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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人喜歡用「溫水煮蛙」來形容香港，但是，大家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那鍋「溫水」，以至那只加熱的黑手，卻很少留意那只青蛙。
其實，在溫水中享受溫泉的青蛙更值得研究。
有一種泳式叫蛙泳，而在香港，有一種特別的蛙泳叫「中立」，一些自稱主流記者的記者最愛，這些人認為，「中立」是記者最大的權威。我不打算在這裡從哲學的層次批判這種幼稚的「中立」觀，因為，這是大學哲學系一年級生也會質疑的概念，只有某些記者仍然奉為金律。而艾曉明老師其實在她的文章中已指出，這種「中立」，其實是在一道消費鏈上：
「今天我接受你的採訪，明天我因此被治罪，後天你接著再採訪我如何被治罪的……譚作人/我都是新聞消費產業上的一道原料、被利用的工具、境外觀眾消費的極權風景……」
今天，
終於見到背信棄義的可恥；
更甚知道溫水煮蛙的惡毒。
我們一群反對港深廣高鐵的市民，下午二時三十分自發性到禮賓府門外拉起橫額表達大家的訴求；
起初只是和平喊口號，並希望把橫額交給禮賓府，向特首表達大家的訴求便會離去。
但禮賓府漠視大眾，故我們只好坐在大門前等待，並且不斷用口號來表達訴求； 並沒有阻塞到正常交通，可惜有警察屢次恫嚇大家「干犯了阻塞緊急通道的條例」,，這當然令大家鼓燥起來，因為大家知道，有緊急事項，大家就自然會離開，並不像死物般礙路，引用這法的道理何在？有同行者見這情況，便提議一起遊行離去，可是大家認為這有失示威本義，並向不公義屈服，故終打消這念頭。然而而警方為了增援，就封路以便更多警察到場，這樣阻路的是誰？！在此期間，我們更多次嘗試把橫額掛在閘外，並承諾在這之後離去，但不得要領；而這只令到大家陷入僵局。
之後，有便裝督察勸告我們到旁閘，到了那兒會有禮賓府的代表接收橫額；我們念在不希望交通有所受干擾，並相信那督察在上星期對待示威者的表現，故不虞有詐，一起往山下的旁閘去。
（原刊十一月九日the new york times。經譯者節錄及加上小標題）
今天是柏林圍牆倒下的二十周年紀念。在這反思的時節，許多人都強調當年事件近乎奇蹟的性質：夢想終於實現了，一眾共產政權像骨牌般倒得一塌糊塗，早幾個月還完全不能想像的情況，旦夕間便發生。在波蘭，誰又能想像會有自由選舉，誰又能想像萊赫‧華勒沙（前團結工會的領袖）能真的當上總統？
可惜，接手的資本主義民主現實，卻將絲絨革命朦朧的神聖無情地吹散。人民以不同方式發洩其理直氣壯的失望：有些人表達他們對共產主義年代的美好日子的鄉愁；右派則發動民族主義的民粹運動；更新近的，則表達為遲來的反共妄想症。
(早前投稿到明報但沒刊出，雖已過了一段時間，貼在這裡希望再拓闊一下討論)
馬傑偉對文化研究的提問
黃宇軒 李祖喬
馬傑偉教授早前在明報撰文， 以周秀娜與李小良在科大對談引來的廣泛徊響， 反省「文化研究」在香港的實踐， 認為其淺入深出、脫離了學科原來的精髓，加深雅俗鴻溝，甚至樹立了「廢噏」形象。從馬教授多年來對香港文化研究的貢獻，筆者絕不懷疑他此番批評是出於愛之深、責之切，並對知識生產如何流向公眾有深刻的關懷；然而，如果以周李對談作為例子，反思「文化研究」這個學科的性質和實踐，「客觀效果」卻可能是，讓一些原本對這學科並不認識的人，有了更強的偏見。
身在學術社群的他怎可能不知道，長久以來，認為文化研究「淺入深出」、「亂用概念」的固有偏見，就如公眾對周秀娜的偏見一樣強？再一次覆述這種偏見，是否有助我們理解，何以李小良與科大的學術介入，與公眾期望形成了巨大落差？這種反省，除了夫子自道外，是否也只停留於學術界的自說自話？在此，筆者希望用我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處理問題時的兩種堅持，來說明對該事件思考，不應把我們帶向對學科本身的詰問，而是對「學術本土化」和「如何面向公眾」的反思。
不應把問題框定為學科實踐的問題
（回應施政報告「保育中環」系列．之一）
今年四月，為了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都市歴史地景」的國際論壇，去了一趟河內。我們一行人住在舊城區一間每人每晚收費折合八十港元的旅店，每晚吃完飯便施施然在街上遊蕩。河內舊城區內固然有店鋪販賣異國風情，但與之共存的是朝氣勃勃本土日常：咖啡館多如牛毛，每日每刻都有無數人坐在路邊的膠櫈上享受茶水和閑暇，是故舊城區雖租金不菲，但小店只賣茶和咖啡仍能經營下去；週五晚上，年輕人騎摩托車外出耍樂，好些住地下的家庭中門大開，在門前行人路鋪上薄布，架起炭爐，一伙人烤魷魚乾，每街飄香；如果想遠離喧鬧，可以到舊城中心的還劍湖，四周縱然車水馬龍，湖水依然波平如鏡。河內市有好幾個湖，每個環湖公園的設計都讓人能觸到湖水，當然也沒有在長椅上加兩個把手防止人們躺下，更遑論在湖邊（如果不是把湖填平）蓋滿屏風樓。我好喜歡看舊城區裏的電線桿，它們不很高，頂上是一大陀錯綜複雜的電纜，糾纏不清地往各個方向延伸。如果都市是個石屎森林，這是森林土生的樹。
