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回顧：民主運動，始至八十年代
日期：六月十三日(星期日)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 LT1 演講廳
主持：黎廣德
講者：
李柱銘（港同盟及民主黨創會主席，前基本法草委成員）
陳景輝（八十後反特權青年）
陳家洛（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成名（香港科技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筆錄：謝冠東
李柱銘： 大家最緊張的問題是：政改方案會否通過？我估計最終會有協議。那是普選聯的建議，即把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由過往的區議員互選，改為市民投票。大家覺得這有進步，我也同意，可是就議席數量而言，估計跟原有方案相比，民主派只是會多贏一席。市民是否這樣緊張一席？還是更緊張香港何時會有普選？哪項才是更重要的問題？ 終極普選大聯盟，顧名思義也關心終極普選，而非民主派在一時之間會多了一兩個議席。
還記得回歸當晚，我們示威，在立法會門口說我們會再回來。那時我很不高興——為甚麼我們要等十年才有普選？《基本法》寫明，特首和立法會最終都由普選產生。但同時在附件裡表明，首十年不能普選，十年過後則可以。可是現在，到2017、2020年，喬曉陽仍是以「可以」兩字來形容到時的普選，那不是一項保證，至今我們仍不知何時才有普選。1997年，我以為等十年就有普選；現在呢？則何時也不知道，比當年更不高興。而且很可能到時北京先篩選兩個傀儡出來，給大家普選。
我擔心的是普選聯前日的記招，現在他們的底線是只要區議會功能組別由普選產生，就會考慮接受政改方案。那麼「終極普選」是何時？普選的方式如何？功能組別會否消失？沒有提。當然普選聯會說先爭取這一步，接下來再爭取真普選。可是共產黨就是這樣談判。港英政府和中國政府談判時，中國政府也是這樣，採取最強硬的立場。例如一開始就強硬地說，不准任何人戴眼鏡和領帶，可是你說怎可能？領帶可不戴，眼鏡沒有卻看不見。最後他終於說為表誠意，願意讓步，給你戴眼鏡，於是你一開始已覺得很高興，那就像現在會見李剛一樣。（眾笑）
現在普選最大的障礙，是那提名委員會。以前一百人提名就可以，於是梁家傑可以參選。現在則獲一百人提名後，還要再先讓提名委員會暗票選出兩個票數最高的人，給大家普選。可是那八百個人，有六百幾人由中央控制，肯定不會選出梁家傑。我們絕不接受這方案，這類篩選機制一定要取消。
現在政府知道民主黨的底線是那些區議會功能組別要由市民選出，那他們也會諮詢建制派，建制派計算過也只是少了一席，也肯定會放行。現時一般選舉都是六四之比，中央認為只要把六四平反了，變成六成人支持建制，那就是他們認為切合推行普選的「實際情況」了，他們希望循序漸進達到這個情況。
無論如何，大家一定要思考，這個方案是否大家原本想要的方案。如果原本也只是作這樣的要求，那沒話說。可是如果你的要求的是終極普選，那支持這個方案，是否有助達成這個目標？民主派現正受到嚴峻考驗。 我會在民主黨的黨大會說明這事，希望民主黨黨員起碼明白現在正發生甚麼事，才作決定。因為民主黨的決定，不只是自己的決定，還影響了香港的前途。
民調不用理會，那題目是「你想見到政改是循序漸進還是原地踏步？」那當然有74%支持了，雖然我也奇怪為何不是100%。這個問題等於老闆問你想逐漸加薪還是不加？（眾笑）這問題根本離晒大譜，可是政府就當成方案獲支持了。
話到這裡，多謝大家。
