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在高調宣傳兼花了近五億大圓來實行「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之後，人們再難以輕易指責香港政府偏袒經濟，而漠視城市的歷史和文化了；至少類似說法不再如此想當然了。早陣子，本土城市運動將其中一種城市衝突模式界定為「經濟壓倒歷史和文化」，即大商場統治城市空間；但到了今天，同一說法若要言之成理可能需要更仔細的說明。原因當然不是我城洗心革面，不再利用「空間」（Space）圖利。三番四次，特區政府煞有介事往自己額頭貼上文化標籤：西九龍文化區、石峽尾創藝中心、中區警署保育、上海街唐樓和太子道花墟保育……，餘不一一。
只要留心一下政府的文宣即可發現，在今天複雜的背景下，包含保育之意的「文化」一詞變得十分詭異，它不止不會是發展的障礙；反之通過它，城市可以獲得一種全新形像，吸引觀光客、消費者、創意人材，更重要是建設出一個像西九文化區的東西：它除了可以發揮文化消費場所之功能外，更是一個高級社交場地，好讓企業界各路精英——科技、金融及商業專材——可以匯聚起來。總之，就如發展，保育城市的文化有利可圖。
然而，文化和經濟不是份屬兩個不同範疇嗎？它們是如何扭結在一起的？文化如何作為淘利的策略？到底當代城市文化處於什麽狀況？讓我從城市研究者祖金（Sharon Zukin）提出的「象徵經濟」此一概念說起。
文化做為城市經濟復興的策略
「象徵經濟」作為經濟的一種型態，是伴隨著西方城市的製造業衰退帶來的經濟衰落而崛起的。正如祖金說：當一個城市在舊式經濟部門方面黔驢技窮之際，它的政府就開始滿口文化。就是說，當城市失去了足夠的工業生產部門之後，「城市文化」便披甲上陣構成了「象徵經濟」，轉向創意產業、旅遊業和娛樂業等的發展。
「象徵經濟」意指通過文化來進行經濟生產。這裡涉及兩方面，首先是有關城市形像、符號和意象的生產，例如賦予西九龍以文化藝術區的形像和定位，又或早前政府以一系列保育工作將深水埗定位成「創意文化區」等。但更重要的是，這些符號或意象都要通過實質的空間來落實完成。此一過程就涉及了擴展特定的都市空間形式，例如，創意學校、博物館、主題公園、歷史建築的商業性利用、富文化氣息的購物中心和藝術家聚居區。因此，「象徵經濟」不僅是實在的，而且相當倚賴對空間的佔用和改造。或曰，通過都市空間，都市文化才得以落實、生產和界定。
正如文首關於西九文化區的理解一樣，都市建設非省油的燈，它有極度清晰的經濟目的，只是策略上借用了文化而矣。有趣是，這種發展顛覆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念：不是經濟作為文化的下層建築，更不是衣食足而知榮辱的常識觀，而是恰恰相反，文化本身就會帶動經濟，而且是先有文化再有經濟。這就是像紐約般的后工業社會近三十年的都市發展策略。顯然，近年發展局的「文化轉向」分享著同一種都市意識型態。好了，這有什麼問題？作為意識型態，它如何遮蔽了人們對都市的認識？
當下城市文化的意識型態
遮蔽一：誰的城市文化？
其中的諸多難題其實都在近月的論爭中癥候性地顯露出來。例如八和會館不滿北九龍裁判署交給美國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在此，問題在於：誰才是適當擔任此一文物的經營者？在粵劇和美式數碼媒體教育之間，誰更適合被劃入保育的範圍？這類爭議涉及城市文化的本質性問題，就是說，文化是多重意義的，而當決策者要為城市文化賦予某種特殊內容之際，這就必然引發爭議。可惜，決策者從不直面、勇敢承認，或交代自身的城市文化立場，竟將此一必然遇見的問題簡單推給財政可行性的失卻靈魂的借口上。（註1）
遮蔽二：文物，私人抑公眾？
更大的問題是，一座受保育了的文物到底跟其週遭的社群有什麼關係？例如美荷樓跟市民、附近的石峽尾社區，甚至曾居住於徒置大廈的居民該有何種關係。現在的情況十分有趣，如美荷樓或北九龍裁判署，經營者的構想是，在其中為市民預留一個細小的博物館或展覽區，其餘大部份其實是商業空間，屬於將來更新後的消費者和觀光客。這就引伸出更根本的疑問：市民的文化遺產／空間，交給了僱有私人保安的企業公司後，尚會剩下多少平易近人的距離？若問得更加「大而無當」則是：企業管理之文物建築的性質到底有多少是私人的，又多少屬於市民的？現在我們看見的只有那些細得可憐的展示區。
遮蔽三：全球抑地方？
城市形像的塑造，離不開是為了吸引全球人和觀光客等垂青，很主要是外向型全球城市的定位。那麽，人們該如何拿捏全球定位和地方風格之間的矛盾呢？固然，兩者不一定矛盾，但也不見得一拍即合：想一想西九文化區充斥高檔藝術的全球文化想像？又或想想看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的定位跟本土文化的距離？凡此種種都使「誰的城市」一類問題從不過時。
結論：城市權問題
誰都不會否認，因為都市經濟的新形勢，城市文化顯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但祖金提醒：各式各樣以城市文化之名進行的改造計劃，到底是改造了既存社會的不平等關係，抑或是維持了原來的支配關係？除了思考空間和文化的關係，人們也要思考社會和權力的狀況。以香港為例，好像是灣仔和昌大押保育後改變成高級餐廳之情形，則肯定是倒退：不要說俗語云押店是「窮人銀行」，就算是保育前，和昌大押側邊也好歹是基層出入上落的唐樓。今天則通過保育將打造成高級食肆，效果是使缺乏消費力的一般市民完全隔離。
列菲伏爾（Henri Lefebvre）提出的所謂城市權，正是以承認城市中種種差異的需求為前提的。可是資本主義的城市空間每每以盈利為最高價值，交換價值因而支配了空間，結果是壓倒了城市的權利。其實，旅遊觀光、創作活動、歷史追求和文化保育都可以是人們多元化的城市追求之一，只是它們都被資本累積的需要綁架罷了。新一波城市社會運動要應付的正是如此夾纏不清的城市文化浪潮，因此：再沒有單純的資本，更沒有單純的文化了。
註1）負責審批的陳智思說若批給八和就要多付一億五千萬。這說法取巧，何謂「貴」難以斷定。一，首批「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已用了五億左右，中區警署馬會用18億或上海街保育市建局也用13億；二，申請條件並未列經費上限。
參考書目︰祖金（Sharon Zukin）︰《城市文化》（The cultures of Citie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