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人喜歡用「溫水煮蛙」來形容香港，但是，大家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那鍋「溫水」，以至那只加熱的黑手，卻很少留意那只青蛙。
其實，在溫水中享受溫泉的青蛙更值得研究。
有一種泳式叫蛙泳，而在香港，有一種特別的蛙泳叫「中立」，一些自稱主流記者的記者最愛，這些人認為，「中立」是記者最大的權威。我不打算在這裡從哲學的層次批判這種幼稚的「中立」觀，因為，這是大學哲學系一年級生也會質疑的概念，只有某些記者仍然奉為金律。而艾曉明老師其實在她的文章中已指出，這種「中立」，其實是在一道消費鏈上：
「今天我接受你的採訪，明天我因此被治罪，後天你接著再採訪我如何被治罪的……譚作人/我都是新聞消費產業上的一道原料、被利用的工具、境外觀眾消費的極權風景……」
問題其實不在記者是否接受艾老師的訪問，也不在接受訪問是否能幫到譚作人，而在於記者有沒有思考自己身處在一個甚麼樣的位置，怎樣在一個新環境中調較自己的位置。沒有人要求記者成為社會運動家，甚至沒有要求他們一定要站在維權人士一邊，這些只是譚蕙芸或其他記者自己幻想出來的恐懼。艾曉明老師沒有這樣要求，我自己也沒有這種想法，其實，如果接受艾曉明老師的訪問真的令記者困惑，那麼，記者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把採訪過程在合理的情況下公開，這亦是我上星期寫＜給香港記者的公開信：請說出真相！＞的要求。可是，不少人仍然選擇沉默，或正如譚蕙芸所說，多做幾個「專輯」，這等於繼續那個消費鏈，繼續沉醉在那個想像出來的「自由意志世界」裡，當一顆螺絲釘。
把自己採訪過程合理地交待，其實不是甚麼壯舉，已是新時代的新新聞實踐，不過是近年西方談新媒體新倫理所強調的「透明度」（transparency）。既然現在傳播工具這麼發達，這麼互動，為甚麼記者要把採編過程視為黑箱，不可告人，反而拿這只黑箱來當自己「中立」的基石呢？我自己喜歡的一位國內記者傅劍鋒，便經常主動或被要求交待採訪過程，還跟讀者對話。 我想，這也是今年中文網誌年會胡泳老師所說的「微動力」的一部份，好文一篇，不可錯過。
還好，我不覺得自稱代表的主流記者真的是多數。令我們同事引以為豪的畢業生朱天韻，大概不會是這樣的「主流記者」，否則她也不會在網誌中爆出「君子雜誌」事件，她說：「要為這個地方好，不能只在情感上，而且更需要實踐。」
對，實踐，就是不要做那只躺在溫水裡的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