陳景輝： 1988年李柱銘等焚燒《基本法》，絕食抗議，是過去香港爭取民主的重要一步，但歷史書鮮有提及。普選聯要想清楚，自己想要甚麼，如果接受現行方案，那他們還算不算民主派？有民主和沒民主的分別，是否只在於區議會功能組別是否普選？這是民主運動陷入的困境。這裡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接受了某種說法，還可否算是民主派？
我們最近常爭取大家支持80後的呼籲：撤回政改方案。可是對方總會回應，你這樣做，是否符合人大決定的框架？我們以前會說這樣是否符合「港人治港」；但不知何時起，我們會問這樣的說法，是否符合「人大決定」。
當然也有人會回應，為何要撤回方案？這方案的確是增加了民主成分，多了直選的區議員，因此不贊同把這種功能組別和以前的等同。可是我想問，這些區議員是否的確如此有貢獻，值得提升地位，晉身立法會？這是否一個良好的政改方案？又或立法會是否對地區事務關注不足，所以需要更多區議員入局？我們沒有討論過這些基本問題，但卻以此作為關鍵的斟酌點。很多人落入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的困境。
曾幾何時，我們把0708雙普選掛在口邊，漸漸這變成沒有意義，我們改喊2012，現在又看來沒意義了。可是民主支持者是否真的這樣flexible？我覺得不是。這正是為何民主派力量正在弱化，民主派經常隨形勢改變，民主派已不是民主派。
我們不以自己的方法描述自己，而以人家的方法描述自己，其中一個典例是516公投。很多人在反高鐵時已警告我們，說我們不要加入公投，說我們仍是一股清流，不要趟渾水云云。我回看了民主派八十年代的歷史，才發現原來今天反對公投最烈的，全是當年最支持公投的人，有楊森、張文光、李永達等，這令我眼凸，公投根本不是甚麼令人驚奇的新鮮事物。
我覺得現在的形勢已接近1988年的情況。那時《基本法》已制定，但未完全寫好，仍有空白頁。所以有人提出公投，讓市民代表自己。到《基本法》完成了，裡頭所列的選舉辦法，只制定到2004年，我們也按此執行了。可是接下來的沒有寫，其後的選舉辦法，就看你爭取到多少，就像1988當年一樣。我們要小心全體民意可能被架空。
最後我的結論是：如果我們繼續用別人的語言來描述自己，那最後有一個可能性：我們輸了，卻不知道輸了甚麼。因為我們忘記了自己的目標。如果我們用自己的語言，可能最後也會輸，但至少知道輸了些甚麼。
陳家洛： 先回應民調奧妙之處。最近很多人解讀民調，我擔心民主運動會變成民調運動，民主派變成民調派。浸大教授戴高禮可以有幾百條民調問題，你總找到一些可以引為己用的地方。為何曾班子這樣熱烈舉出74%的數字？是想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感覺，給你一種陰影和壓力：大部分人站在另一邊。可是大家不用擔心，應提一提他，在同一個民調裡：逾半香港人不支持曾蔭權繼續做特首，贊成與反對政改之比僅為42%對41%，55%認為要廢除功能組別。這些和我們的一貫認知相同。
很多人問我們應否妥協。如果你被不符現實的示範單位吸引，買了樓，然後才發現後患無窮，那是縮水最嚴重的縮水樓，你繼續供樓會否開心呢？而剛好你五十年後供滿了，卻才發現是時候給人強拍了，你會開心嗎？在現時這種詭異的政治氣氛之下，保持頭腦清醒特別重要。
我讀書時，第一個民主啟蒙地點是八十年代的民協，參加了他們的茶敘論壇。他們給我們數百頁的材料去研究，例如究竟民主會否帶來免費午餐等，是很精彩的。接著當然是跟大隊遊行。當年的民主運動給年青朋友和中產人士很多希望和想像空間。大家覺得終於可以脫離殖民時代，民主回歸。到今天，我想我們要做一次補習。我們在回歸十二年裡，很多我們以前的方位、定義都被中央、政府、保皇黨甚至民主派朋友偷換了，換來的不是希望，而是憤怒、沮喪、失望、恐懼。
