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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李國麟議員：
關於是否接納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
李議員一直遵守參選承諾，爭取確立雙普選路線圖。雖為功能組別議員，但深明此組別被美其名作反映專業意見，實為掩飾政府壓制民意的政治花瓶，仍極力爭取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盡顯醫護的無私、學者的風骨。
聞李議員認為，若中央承諾取消2020年立法會功能組別，將考慮支持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除顯示李議員對取消功能組別的決心，更反影李議員尋求共識的胸襟。
唯，希望李議員在考慮接受承諾及連帶方案之前，先考慮該承諾來源的可信性，以及承諾有沒有足夠根據作基礎，以免步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的後塵（輕率信納港鐵一些沒有根據的保證，相關報道見此）。
( 原刊 avm review 30-01-2015)
這是一部看後令人心寒的電影，雖然故事背景是英國，但當我們把身處的香港代入其中，便會感到有很多相似之處。
《驕子會》｣（The Riot Club）改編自舞台劇《Posh》，由女作家創作，故事發生在英國歷史悠久的著名學府牛津大學，相傳校內有一秘密會社｢驕子會｣（The Riot Club），會員都是身家豐厚的名門望族子弟，他們要學前人，在大學生涯中縱情聲色，享用美洒佳餚，和性愛之歡。
故事原型影射18世紀成立牛津大學 “The Bullingdon club” , 據說會員愛模倣創辦人的行為，大力敲破洒杯及瓷器，以表達豪邁作風，電影開始時也有交代這位驕子會始祖的｢事蹟｣，他是在偷情時被撞破而死於對方劍下。驕子會成員行為放肆，但絕不是流氓，反而是表面彬彬有禮，說著傳統舊式英語的君子，他們破壞力強，但不佔人便宜，他們個個恃才傲物，以為金錢可以收買一切。
全體泛民主派議員台鑒：
香港主權移交將近18年，社會無論吏治或民生的政善可謂乏善足陳。論吏治，香港政府官員缺乏認受性問題毫無改善。官員施政成效不彰甚至引發反效果，或貪污、濫權，瀆職之事屢見不鮮，甚或變本加厲。論民生，18年來市民收入中位數僅僅上升10%左右，樓價卻為世上最難負擔。本港經濟發展模式單一，地產豪強過度擴張，爪牙滿佈各行各業，金融商賈欺詐無度，二者狼狽為奸，尋租剝削自肥，導致本港於去年《經濟學人》所發佈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中位列榜首。年青人在此經濟環境下發憤而不得其志，圖強而不得其成。
政府開設創新及科技局以表達對資訊科技業界的重視本為美事。然而，政府提交立法會的建議文件內容空泛，態度敷衍，對業界反對聲音又充耳不聞。文件非但不能切入問題所在，更沒有提及解決方法。論願景，政府只知道要發展科技以提升產能，剌激經濟，改善生活質素，卻對香港過往科技行業發展裹足不前的原因不求甚解。誠言，香港科技創新的困局不在缺乏人才和資金，而在欠缺公平競爭：市民生活各層面都被財團、專營團體所壟斷。巨賈們沒有拓展市場的必要，固科研成果也少被引用。創業者的冒險缺乏合理回報，繼而間接導致人才及資金不斷往外流失。文件對以上各點輕描淡寫甚至完全忽略。試問政府對病理一知半解，又如何對症下藥？
有說打倒共產黨，要有實力，要以暴制暴。但實力為何指暴力呢？首先，現代國家的定義在於合法壟斷暴力。策略上，跟具備無限資源的國家機器，在暴力意義上比併強弱，實屬不智。
其次，暴力一旦稍有差池，以暴制暴可能就成了以暴養暴。因差池會引發民眾恐懼和治安需求，國家隨之獲得更大暴力的通行證，正當的反抗更遭污名化。
