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書的序，很重要：
「如果說我們是浪漫主義者，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分子，
我們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麼，我們將一千零一次的回答說：
是的，我們就是這樣的人。
───哲。古華拉」
香港記者張翠容採訪了拉丁美洲其中幾個國家，勾勒出他們在這世紀裡的政治、社會運動和經濟面貌。如果有興趣知道為什麼「一個大陸，兩個美洲」，什麼是新自由主義、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看台灣服貿？）、美國如何對拉美的政治和經濟干預、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的參與式民主、古巴社會主義之謎等，這是一本不錯的入門。
在這裡，我想談的卻不是這些；我想說的，其實是關於反抗。「記者的工作就是阻止遺忘」。
拉丁美洲的反抗精神：讓別人看到自己
作者提到：「有美國旅客告訴我，他們讀中學歷史時，歷史教科書竟然指世界上已經沒有馬雅族，他們已經隨著馬雅文明的崩潰而全部消失；因此，他們來到危地馬拉，很驚訝到處可見馬雅人。」
題為編輯所擬。
在結束昨晚San Francisco的演講之後，迅速趕赴機場，經過一整夜的飛行來到Detroit這個已經破產的城市，不勝唏噓。帶著滿身疲倦下飛機之後，接到許多台灣記者朋友們的訊息，原來是我被游前院長點名「冰桶挑戰」。原本今天上午就要回應，但一直沒有時間好好靜下來寫，就拖到今晚密西根大學演講後，才來回應。
這幾天不在台灣，不知道這個「冰桶挑戰」已經燒成這副德性。認真的耙梳了一下，這個遊戲到底是怎麼回事？以及這幾天台灣這些政客、商人到底在搞什麼把戲？
先說「冰桶挑戰」這個活動，一剛開始是為了漸凍人募款，喚醒大家理解漸凍人的處境，從紐西蘭癌症協會開始舉辦，上個月底在美國因為波士頓學院棒球隊隊長Pete Frates（本身是漸凍人，而且已經失去自理能力）挑戰而被媒體廣泛報導，然後就開了一連串名人加入，用各種形式往自己身上潑冰。原本希望喚醒大眾，捐款支持漸凍人的活動，在美國確實引起一些迴響，讓相關社福團體捐款暴增。但這個活動傳回台灣後，演變成政治人物矯揉造作的爭相潑冰，我只能說根本就是「荒腔走板的一場鬧劇」。
筆者最近與從事物業管理的朋友談及廢物按量收費，他知道政策勢在必行，亦肯定收費有助推動減廢，但非常擔心將來出亂子，給他和同行增添麻煩。
他說：「如果居民不用專用袋丟垃圾是犯法，難道我給政府打電話揭發我的客人？」事實上，筆者及同事在過去1年與政黨、區議員、業主立案法團、食環署工會、普通市民等接觸，發現很多人對廢物按量收費充滿可怕的聯想，例如：「公屋居民會胡亂丟垃圾，很難搞！」、「住新界鄉村的人犯法你捉不到！」、「路邊一定會更多『糯米雞』，做死我們清潔工人！」（筆者註：「糯米雞」是清潔工人對食肆非法棄置街上的黑色大垃圾袋的稱呼）……彷彿一旦政策落實，香港會像打仗般混亂。
推垃圾徵費 多溝通支援
筆者認為恐懼的成因，是大家想像不到推行垃圾收費後，個人的行為習慣是怎樣轉變的。將來市民要到便利店購買垃圾袋和分類回收物，如果住所沒有物業管理，需自行將垃圾拿到附近的垃圾收集站棄置……聽起來好像很複雜，那麼如何確保每一個人做相同的事？
法律條文和個人之間距離遙遠，垃圾收費能否成功，根本不能單單依靠立法。要動員所有市民改變行為，便必須展開深度的公眾參與和教育工作（public engagement and education）。
筆者指的，並非政府現時慣常大賣宣傳廣告那一套，而是派人落到社區直接與市民溝通，給予切實的支援。
現在全世界齊齊玩「冰桶挑戰」（Ice Bucket Challenge），名人、明星、運動員、政治人物，皆玩個不亦樂乎，那麼大家記得這項活動是為哪一項病患籌款？答案是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中文名稱「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而相信大家唯一認識的患者，就是英國理論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
