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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日，成都法院最終還是判了譚作人五年，被囚的，不單是譚作人，還有良知。
作人的良知
艾曉明老師曾經說，譚是一個好人。是的，他是一個沒有私心盤算、由良知指引自己所走的路的好人。在《公民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和其他義工，每天翻山越嶺，考察災區的情況，搜集死難孩子的名單；他自己家裡一貧如洗，妻子對他的唯一要求是關進監獄後不能自殘身體。
在獄中候審時，他對自己做的一點也不後悔，最心痛的是對不起妻子與女兒。
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國度，當政治現實不斷踐踏善與美，當生存之道是要不聞不問、埋没良知的時代，還有何出路？
可幸，在國內仍然有一些志願者，前仆後繼地向這殘暴不仁的政治現實說不，而這也是《花兒為什麼這樣紅》這紀錄片的背景。
寫了又寫，看不見又看得見，這二十二小時，對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發覺我們好像真的一無所有，除了還有一雙堅持透過書寫發出這八個音節的手。
這二十二小時，陰晴不定，卻是風雨有時。下午很熱，但晴朗打燈，立法會外我們的「書寫」可以盡情鋪張地上乾爽展覽；踏入子夜最後一個22分鐘，啤酒罐、盛墨汁的小銀碟、大鼓、鐵欄，在漸大漸大的雨幕下，我們敲打出清醒的「異議聲音」。幪著眼，不要當我傻，我們還可以聽，可以寫，可以敲擊；雨水打在墨汁混和了從銀碟濺出，我看不見，但知道拿著碟敲打的滿手是墨，突然心裡一陣憤怒：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
這樣子書寫，的確很累，筆劃重複又重複，很容易麻木欲睡；要堅持下去，除了意志力，方法是對每一個要寫的字重拾一種應有的敏感。寫著「港人治港」的「港」字，就很懷疑管治著香港的那個「香港人」曾蔭權，代表了哪一些香港人，建設著誰的香港？到要書寫「高度自治」的「高」字，更不忿，香港根本是「高官統治」，最可怕那是一班連喊句口號都甩錨的高官，在2010年的政治舞台上，假扮著一班民主常識白痴。
對書寫有感覺了，然後思考形式，例如一個「高」字如何寫出一種憤怒，對出賣港人民主的高官的憤怒？又例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治」字，到了政改爛方案的卷頁中，卻代表要「起錨」一種畸型和虛僞的民主政治，這又要如何寫出？
一眾80後跟區婆婆學包「死人腳糉」。婆婆包的個頭大，放足料；劍青的則奇形怪狀，更包了一隻「兔仔糉」，正好反映各人的個性。
臨近端午節，同樣面對逼遷問題的馬屎埔村村民，邀請在城市生活的「80後」製作馬村特色的「死人腳糉」。即使要在星期六早上十時齊集粉嶺馬屎埔村，要火車再轉小巴，一於齊齊以包「死人腳糉」的決心踢走無良地產商。
題目：回顧：民主運動，始至八十年代
日期：六月十三日(星期日)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 LT1 演講廳
主持：黎廣德
講者：
李柱銘（港同盟及民主黨創會主席，前基本法草委成員）
陳景輝（八十後反特權青年）
陳家洛（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成名（香港科技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筆錄：謝冠東
李柱銘： 大家最緊張的問題是：政改方案會否通過？我估計最終會有協議。那是普選聯的建議，即把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由過往的區議員互選，改為市民投票。大家覺得這有進步，我也同意，可是就議席數量而言，估計跟原有方案相比，民主派只是會多贏一席。市民是否這樣緊張一席？還是更緊張香港何時會有普選？哪項才是更重要的問題？ 終極普選大聯盟，顧名思義也關心終極普選，而非民主派在一時之間會多了一兩個議席。
編按：世界盃今日開幕，幾位中大政政系系友特組成臨時小組，於世界盃舉行期間撰寫一系列的球評文章，抗衡本地主流體育版波政分離以及賠率當道，期望拋磚引玉，歡迎各位投稿至 [email protected]
文：李峻嶸
法國，可以說是現代民主的搖籃。法國大革命象徵著自由、平等、博愛。與其鄰國德國不同，任何人不論其膚色和血統都可以成為法國公民。2007年，法國人民選出了一位匈牙利人後裔的總統。在足球的領域上，法國國家隊數十年來都有眾多非本土球員為其出力。 早在1958年，在一屆世界盃決賽週內攻入最多入球的球員──射入13球的方亭──是在摩洛哥出生的西班牙人後裔。到八十年代，法國足球象徵人物柏天尼的祖籍是意大利，其它黃金中場的成員中，費南迪斯與泰簡拿分別是來自西班牙和馬里。
儘管如此，可別以為法國國家隊的多元性沒有受過挑戰。在法國奪世界盃之前兩年，歐洲國家盃在英格蘭舉行。當時右翼政治領袖勒龐指該法國隊是「人造」的，並指責陣中的歸化球員入籍法國只求方便，而且不會唱法國國歌《馬賽進行曲》。勒龐言論一出，自然被主流輿論群起攻之。
