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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政府開支中，最大的增長是基建，而並非教育、醫療或社會福利，這是曾俊華不會告訴你的真相。這是他的政治洗腦說詞，為了說服社會減各種保障，而將香港人的龐大財政儲備，以「未來基金」的名義，暪天過海的投放在地產基建項目上。也正正是曾俊華這種思維，令香港人未來難以走出困境。不僅是你，連你的下一代也會遭殃。
基建金額升幅大增194%，遠超教育、醫療、社會福利
過去由零七年至今，基建開支由266億，大幅增加至782億，亦即金額上增加了194%。同期，教育只增加了40%，衛生只增加了69%，社會福利只增加了77%。在2014年，政府更已預算782億的建基開支是所有政策開支中最高的一項，反而，教育、社會保障、衛生只是其次。如果計各項政策開支佔公共開支比例，由零五年至今基建則升37.1%，社福只升5.6%，衛生只升1.6%，而教育更跌21.3%。
各項政策開支佔公共開支比例
執筆之時，有線電視今集的《新聞刺針》，已經有4,600個facebook likes。
節目的拍攝手法，很容易令觀眾代入記者處境。觀眾一邊看，一邊回憶上下班時間被擠壓，等四班車也上不到車，轉車時要拔足狂奔……難怪不少遊客也會在金鐘站拍照，記錄人民如潮湧的一刻。
還未計算等升降機、塞地鐵、關車門時有刺耳的警告聲響、以及行李輾腳。痛苦的經歷。
跟幾位熟悉運輸的朋友聊天，他們也稱讚節目。這類「不如我親身試下」的節目，簡潔平實，訊息清楚：蘇局長活在平行時空。
不過，朋友們也認為，節目用旅客數目增加，帶出港鐵越來越擠逼的惡夢，似乎沒有提及交通政策失誤。
節目找來統計學者推算，如果鐵路班次不變，旅客數目越多，港鐵乘客越多，乘客要等更多班才能上車。Sad but true，港鐵數年內難以再加密班次。
問題是，節目把上班苦況，跟旅客人數上升兩項議題湊在一起，一度令我有錯覺，以為旅客是上班時等幾班車的元兇。
坦白說，筆者尚未閱畢整份223頁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只有閱讀報告摘要。可是，當筆者看到當中政府收入的基本分析亦充滿問題時，此份報告實難以令人說服，更遑論要求市民認真討論當中內容。
預計當統計 結果差天共地
眾所周知，財政司司長素來以「估錯數」聞名，可是報告摘要中的第7頁，分析政府收入的數字卻使用了財政預算案中2014/15年度的預計收入。2014/15年度的預計收入為4301億，低於過往三年的實際收入，即2013/14年度的4478億、2012/13年度的4422億及2011/12年度的4377億。先不論財政司司長的預計會否忽然準確，但工作小組寧願捨棄上一個年度的實際數字不用，卻使用低估的預計數，卻大有問題。
如果使用2013/14年度的數字，參照政府的計算方法，有關政府收入與本地生產總值（GDP）增幅一致的推論將會大大不同。
自1997/98年度起計的十六年，政府收入由2812億增至2013/14年度4478億，累計增長達59.23%，每年增長2.95%，高於同期名義GDP的2.76%增幅。以上結論與報告中分別指出收入增幅為2.5%，低於GDP增幅2.9%並不相同。
文：wing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政府終於公布了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的報告。這個小組源於去年的財政預算，當時曾俊華指要成立工作小組以「研究如何在公共財政上為人口高齡化及政府其他長遠的財政承擔作出更周全的規劃。」這小組的非官方成員包括捍衛自由市場不遺餘力的科大教授雷鼎鳴、同時為兩間上市公司董事（恒隆、載通）的中大教授經濟學廖柏偉、兩位知名會計師樓的高層（王尹巧儀和王銳強）和來自跨國企業的馬崇達。包裝上實在是既學術又專業。不過，縱使報告詳列了似乎很科學的推算，但談到具體建議時，卻根本是在為政府和有錢人「縮數」及視中下層民生需要不顧。簡單來說，就是藉著人口老化的趨勢，以專業為包裝向普羅市民開刀！假如我們讓小組的建議落實，到時香港不論是基層還是中產，都會萬劫不復！
第一宗罪：公共開支封頂制度化
很灰的一周，在大中華地區發生了兩單砍人案；一宗發生在香港，《明報》總編劉進圖被砍重傷，一宗發生在昆明，若10名恐怖份子拿著長刀在火車站亂砍，最少29人死，130人受傷。
劉進圖被砍，有些評論說是調查大陸紅富二代海外存款惹的禍，這當然是揣測，但劉先生半輩子從事新聞業，聘打手砍背樑的事，極有可能與他的工作有關。至於是否政治性？香港的黑社會如此愛國愛黨，又挻梁挻到要打人，養虎到處咬人，難道這不是政治？
因為獨媒的關係，這幾年經常會聽到一些媒體界的江湖消息，哪個記者不能入境，哪個跑大陸線的記者被國保盤問，哪些媒體收到北京的中間人警告，哪些媒體工作者因為得罪了官賈財團要離職等等。面對著暴力升級，以「You can't kill us all!」來回應，當然豪氣，但正如梁文道所說，主事者不打算「kill us all」，砍幾個，製造恐懼與混亂就成了。
