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的序，很重要：
「如果說我們是浪漫主義者，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分子，
我們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麼，我們將一千零一次的回答說：
是的，我們就是這樣的人。
───哲。古華拉」
香港記者張翠容採訪了拉丁美洲其中幾個國家，勾勒出他們在這世紀裡的政治、社會運動和經濟面貌。如果有興趣知道為什麼「一個大陸，兩個美洲」，什麼是新自由主義、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看台灣服貿？）、美國如何對拉美的政治和經濟干預、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的參與式民主、古巴社會主義之謎等，這是一本不錯的入門。
在這裡，我想談的卻不是這些；我想說的，其實是關於反抗。「記者的工作就是阻止遺忘」。
拉丁美洲的反抗精神：讓別人看到自己
作者提到：「有美國旅客告訴我，他們讀中學歷史時，歷史教科書竟然指世界上已經沒有馬雅族，他們已經隨著馬雅文明的崩潰而全部消失；因此，他們來到危地馬拉，很驚訝到處可見馬雅人。」
看到這裡，撫心自問，我們除了聽過馬雅曆法説2012年是世界末日外，我們知道馬雅人在確實存在著嗎？其實馬雅人佔危地馬拉人口百份之六十，是中美洲北部最大的原住民社群，但卻有百份之八十的土地為非原住民所占用；馬雅人反抗，卻被逼融入白人文化，他們被禁止公開慶祝馬雅文化節目，以及相關的文化活動。「2006年7月17日，是馬雅年曆裡人與天最接近的一天，因此，馬雅人都會舉行神聖的典禮，冊封精神領袖，同時在大街小巷慶祝，穿著傳統色彩繽紛的服裝，彈奏音樂、唱歌、燒爆竹；十年前，他們是不能這樣公開舉行祭典的，政府和保守福音基督教派對他們進行鎮壓，手段之狠，令人髮指。」
什麼是「手段之狠，令人髮指」？從一份聯合國做的十八個月的深度調查報告裡，可見端倪；此報告題為「沈默的記憶」（Memory of Silence），在危地馬拉內戰結束三年後調查，證明危國三十六年的內戰，以及內戰所造成的人權傷害。調查的結果其中是這樣的：
- 在三十六年內戰中，共發生了六百五十八宗屠殺，其中六百二十六宗為政府所為，其餘的乃是抗爭組織所做。
- 屠殺行動造成超過二十萬人遇害和失蹤，當中百份之八十三為馬雅裔原住民。這由於政府的歧視，導致他們在毫無證據下，控告每一位原住民都是抗爭份子，必須要除掉。
在危地馬拉當時，軍方大舉掃蕩他們認為可疑的村莊，在他們眼中，所有馬雅人都是做反派，而大地主更反指馬雅人威脅他們，只要有莊園主受到攻擊，軍方便採取大規模拘捕，拘禁和虐待：「這是我們馬雅人過去的命運，你可問問哪一個馬雅家庭，誰沒有相類似的經歷？」
作者說：「這些故事應該是很熟悉的，從過去走訪過的東帝汶、柬埔寨，到巴勒斯坦，如今只是換了拉丁美洲。」
在強權下，拉美原住民給奪去一切，包括土地，落得個無名無姓也無身份，他們好像在歷史裡封塵，沒有面容，失掉聲音，沒有自我肯定的能力，即使有喜怒哀樂也無從表達。
他們不再存在。
「夠了，我們還在這兒！」
如果套用一些「保和平」的邏輯，原住民或者應該忍辱負重，那他們未必會內戰連連，你不反抗，獨裁也不會犯你，你還是能活下去。
可是，拉丁美洲的人，就是不肯受屈辱的民族。
在玻利維亞，兩場「水資源爭奪戰」和「古柯葉保衛戰」都打得漂亮：
2004年供水系統私有化，令二十萬人失去水源，或負擔不起自來水，而轉用受污染的井水，導致不少孩子染病；每十位小孩便有一位病死。政府和商家振振有詞表示，私有化才能令公共事業變得更有效率；可是，這回真把玻人迫入窮巷，沒有水真不能生存下去；於是玻人立刻發起罷工、罷市，走到街頭示威；訴求一出，旋即受到全國工會、民間組織支持，多個城市的商業活動停頓。最後政府終於讓步，把貪婪的商家趕走。
古柯葉是高地原住民四千年文化的重要符號，是大自然賜予居民在這高山上的禮物，特別針對高山環境而發揮出療效，包括驅寒、減低高山反應、治療疲倦、增加體力等，是原住民在日常生活裡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我在玻國旅行時就常吃古柯葉和喝古柯茶，遇到很多旅人有高山反應，都靠這個舒緩。但美國指控古柯葉乃是導致古柯鹼（我們稱白粉）氾濫的原因，一直欲封殺之。沒有提煉的古柯葉，不是毒品，是高地原住民的必需品，美國人把它提煉成白粉，美國人自己在吸，不是古柯葉和原住民的錯。最後，玻國的第一位原住民總統，沒有順從強權，成功把美國「掃毒組」趕出玻國，古柯葉避過了被消滅的命運。
作者寫道：「原住民從未對強權屈服過，原住民運動成為社會運動的主要引擎。2006年，玻國人民便用選票選出第一位原住民總統莫拉萊斯，以對過去的不公來一個大反彈。。。莫拉萊斯每次出訪，都愛穿上印加原住民服飾，並呼籲國民要為自己的民族服飾感到自豪；他上台時眼眶含淚，揮手面向族人說：他們想要消滅我們，但我們終於自我解放了。」
反抗不是口號
拉丁美洲人昂首闊步，一路走來，絶不容易；作者寫道：「拉丁美洲的草根階層，與眾不同，而拉丁美洲的公民運動已到了成熟的收割期，他們總是說，抗爭是從五百年前走過來的。」
在整個拉丁美洲，因為強權而失蹤的人口是一個慘痛的歷史傷口，直到現在仍未解決。軍人政權時代，鎮壓異己，造成不少黑獄冤案；例如阿根廷，有異議者在獄中生子，嬰兒旋即被帶走，自此下落不明，又或有異議者入獄後，其孩子也同時失蹤，骨肉分離。對失蹤人口最有力的抗爭，乃是阿根廷「五月的母親」（Asociación Madres de Plaza de Mayo）。我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就看了她們逢星期四在Plaze de Mayo的遊行，這是一場從1977年已經開始的和平抗爭，失去子女的母親（現在全是婆婆了），三十七年間沒間斷過，在這個政府門外，默默宣叫失蹤子女的名字，一個一個讀來，再温柔地說：「Estoy aquí」(I am here)。中間被迫害過，幾個母親被殺過，這些年來從三萬個失蹤人口裡，因為她們的不屈而成功找到過幾百個屍體。這些很微小嗎？我說不。
「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寫出什麼大論述，而是靜靜地去記錄在一個充滿動盪和災難的環境裡，人如何仍能擁抱對美好社會的盼望，並拿出無比的勇氣去實踐，即使過程中也有錯失的時候。」
看到這裡，我隱約看到西藏和新疆；在同一個政權下，你看到香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