有個講法，指若有人以為自己能夠主宰歷史，其實他或她不過中了歷史理性的詭計：每當人以為正在為自己打拼天下開創（新）天地，他或她不過是歷史的棋子，令人類一步接一步地靠近早已預設好的歷史終點。
這個講法對不對，有否史學的證據，或者哲學上概念上是否充份地嚴謹，當然並非本文能力所及可以討論得到。然而六四當日所發生的事，及論者對之的評價及分析，不正好可提供現實內容讓我們思考如此說法嗎？話說六月四號當天，中大校方口風已開始軟化，在維園現場，已有朋友憂慮，民女入中大已穩陣，是否能夠加強力度呼籲群眾集會後到中聯辦。這個講法到翌日在另一些意見中推到了極致：彷彿有個運籌帷幄的big brother，苦心孤詣把群眾調到中大——即一個六四當天已知道沒有抗爭，只有慶祝「民女」順利著陸的陣地——結果更需要人腳的陣地，即中聯辦，行動者便小貓三數潰不成軍。同一意見還站高一線地告誡，在中大目擊民女著陸者，別高興得太早，你們不過中計。
筆者沒考證中大校方是否有與中聯辦密切聯絡，聯手來個新界東與港島西的調虎離山，也不破斧沉舟地要搞清楚在中聯辦是要悼念要圍堵要佔領還是要攻陷。在中國國情不變，共產黨還是逼不得已也好當仁不讓也好的三個代表，把中聯辦和中大對立起來，然後從此消彼長的對立角度來理解當晚的動態，要麼是太樂觀可以一晚連取兩城，要麼就是太悲觀認為實走唔出手指縫。
（獨媒報導）今天（編按：六月四日）是六四的二十一週年。今年的六四剛好在五一六公投的結束後，有些人會把公投運動比喻為另一場六四民運，究竟六四這一段過去的記憶， 能為我們今日的社會帶來什麼希望和啟示？本論壇由八十後反特權青年舉辦，嘉賓有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羅永生，獨立電影導演崔允信，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及公民黨秘書長陳家洛，以及幾位八十後反特權青年的代表。台下觀眾當中也有不少八十後和九十後的朋友，在論壇中他們也訴說了自己對六四的希望、對現今香港社會的祈盼。
可樂（八十後反特權青年）：橫向及縱向的 fellowship
可樂認為八十後和九十後的年青人需要一個嶄新的視野，八十後九十後要用個體身份，把他人的回憶納入自己的回憶中，有關六四的文獻和影片，經過這一代的消化，變成了自己的回憶。他又跟我們提出了 Fellowship 這個觀念。Fellowship 應有兩個層面，一邊是橫向，另一邊縱向。我們大家的溝通就是橫向，而我們和六四運動中的同胞那種關係就是縱向的溝通。說到底，大家的走向是一致的。
[刊載於今期META 12號]
或許菜園村及新界東北計劃下村民的抗爭能夠讓市民對於新界的土地發展情況多了些興趣，但對許多人來說，新界仍然只是一個充斥著水塘、原居民、郊野公園、新市鎮與寮屋等人事物的地方。新界就像廿一世紀仍然未被理解的新大陸一樣，當中地名仍 然是掌門人節目主持玩弄嘉賓的材料。對於理解現時新界土地發展方向的急遽轉變、對於長期與世無爭的新界禁區要進行開放、長期與內地連接的沙頭角政策卻要保留封閉的邊界，對 於未來十年將會因加速發展而衍生那形形色色的家園抗爭，我們必須重返新界的土地發展史作為基礎理解且別無他選。
土地制度的潘朵拉盒子
除了老土正傳示範了敘述一種官方和諧版的香港土地史，鄉議局為原居民剪裁了一套在殖民地時期被侵害及有鄉土情結的新界歷 史，李金鳳在《淹沒在集體回憶的忘卻》一文中論及新界土地史是一個潘朵拉盒子，打開它卻是大量亂糟糟的、沒有嚴謹處理過的土地問題。[i]
(本文刪節版連同記者特稿：張俊峰：「工廈活化 趕盡香港藝術濕地」一同刊今日《信報》。上周筋疲力竭，文章寫的不好。見諒。)
(找不到圖片作者資料，知情者有勞提供。謝。)
記得是2004年，第一次做火炭的研究調查。其時大家仍習慣叫「藝術村」，群聚-cluster這概念還沒有變得時興。當時從我的人脈關係可以找到的單位還不到20個。翌年信和主動謀求合作。此後開放日一年比一年大，藝術家、工作室和看熱鬧的人群的數目越來越多，政府官員與議員微服出巡......憑的是幾代搞手的努力。但相熟的朋友每年都重新評估伙炭壽命 ─ 三年、五年、抑或十年，最終風光不再。
坦白說，今天（2010年6月6日）我一邊看官員落區宣傳政改的電視片段，一邊笑，很有吃花生的意味。期待高官出洋相，期待圍觀市民的掌聲和噓聲，我有否因為宣傳已增加方案的了解？對不起，沒有。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入了電視鏡頭，突然萌生一個念頭，匆匆電話訪問了三位在宣傳場地出現的朋友，說說他們的體驗，以及對整個活動的評價，當是一些花邊新聞吧。
太古篇
Eric 上星期成功在沙田追擊了問責團隊宣傳，又見證著民主女神像落戶中大，今次起錨當然少不了他：「平時極難接觸官員，難得有機會近距離反映意見，唔可以放過！」今天出席了在中文大學舉行的城市論壇後，Eric 收到電話和看到地鐵顯示屏，指特首將在太古宣傳政改，於是趕到目的地，希望能向司局長問問題，包括政府方案所指的「普選」是否包括「功能組別」，與及沒有提及起錨後終點在何方。他和兩位同伴到達太古後，視察一下環境，其中一位去到康怡廣場的吉之島，就見到G4和便衣警察在場，還有不少穿著「起錨」T恤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