如果實力就是暴力，那政治將退化為原始衝突。因而，公民社會該以另一眼光看待自己的實力，並從對手最缺乏的東西來自我定位。這個政權不是虛偽、缺乏認受、時常訴諸強迫嗎？如是，公民社會更應反其道而行，以道德、非暴力和相互說服來自居。
例如，9‧28抗命者和平舉手，勇敢貼近防暴。這裏的人民，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以被動為主動，即以和平但不服從來展示強力的荒謬，以承受暴力來展現暴力。這力量來自道德，而非原始暴力。又說，甘地鬥爭奏效，因為對手是英國人而非共產黨。
可是英國殖民其實充滿暴力。先不說甘地及許多印度民族主義者，一生多次出入牢房。臭名昭著的莫過於1919年的廣場屠殺，英殖民者戴爾下令向和平集會的民眾開槍，死傷千多人。
畫：淋漓
文：劉劍玲 吳國偉
看到淋漓畫斌仔，閃出要為他寫一篇文的念頭。稱他為社會學家，是針對他細緻的觀察力，以及穿透社會框框的洞察力。
自主「命名」（Naming）
我們稱呼他為「斌仔」，甚至忘了他本來的名字。雖然他有提及喜歡叫斌仔；可是這個名字，也透露了如何看待病人：視之為較弱、需要被照顧，就像小朋友。斌仔又怎樣自稱？他自序的下款為「活屍骸（鄧紹斌）」，他不希望人誤會這本書是勵志故事。他是只活屍骸，他想要安樂死。
鄧紹斌，生於一九六九年。意外發生於一九九一年，正就讀羅富國教育學院，所以我們會稱呼他為「斌哥」，或是「斌sir」。
看透「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
斌哥因一個失敗的後空翻動作，導致全身癱瘓。在醫院經過一輪急救和深切治療後，被運往普通病房。
「幾名彪形大漢旋即粗魯的運貨到指定地點去，一個新的代號『十六』記錄於我的病歷表上，每逢身體檢查及訪客誤找地方的時候，編號十六便大派用場，而囚犯的真實名字則被槍斃了。」（頁036）
近日青年事務委員會的主席陳振彬動作多多，言論及行為都引起不少年青人的回應。繼今年一月中，在施政報告發表前夕提及大學生畢業後申請公屋是放棄自己，早前在青年交流會中訓斥正在發言的年青人，並喝令台下的參加者「收聲」，引起不少參加者的不滿，最後導致青年交流會不歡而散。
自言與年青人「非常之傾得埋同好了解」的陳振彬今日再度發功，明報（2月10日)報導他接受香港電台節目訪問時，提到他在青年交流會的行為是否掌握年青人的文化和心態，他仍強調自己理解年青人，明言只需要附和年青人，就能得到他們的掌聲。
作為年青人，以及交流會其中一位在場外收看直播的參加者，我認為陳振彬的回應反映他完全不了解年青人，如果這個結論就是他自以為了解年青人的心得，恐怕過往青年事務委員會所舉辦的活動，都需要被大家重新審視和定位。
我會問，究竟他接觸、甚至自以為熟悉的年青人，究竟是怎樣的呢？何以他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陳振彬是一位心繫年青人得自作多情的人，還是出於急於自代表青年發聲，以回應社會問題讓他感到一絲的虛榮？我看不透。
北歐之冬，寒風凜冽，清晨涼意讓脖子冷冷的，窗外天色依然是灰蒙蒙，窩在被子裏不想睡醒，任性賴床。童心未泯的你，繼續沈醉昨夜夢中，馴鹿雪橇，幻想夜裏極光乍現，聖誕老人從屋頂上的煙囪滑下來，充滿童話的北歐景致，往往跟現實不盡相同。曾經，我也在這片土地住過好一陣子。
一二月是北歐最冷時刻，白天短，黑夜漫長，厚雪積在各家門前，走過的每一步都在雪地留下痕跡。就在最冷月份，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吹起一股濃濃北歐風，因為一年一度的設計界盛事斯德哥爾摩設計周（Stockholm Design Week）、兩大設計展斯德哥爾摩國際傢俱及燈飾展（Stockholm Furniture Fair & Lights Fair）正同步舉行。上周有過百參展商雲集斯城，向全球展示新一季的潮流焦點，當中包括北歐五國大小品牌和學生的新作品，展品琳瑯滿目，意念嶄新，吸引大批人士到場參觀。