這情況，在美國或許有點不同，因為這病症在美國又稱為Gehrig Disease，而不少美國人一談起此症，第一時間想起的，也可能不是霍金，而是Lou Gehrig。
Lou Gehrig，何許人也？他是在美國無人不識的棒球員（雖然他征戰球場的時候已是上世紀20及30年代，而且離世已七十多年了），也被譽為MLB史上最偉大的一壘手，効力紐約洋基隊時，與另一棒球天才Babe Ruth組成超恐怖的三四棒打擊陣容。
Lou Gehrig的打擊亮麗，生涯打出494支全壘打，生涯打擊率.340，稍稍認識棒球的都知道這組數字代表甚麼，但他最為人稱頌的，是其硬淨風格，他自從1925年6月1日上場代打起，以後的14年，他沒再缺席任何一場球賽，連續出賽2130場，即使有傷在身，每到比賽日，他依然會穿上洋基隊經典的條子球衣，為球隊爭取勝利，因此，他的綽號正是「鐵馬」。
圖：葉建源Facebook專頁
19日晚，教協發電郵告知會員，過兩天到深圳去談政改的，除了已知的張文光和葉建源外，還有馮偉華。可是，值得追問的是，這貌似公開的電郵，是否隱瞞了甚麼。
這次中央負責香港政改事宜的官員在深圳與本港各界人士會面，說是聽取意見也好，實在是粉飾中央早有的決定也好，接到邀請的朋友，特別是少有與京官直面表達意見的，鮮有拒絕邀請的。教協是本地的主要教師組織，19日晚就發出電郵，向會員交代，原來馮偉華也接到邀請，而且預備應約。
加上已和張曉明見過兩次的葉建源，以及張文光，已有三名教協中人到深圳去談政改，這是公眾已經知道的。當然，張文光可以說他是以個人身份獲邀的，面對強權，談的又是關乎公眾利益的政改，按理強調組織身份比個人身份更為有力，若張文光反其道而行說他是個人身份，則方便是甚麼犧牲了甚麼，固然值得深入分析，更要關心的是，教協是否還有其他人獲邀？
按教協致會員的電郵，似乎只有張、葉、馮三人往深圳談政改，可是，慣了語言偽術的磨練，可不能只一廂情願的以為「只有」這三位獲邀。如上所述，教協是香港的主要教師工會，其意見對教師取態的影響近年雖每況愈下，畢竟仍有一定影響；更重要的是，2010年政改爭議中，教協放棄既有立場同意政府的修訂方案前，教協中人就有馮偉華和張文光進入中聯辦參與密室談判。
昨天，「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舉行「8．17和平普選大遊行」。表面上，它是民間組織舉辦的示威活動，然而，從許多方面可見，其實策劃者主要是政府（中共與土共）及其支持者。故此在事實上，它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型的親政府遊行，也是包涵最多反民主、反自由元素的騎呢政治騷，到處顯露醜惡的政治手段。主要有以下幾項：
1. 目的扭曲
在現代社會，一般進行遊行示威的是公民，這是他們作為弱勢的被統治者捍衛自身基本權利的主要手段。然而，昨天的示威，卻是由政府及其支持者發動而偽裝為人民自發的活動。令人最不恥的，是遊行的目的是扭曲的。他們以反暴力佔中、撐特首普選為主要訴求，但後者明顯是歪曲事實，因為佔中三子及泛民推出的佔領中環，是以和平方式進行的公民抗命，但遊行主事者卻扭曲為純粹使用暴力的違法行動，而他們所撐的其實只是有篩選的特首選舉而非無不合理限制的、真正的普選。
2. 黑金遊行
在西鐵直播新聞中，看到一小段柯震東聲淚俱下的片段，雖然在那段片子中，柯震東被打了馬賽克，但下方的字幕標題就明明白白寫明是柯震東了。對，就是一個『被相信』有罪的嫌疑犯，沒有被法庭定罪底下，就被日夜輪流廣播處理掉。
因房祖名與柯震東同樣是涉事者，網民們隨即翻炒成龍以往的失當言論，集中火力恥笑，普遍不會對兩人有同情的態度，再加上吸毒這件種事情，在公眾空間下討論往往人人喊打，但看着一個被公安『行政拘留』掉的嫌犯，未審先判下面對輿論公審，也實在愕然。
道德重整公關SHOW
可以想像，這種公開示眾的方式，係藉柯震東和房祖名的藝人身份，以警傚尤，大概和習近平抽出一兩個貪官，顯示老虎蒼蠅一起打，並沒有甚麼分別，簡單來說，把未定罪的疑犯公告天下是一種政治需要。
