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媒體（香港）自2005年開始使用Paypal籌款，一直運作順暢，也沒有收到有人投訴。不過，今年9月16日，Paypal突然限制我們帳戶的功能，令我們無法在網上籌款，對我們可謂嚴重打擊。

資訊與決策不透明

我們今天測試一下一直沿用的「捐款」（Donate）按鈕，發現無法進入「捐款」頁面。當我們登入我們的Paypal帳戶時，發現以下通告：

由於以下原因而限制你的帳戶使用權限：
2010年9月15日: PayPal 要求屬於慈善／非牟利類別的帳戶，向我們提供有關其組織的其他資料。在最近的審核中，你的帳戶已歸入此類別。在我們得到此資料以前，你的機密帳戶功能使用權限將受限。請撥空提供此項資料，以利我們儘快恢復你的使用權限。

接著我們嘗試使用帳戶的功能，我們發現大部份功能皆無法再使用，包括轉帳、提款等等，換言之，過去好幾個月支持者給予我們的捐款，我們皆無法提取！

當我們再翻查電郵，發現Paypal於9月16日發給我們的電郵，卻作如下解釋：

每當談起「仇富」現象，論者總愛說，人們不是按階級血緣來仇恨「有錢人」，而是反對部分資本家的巧取豪奪和政治特權。通過理性澄清，問題好像給消解了不少。不過， 「仇富」現象似乎不單是針對個別情况，而是深入社會病態的骨髓，關乎政治結構和文化兩面。

「仇富」之「富」並非指，大樹下的枯枝地產商，而是過渡期奠立的特區政經結構，引用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話：「未來的港人治港，其性質是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聯合政府。」因此，人們「仇」的是如此的政治結構，「仇恨」與之勾結的城市規劃部門、立法會功能組別和自我審查的大眾傳播等。凡此種種，絕非偶然和個別，而是常態和普遍的社會現象。換句話，仇恨是結構性的。

進一步，一些情况說明，人們懼怕的是「仇恨」本身。例如，在馬尼拉人質慘劇中，有作家竟從事件看見「好處」，認為它為香港帶來久違了的凝聚和團結，並囑咐各方收起那些「仇乜仇物」云云。可見，他不滿的是憤世嫉俗的激烈情感和政治文化，而這不滿在香港又很常見。因此，要澄清的不僅「仇富」之「富」，而是「仇」字本身。

作者：達哥 (左翼21成員)

雖然最低工資通過了，這無疑是終於為香港一眾打工仔提供了保障。然而，伴隨著最低工資通過後的一連串的修訂案，似乎隱沒在大眾的視線。也許有人以為，這些修訂案對於最低工資的「主體法案」難有太大的影響，但其實，這些修訂案是將商家在最低工資下所造成的「利潤損失」轉移在勞工階層中的更弱勢的那部分──當中就包括了大學生實習。

根據《最低工資條例》，有關大專實習豁免，就是「容許工作少於59天的大學實習生可獲豁免，即毋須受最低工資法例限制」。當中更分類成「工作經驗學員」和「實習學員」，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根據政府定義，就是根據僱傭合約而受聘的學生；後者則是指學生的「工作就頒授該課程所達致的學術資格而言，屬頒授要求中的必修或選修部分」，有關工作經驗計算於學分之內。但其實，兩者的本質並沒有相差很遠，因為，「不論其實習是否與課程有關，亦不論該機構有否參與安排有關實習，亦會獲豁免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涵蓋範圍」，總之只要你是專上學生，不論你所做的工作，是學校需要，還是自己出外尋找的，有關工資亦不會受到《最低工資條例》之保障。

學生打工並不只在學習

中大學生會獲記者透露，掌實權的中大常務副校長華雲生打算在無與學生和校友諮詢的情況下，強迫所有學系就大類招生作決定，並要求社會科學院於九月十三日的一個會議上答覆。中大學生會會長遂在八月三十一日去信華副校長查證，及後沈祖堯校長代為回覆。校長回信中明確指出，校方將打算要求各學院接納在2012年起推行「大類招生」計劃，並要求各學系於九月中作出決定。而且，沈祖堯校長亦在九月八日向傳媒表示有此計劃。學生會認為， 在嚴重缺乏資訊的情況下，校方應清楚向同學交待事件來龍去脈，令大家有更多了解。以下為學生會在現時資訊下對「大類收生」政策的評論。

行政暴力壓倒程序公義

校方在未經師生校友充分討論、未充分諮詢各學院學系的教職員、而且對方案語焉不詳的情況下，就要求各學院急急作出決定。而且，記者透露，社會科學院原本提出一個院系共識方案，在原有八個學系之外增設一個「社會科學」（General Social Science）的項目予高中生選擇，但以華雲生副校長為首的校方認為不當，要求推翻該建議，以學院大類收生（即共供「社會科學院」予高中生在選科系統JUPAS選擇）取代，令院內不少老師憂慮如不遵從則有削減資源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