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晚,湖北人李娜成為首位贏得網球大滿貫賽事單打冠軍的亞洲籍球手。中國球手在西方人主導的商業化競技運動創下佳績,例必引起有關內地體育體制的討論。自零八奧運後,李娜與彭帥、鄭潔和晏紫共四人脫離舉國體制,雖失去國家龐大團隊支援,卻能多保留獎金予自己,又取得自主訓練、參賽、聘請教練的權利。這番改革被視為李娜近年成績突飛猛進,在三十歲前終圓大滿貫夢的主因。
彭帥先爭自主權
四名球手單飛的起源,來自於二零零五、六年間先後有彭帥和李娜公然對舉國體制的不滿。當時網球管理中心孫晉芳公開痛斥二人,彭帥更因為抗爭而在網球壇消失了幾個月。有趣的是,李娜在法國公開賽贏得冠軍後,也不計前嫌感謝孫晉芳。
孫晉芳本人除了是內地體育界官僚外,也是八十年代初中國女排的顯赫人物。儘管隊際運動與個人運動不盡相同,但作為退役運動員,對旗下金花的抱怨大概不會不寄予同情。但當時全國傾力要衝北京奧運成績時,孫晉芳又豈敢冒險讓她們單飛?所以一切還要留到奧運會結束後。當然,這並非代表舉國體制是一無是處。試想想,如果沒有舉國體制在青少年時期為李娜打下根基,李娜大概根本永遠都沒有足夠資源與那些有一流網球根基的歐美選手拚過。換言之,重點其實不在於者舉國體制的存廢,而是讓不同的制度同時生存,讓運動員有選擇權在不同的制度受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