我們究竟要如何回應這高壓的環境呢？也許我們應該問，言論打壓為什麼要砍劉進圖，而不是天天把共產黨、梁振英罵得狗血淋頭的人？他們害怕什麼言論才會下此狠手？
不論在中國大陸，還是香港的政治環境，最有殺傷力的言論是認真、指向改變社會利益分配和權力格局的調查報導。《明報》因為投入相對多的資源在調查報導，很容易成為一些人的眼中釘。
儘管新浪微博在微信等新興社交工具的衝擊下已漸趨強弩之末，而推特也已風光不再，但作為全世界註冊用戶、活躍用戶及媒介影響力最大的兩個微博客平台，基於推特與新浪微博的比較研究依然是觀察中國和國際虛擬社區及其用戶行為特徵的絕佳樣本。
本文擷取三篇對比研究新浪微博與推特的報告，分別是惠普實驗室的《中國社交媒體的發展趨勢如何？》、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協同完成的《粉誰？中國微博用戶有著不同的選擇》，以及學術期刊《網絡心理學：行為和社交網絡》上由張莉軒（音）和Iryna Pentina撰寫的《（新浪）微博用戶的使用動機和方式》，並參考博主牽牛續錦《回到產品設計起點，溯源Twitter和新浪微博的殊途不歸》一文的觀點。
就研究數據的來源上，惠普實驗室更多的是憑借公開數據，《粉誰》一文採用了不少更難獲得的數據，譬如某條具體微博的閱讀量，互粉比率，及互粉好友同城比率，而《新浪微博的使用動機及使用模式》一文則更多地依賴調查問卷，三篇報告但都圍繞著新浪微博與推特傳播方式與內容及其用戶的行為的差異展開。
微博的用戶關系更密切？
文：橋
近日關於新聞自由有兩件大事，一是通訊事務管理局就著無線和亞視的免費電視牌照進行公眾諮詢；另一件當然是於上星期日由記協發起的反滅聲大遊行。固然，兩件事中，我們都看到有不少人用行動去表達他們的聲音，但這是否代表用出席公眾諮詢，或者遊個行就能捍衛我們的新聞和言論自由？
大眾傳播媒體在社會上擔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她一方面覆蓋面大，另一方面獲取的資訊往往最快最新，故此道遠即使在現時互聯網和新媒體越來普及，但社會大眾對傳統傳媒例如電視、電台、報紙的依賴其實頗高。故此在學理上，傳媒工作者的責任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們是把關者，傳媒是社會公器，市民得到甚麼資訊，甚至如何評價某些事件，很大程度上是靠傳媒把關，用一個客觀持平講理據的手法去報導新聞，可謂任重道遠。
但實際上，傳媒如何報導，真的純粹由前線的記者可以決定嗎？太天真了。傳媒的管理層當然擔當著重要的角色，不然那位亞視執行董事雷競斌也不會在免費電視牌照諮詢會中，面對市民投訴亞視節目嚴重偏頗時，可以臉不紅，耳不赤地說：「投訴比觀眾多，如果觀眾沒有看過就去投訴，這是否非理性投訴？」又或者無線的東張西望報導碼頭工人罷工取材偏頗，甚至將新聞部相關特備節目臨時抽起？
（獨媒特約報導）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開業達七十年的老牌書店「實用書局」將於今年六月結業。書局創辦人龍良臣於去年病逝，他的孫女龍躍飛表示書局要結業，實在非常對不起祖父。「沒法子，我們沒辦法做下去，爺爺撐了這麼多年實在已經很厲害。」隨著互聯網發展更為普及，在搜尋器上能很輕易找到想要的資料作參考；維基百科更是應有盡有，實體工具書也變得不合時宜。實用書局成為了時代巨輪下的替代品。
狄卡比奧再一次與小金人無緣，奧斯卡似乎真的不太喜歡狄卡比奧，我開始有預感，狄卡比奧會是另一個彼得奧圖，這位曾經如日中天的演員，演技毋庸置疑，但奧斯卡硬是把他排拒於門外，八次提名，八次落敗，直到他晚年，奧斯卡才頒給他終身成就獎作「贖罪」（或恩賜？）。
有人認為奧斯卡是電影界的奧運會，但兩者顯然分別頗大，奧運會，或其他體育比賽，即使是由評判打分的項目如體操跳水，都有一些客觀的標準，但奧斯卡（還有格林美、諾貝爾），更像體育運動的獎項如MVP或足球先生，因為幾乎沒任何準則可言，誰人得獎往往取決於評審的喜好，而喜好這回事又的確很主觀，因此得獎者也未必是眾望所歸。
劉進圖先生的遇襲，讓像我這樣曾經嚮往香港的內地人，再一次問自己：香港到底是什麼？
我跟劉先生僅有一兩次電話上的交往。那是兩年前，陽光衛視總裁陳平先生邀請我到香港創辦時政雜誌《陽光時務》。我們很快組建了包括來自香港、內地、台灣及海外同行的編輯團隊，並按照香港法律申請工作簽證。大部分同事的簽證都順利獲得，然而我的簽證遭到了百般挑剔。各種法律問題擺在我的面前。
經朋友介紹，我和劉進圖先生通了電話。法律科班出身的他，對我的問題給予了詳細的專業解答。他囑咐有問題可以隨時找他，但是後來我懷疑我遇到的麻煩跟法律沒有關係，所以沒有再叨擾他。再一次想到他時，已是《明報》撤換總編風波。
春夏之交的一道閃電
我細說這段經歷，是因為那時對香港充滿了期待。在那些總是隱身於商場裏的咖啡館裏，在那些街頭的小吃店中，在位於老舊工業區的辦公室裏，我和同事們整天都興奮。對於有過若干次在內地創辦新刊經歷的我來說，這種興奮不僅僅因為一本雜誌的問世，而是我們看到香港的命運正處於關鍵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