事實上，這種道德重整往往是當權者慣常的主題，習近平自上台後就曾掀起所謂反享樂主義、反奢靡風氣的口號運動。反正能夠樹立些道德模範，對比之下又製造另一批眾矢之的，轉移視線，把普通犯罪提升到十惡不赦為世不容的地步。執法機關也用上共產黨慣常的一句：『依法處理』。
周生以強勢姿態，在運輸、金融、餐飲等等各行各業，甚至連娛樂場所也不放過之下，短短時間內收集了過百萬簽名，另外，撇開那疑似數百元的義工津貼、專車接送、包場飲茶等等全套服務，817當天亦號召了「25萬人」上街（希望此數字不會一改再改），本人深感佩服。其實我們不難預視遊行當天分分鐘有如七一上街般參加者塞滿街頭，亦必然地會製造大量廢物。有見及此，『結束一桶專棄』群組成員早於七月已電郵至主辦單位，建議發起人於遊行當天設置回收分類設施，同時指出一些宣傳物品「和平花」、「二十萬張貼紙」所引起的環境及回收問題，希望主辦者放棄使用這些宣傳物品等。
鑑於周生貴人事忙，未能撥冗回覆我們的訴求也是預料中事，但筆者跟拍檔二人亦抱著一絲希望到維園觀察遊行後的情況…
結果，筆者終於深切地感受到何謂「絕望」。
『幫港出聲』出發後的維園
筆者和朋友們總算捱過了維園年宵、六四、七一等大型集會的清場殘局，但面對8・17維園的殘局，我和拍檔都只懂發呆，整個清場行動根本無從入手！我們到達維園已是散場後的幾小時，本來只打算去看一看，再到他們獻花和派貼紙終點看看情況再打算下一步行動，但眼下的維園，有如遊行人士剛剛起步的境況，整個球場都是膠樽、口號標語、紙箱、貼紙等等，連本來預約了場地踢波的年青人，也因為此情此景被迫走，實在無辜。
平機會檢討現行得4條歧視條例。平機會其中一項建議，是研究應否把中國人列入種族歧視的範圍。此建議一出，即被某些自我標籤為「本土派」的人士斥責，首場8月9日諮詢會更有踩場抗議事件，使到該建議所得到的關注，遠多於其他3條歧視條例，亦比另一較多爭議的性傾向歧視還要多。
而值得留意的是，斥責平機會的人士的理據，一般都側重於資源爭奪問題，諸如新移民應否享有某些福利，又或水貨客搶購日用品，這些問題卻與環繞「種族」定義的討論無關。
根據目前的《種族歧視條例》，任何人如基於某人的種族而騷擾或中傷該人，即屬違法。問題在於「種族」的定義，應否包括來自深圳河對岸的人士（包括來自中國的新來港人士、訪港的中國遊客、在港就讀的中國學生等）。
按照《種族歧視條例》第8條，「種族」的意思包括「種族、膚色、世系、民族或人種」（race, colour, descent or national or ethnic origin）。在其他司法區類似法例的實踐中，即使有任何兩人屬同一血統，甚至語言或方言一樣，他們之間的行為都有可以構成種族歧視。
例如，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就曾考慮過愛爾蘭流浪者（Irish Travellers）的處境。委員會認為，愛爾蘭流浪者在種族上雖是愛爾蘭人，並且講同樣的方言，但因為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們應被視為截然不同的少數人士。
圖：28億元建成的「2號客運大樓」沒有登機橋上落飛機，10.5億元建成的「北衛星客運廊」要巴士接駁，乘客也不能出境後直接登機
我為甚麼反對興建第三條跑道？第一個原因是機場尚未飽和，沒有需要多建一條極為昂貴的新跑道，第二個原因是機管局過去十多年的失效表現，令人失去信心，不能相信他們有能力管好機場，也因此不適宜此刻把估價二千億元的工程項目交託給他們。前者我已在多個場合解說，今次談後者。
近年來，乘客在赤鱲角機場的經驗逐步退步，不少人發現搭飛機多了變成搭巴士，相對陰暗的候機室多了，行李輸送愈來愈慢，客運大樓商舖林立令空間擠壓感增強等。赤鱲角機場本來多年贏得「世界第一」榮譽，到2013年已經全部丟失了，逐步走向二流機場的境地。
2014年Skytrax 選出的世界第一機場是新加坡樟宜機場（註1），跟樟宜機場比較，最能衡量機管局的表現，以及理解為甚麼現在不應談第三條跑道。事實和數據是客觀的，我把有關兩個機場的情況做了以下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