明報編按：近日，內地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欲訪問曾採訪譚作人的香港電台編導而被拒，撰文指控香港媒體：「譚作人/我都是新聞消費產業上的一道原料……境外觀衆消費的極權風景」。「境外記者」享有一國兩制下「自由表達」的位置、具非一般的輿論影響力、得無權者仰賴；有香港記者剛剛更就川震報道獲國際獎項。只是，一國以下，境外媒體是否不過抱有消費心態而非良知？另一面講，境外記者的自由與限制何如，他們真是否如斯「境外」？
早前Roundtable 的林輝訪問一位曾經的、亦可能是未來的「境外記者」朱天韻，她半年前製作六四特輯，專題被抽起、人被辭退，及後短暫停留旗幟鮮明的異見媒體。作為「香港記者」的個人，置於「境外媒體」的脈絡之下，朱天韻的故事可寫下一個怎樣的注腳？
訪問林輝、黃靜
撰文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
攝影陳淑安
作者：何尚衡
年初知道政府落實西港島線時雖然很替西區的居民高興，因為交通便利了，他們的生活也得以改善，但是我馬上就為此感到不安。自從政府把灣仔的利東街夷平後，市民的集體回憶失去了注腳，盛載着我童年回憶的地方也少了一處。幼時父親帶我到灣仔看玩具時，總會經過那裏。那時覺得那些店舖和西環的差不多，都是破破舊舊的，但卻往往找到在大型連鎖玩具店找不到的玩意，之後還可以到雙喜樓吃飯。但現在有的只是一些我買不起的「豪宅」，和只會在特別場合或時節才光顧的和昌大押餐廳。將來恐怕連讀大學時走過的地方，有着上世紀香港獨特風貌和氣質的西營盤、石塘咀和堅尼地城，也只能在相片中追憶。
用地下鐵路來「開發」一個地區，一向是香港的發展模式。鐵路貫通後，附近一帶的地價、樓價和租金必定會急升，人流也會増加，相信這即將在西區發生，也是不少當地居民多年來的心願。有了鐵路後，西區的老店老街不一定會消失，居民和租戶未必會遭到迫遷，市區重建局也沒有宣布在那裏會有什麼大型的重建項目。但最近看到的兩則新聞，使我不得不擔心這些情況極有可能發生。第一則是政府重申不復建居屋，並表示不會賤賣土地；第二則是中環蘇豪區將建潮流地標。這兩則新聞看似沒有多大關係，也似乎與西區的發展無關，但我卻預見會對西區的將來有很大影響。
中國大陸維權人士譚作人先生於今年3月28日，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拘留，並於7月遭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起訴書中提到「多次接受境內外媒體採訪，發表了大量嚴重詆譭我黨和政府形象的言論」；最近，我們從獨立製片人艾曉明教授的文章得知，法庭上提及的境外媒體只有「香港電台」一家，艾教授為了把事情弄明白，曾嘗試接觸採訪譚作人的香港電台編導，要求他／她接受她訪問，把接觸採訪譚作人的始末告之公眾，可是，有關編導拒絕了艾教授的要求。
我們認為，記者需要盡力保護受訪者的安全。當受訪者因在訪問中發表的言論而遭檢控時，記者該把採訪接觸過程盡可能公開，協助受訪者得到一個公正的評價與審判。我們相信，這是合乎記者的專業倫理，也是新聞工作者向公眾負責的行為。
起訴書既然指控譚作人接受境外媒體採訪，詆譭黨及政府，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那麼，媒體有責任向公眾解釋，當時的訪問性質與內容，讓公眾與法庭在充足的資訊下，作出合理的判斷。
我們這裡不打算猜度港台編導拒絕的理由，我們只想在此要求香港電台的編導，以及其他曾訪問譚作人的境外媒體工作者，告訴公眾採訪譚作人的前因後果及過程，以盡媒體的基本責任，為譚先生說句公道話。
獨立媒體（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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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連串美國投資銀行破產觸發的金融海嘯轉眼一年過去，坊間亦見不少回顧文章。惟細看之下，其重點竟多是從各國大灑金錢角度，從啟動內需角度去解讀，慶幸危機渡過了，好個大團圓。克魯明常被引用，可是引用的角度就是作為簡化的「新凱恩斯」主義者，以增加貨幣，增加財政投資作為重點。而這種角度在我看來，似乎並未真的觸及金融海嘯教訓的核心。
奧巴馬今年當上美國總統，背後有賴兩位重量級經濟學家，分別是史迪格里玆和克魯明。他們的經濟政治評論，對布殊治下的經濟問題作出尖銳批評，指出從稅制到教育到醫療到國防外交，布殊政策無不使美國經濟墮進深淵。他們推舉奧巴馬，就是要從這整套錯誤政策拉回，讓美國經濟不致於萬劫不復。那麼，布殊政策出了甚麼問題呢？我嘗試用「忽悠」Economy 一詞作為問題的一個歸納。
若有看內地報刊的朋友，大概對「忽悠」一詞不陌生，其意思就是「折騰」。比如回顧中共當政六十年，前三十年就是不斷搞運動把人民「忽悠」；後三十年為何經濟起飛？就是政府少了點把人民「忽悠」。跟廣東話的「玩謝」、「老點」有點似。有人更把這詞聯上莊子的《應帝王》篇，當中混沌被鑿七竅而死，負責鑿竅的兩名好事之徒的名字是「忽」和「倏」，取其音轉化便成「忽悠」了，折騰意義一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