幫人有罪 施捨也要受罰
圖片出處： http://www.apmigrants.org/
最近有兩個案例，說明佔勞動人口絕大多數的打工族，沒有基本勞動尊嚴到可悲可恥的程度。Erwiana雖然得到法庭的公正判決，不過，明顯我們不能只依靠法庭 –不要忘記，司法最多是傷害造成之後的糾正。何況，每天不知道多少職場打工族，被程度較Erwiana低、但密度很高的剝削/侮辱/壓迫/騷擾所傷害，而法庭總是遠在天邊？亞視員工被間斷地欠薪，又有解決嗎？
打工你情我願？
香港早已是發達地區，尤其是在香港民主運動這幾年有所高漲的當兒，仍然發生這樣的無恥剝削，其實反映了本地民主運動的嚴重缺失，只懂得在政府/民間的二元論之間兜兜轉轉，而忘記了爭取職場民主。這個缺失，本身又是因為很多人迷信「自由市場」自然公正，就像奧地利的經濟學家路德維格．米斯（Ludwig Von Mises）說過，工人在「市場經濟」中「不失為自由人，因為他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辛勞與努力出售給任何想購買的人」；「他們並無欠下僱主的恩典或徭役；他們只欠下僱主某種特定品質的某一定量勞動而已」。(註2)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該局網站「局中人語」發表了題為《教育撥款受阻 究竟是誰搬走了我們的「乳酪」？》一文，反駁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指政府玩弄行政手段，以撤回教育相關的撥款申請，不是政府的問題，是因為議會內「拉布」所致。
吳克儉說，「拉布」的議員是「始作俑者」，令教育相關撥款未能審議。 他更責難葉建源，認為他「沒有在議會內盡力阻止『拉布』影響教育撥款」，是不做實事之舉，然後羅列一大批數字，證明政府的教育的重視。
本來，教育界對於吳克儉當教育局長，早已不存任何期望，但他這篇文章混淆視聽、歪論連連，社會就不可不防。
首先，關於「始作俑者」。稍為有留意新聞的人，都知道立法會內出現「拉布」是因為現屆政府在梁振英治下，正把過去一套行之有效的管治文化逐點破壞，社會在梁振英上任後，出現前所未有的撕裂，但政府非但沒有措施修補社會裂痕，更採取鬥爭心態與反對者周旋。非友即敵、敵我矛盾的心態充斥著政府的管治。
「拉布」是早已事先張揚的不合作抗爭，政府掌握資源與權力，本應好好與各界談判，爭取最大公因數，但這屆政府卻是爭取「你死我亡」，既不願談判，更玩弄手段，論「始作俑者」，肯定就是政府整個問責團隊。吳克儉卻試圖把屬於政府的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然後倒轉因果，反責難議員了。
圖：Manson Wong
好多人說，左膠的虛妄是太在意道德，所以沒有辦法徹底打擊對手。因為最後的判斷是緊急性，緊急性凌駕道德的考慮。或曰「人地都打到埋來，你仲同佢講規矩？」然後有一種道德與實用的二元對立：凡講道德的，都不實用。結論變成：反共大撚晒。
當然，我們可以走一種自由主義的進路，堅持道德。其實這也不是什麼新奇的主義，只是要求自己前後一致（consistent）。如果我們反對中共前言不對後語，背信棄義，因而憤怒，以之為上街的理由，那我們就沒有理由自己前言不對後語，為了反共，自己隨時雙重標準。當我們要指責中共漠視人權、侮辱女性，我們就不可以自己隨時動用標籤，用性別去打壓。
但有趣的是，以上對自己前後一致的要求，原來對許多人來說是非常陌生。或者說，他們有另一個讓自己前後一致的標準。而那標準，嚴格來說，並不是道德，但卻是價值與道德情感。當然那就是族群意識。族群意識，建基於差異性，從開始就是一種競爭的對立關係。所以「反共大撚晒」。於此，中共代表的不是一種價值，而是利益上的壓迫者。當然中共從來是兩者同體的，它既是不仁不義，亦是資源的掠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