許多麥當勞的茄汁包，母親說茄汁包是屬於女兒的，因為每天努力工作向上爬的女兒，討厭家中餸菜夾雜著的「雪櫃味」。
在蒼白處盡情標籤他們
犯罪者有三：觸犯法律的人、鑽法律漏洞的人、以自己的利益制定法律的人。
委內瑞拉在2月15日進行了一次全民公投，表決由總統查韋斯(Hugo Chavez)提出的修憲案──撤銷對總統的連任限制(原本總統只可連任一次)。結果在54.86%選民贊成，45.13%反對下，通過修改憲法。這意味著已連任過1次、執政逾10年的查韋斯可在2013年任期屆滿後爭取第二度連任，甚至終生執政。
選委會主席魯塞納（Tibisay Lucena）在點票結束後表示「今天展現出公民及民主行為」。而反對者則當然地批評查韋斯的所為，指這只是歪曲民主。然而有趣的是，民主國家法國卻肯定了這次公投。法國總統薩爾科齊致函查韋斯，讚揚這次公投的投票率高，展現了「委內瑞拉的民主活力」。雖然選舉前一星期曾有60萬人遊行反對修憲，也有報導指當局曾驅逐歐盟監察員。但無論如何，單論投票率高這一點，實在不能否認這次修憲確實得到民意授權。
《一百萬零一夜》（下稱《一》）在奧斯卡贏得最佳導演、最佳電影及最佳改編劇本等八項大獎；其實在奧斯卡揭曉之前，本地不少傳媒早已為電影造勢，高唱電影是「海嘯之光」，說主角Jamal「人窮志不窮」，「振奮人心」云云。大家心領神會：有些人大概覺得艱難時期特別需要神話，於是翻炒又翻炒耳熟能詳的香港神話：窮小子靠運發達。
愛情故事磨盡稜角
靠運也好，窮小子有出頭天，總會帶來一點改變吧？就像電影一開始，Jamal被痛苦拷問後對警官發出冷靜譏刺：「為什麼我不可以憑自己的能力答中所有問題？就因為我是個斟茶遞水的小子？」窮人階級改變，就已是叫某些人難以承受的勝利。
或者《一》讓我最失望的，就是改編劇本連這個階級轉變的鋒芒都去掉，主角去參加電視問答節目，只是為了讓愛人在電視看到自己以便相認——這豈算「人窮志不窮」？主角志願其實比「變富」還要小：他什麼都不想要，只想和愛人廝守。電影的改編更加吻合晚期資本主義大眾媒體的邏輯，因而更能投射出社會上的掌握權力者心態：「優勝者」最好是全無殺傷力、什麼都不想要的人，讓這樣的人得到金錢與權力才最安全——這樣便不會動搖掌握財富分配的權力建制本身。
2008年香港有大概15,000個大學生畢業，估計今年也差不多。剛公佈的財政預算案，撥款1.4億推行大學生實習計劃，希望讓大學生「擴闊視野，增加歷練，為工商界培育人才」，預計有4000名畢業生受惠，佔總數大概三成。我想寫的，就是這三成人，以及小弟的遭遇。
由吹風的那一天開始，不少大學生也不滿意這個措拖，覺得不能幫助他們就業。曾司長也不忘苦口婆心勸大學生「不要斤斤計較，即使沒有人工亦應去做」，希望學生在未找到工作前，先體驗一下工作情況，或者接觸內地企業，長遠來說也是好事。人事顧問也幫政府補一針，說大學生不要大賞頭，不要期望月薪過萬，七千至九千元才算實際。一唱一和，把人工和人心也唱淡了。
廣深港高速鐵路急速上馬，預料工程會拆毁元朗村落菜園村。縱然老居民聲嘶抗議，但在一片珠三角融合的催谷聲掩護下，區區一條新界散村的意義，「難免」在更宏大的區域視野之中消失掉了。廣深港高鐵到底有何問題？讓我們先簡單重温朱凱迪和葉蔭聰的論點：
1朱凱迪：發展鴻圖犧牲居民權益，而又一次，通過虛假的規劃諮詢，決策者拆毀一個具有五十多年歷史的社區村落,這無疑是我城開發根本的問題所在；
2葉蔭聰：這涉及空間公義(Spacial justice)的課題。他問道：既然鐵路會延伸至元朗，為何那裡只建車廠而不建車站？在香港段唯一的西九站之外，為什麼不可以在資源相對貧乏的新界西多設一個站？就是說，公帑興建的鐵路所賦予的高速移動能力，是否只能由部份人專有？移動能力的分配在西九龍和新界西之間是否不公義？
然而，在此之外，筆者提出另一重要的面向，它涉及整個珠三角融合更為隱晦的面向，就是所謂尺度(Scale) 的問題。
尺度張力： 社區、本土、區域和全球
譯按：找到菲律賓民族英雄Jose Rizal這篇日記的時候，本想借題發揮，用這個封塵的故事指出以加插巨型現代建築為招徠的賽馬會活化中區警署古蹟群計劃，會把「歷史」從古蹟淘空，而這是對保育工作的最大傷害，因為從此「古蹟」的價值會變成地產價值，以「實用面積」作為指標（偏偏城中就有一座豪宅叫凱旋門。也許下一個樓盤會叫金字塔。）。但當把文章譯完，卻發現在這篇故事面前，評論將變成多餘：只要能讓一八九二年的域多利監獄以原貌呈現，便能體會歷史之美，也會明白為甚麼無需要對古蹟畫蛇添足。如果政府真的覺得中區警署古蹟群珍貴得值投放十八億元去活化，那麼拜托，請把這些錢花在日常保養之上，不要以活化之名把歷史活埋在巨型竹棚之下。英文譯文載於Miscellaneous Writings of Dr. Jose Rizal，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出版。在此鳴謝素未謀面的網友Gil C. Fernandez從美國寄來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