面對問題，一般人會選擇退出、發聲或認命。我們怎選擇？我昨日收到太太一份特別的生日禮物：單車。我本來是想要一部跑車。我想她有兩個喻意：第一、你要多做運動；第二、單車在國內叫自行車，即你要身體力行。這也是我們在民主運動要做的事。世界各地的民主運動都會遇上關鍵時刻，最重要是找回核心價值和精神。第二是要有互信以及互相尊重的胸襟。我相信只要做到這點，我們的運動便會自我壯大而非萎縮。 能否做到就看大家是否有心有力了。
1944年世界三大領袖史太林、羅斯福、邱吉爾開過一次會議，談二次大戰後的安排。那時西方領袖同意把東歐交給蘇聯照顧。史太林明白西方對此有保留，所以當年史太林白紙黑字承諾東歐會有自由、不受干擾的選舉，而東歐國民也覺得這也算是好事，不如求同存異，凝聚共識，放下歧見，勇敢向前。（眾笑）實驗的結果是很多東歐國民都要逃難。
最後我以甘地的話作結：如要達到社會和諧，只有建基於一事——良知。
成名： 根據亞洲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Sen, A教授所說，近年最重大的事不是科技進步，而是大幅度的民主化。民主國家由1973年的40個國家（26.7%）增至2007年的119個（61.3%）。
民主有甚麼好處呢？其中一個好處是保障人權。1900-1987年，死於獨裁者的數目逾1.6億人，超出因戰爭而殉職的士兵逾四倍。其他好處包括減少饑荒、減少戰爭、減少貪污（但需要時間，這是泰國和菲律賓的問題）、加強輿論監察從而帶來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減少貧富不均（也要配合其他因素，包括工會等）、提高發展水平。
在香港爭取民主，等同要和中國這個巨人抗爭，是否必敗？我們怎說服市民去抗爭？普選聯就是這樣想。蔡子強也會說南非也是通過協商而達到民主。可是中國有別南非，它是一個巨人，那麼香港憑甚麼跟中國談判？其實，中央政府並非鐵板一塊，它有三個原則：1.確保共產黨繼續執政 2. 確和國家主權和國家統一 3. 維持香港的經濟價值。
其實中央起碼在八十年代末的《基本法》談判中作出三個讓步：1. 1991的立法會直選議席由10席增至18席；2. 直選可以在2007年進行，而非2011年；3. 1997至2007年民主成分會逐步增加。為何如此？因為1989年百萬人上街 ，當時民調有92%市民追求民主，就連工商界也同意要加快民主。而且那時香港有移民潮，光是1987-88年，電腦程式員也有25%離港，當然影響經濟，六四後移民潮更大。中央另一讓步事例是廿三條，即使田北俊辭職，中央硬要通過也總有辦法，但他們沒有這樣做。所以中央並非鐵板一塊，香港是可以爭取民主的。
民主運動面臨的困難，第一是公眾重視經濟問題多於民主問題，對民主的承擔有限。現在也許是有進步，進入了後物質主義，反高鐵是一例。第二，變相公投成效不佳，反映了大家不太接受與北京對抗，即使那形式只是和平、非暴力的投票。第三，民間社會和政黨互不信任是另一問題。這也是世界性問題。其中包括教會組織。基督教教會和政治距離一向較遠，天主教在陳日君任主教時會推動教友關心民主，但換了主教則好像有變，希望我的觀察錯誤。（眾笑）至於大學生，八十後、九十後好像好激，但其實大部分大學生仍不關心政治，我們可能誇張了那股勢頭。工會方面，即使經濟不景，職工盟在五一勞動節也無法動員太多人上街，工人普遍不關心民主。本地報章的自我審查越來越嚴重，那是經濟問題，他們向北望。同時，香港經濟也是越來越倚賴中國。
以上是悲觀因素。以下談樂觀的。經濟困境（無法轉型）、貧富懸殊、官商勾結、黑箱諮詢、環境污染、地產掛帥、社會流動差等等，均有利民主動員。社會對特首/政府越來越失望，也刺激民主運動。同時，新策略如公投也可動員民眾關心民主。
要推動民主，我們可從其他地方尋求啟示。67個民主轉型的地方之中，70%是由下而上的。是自行發動，而非由他人恩賜，也不是又傾又砌等。（眾笑）同時，強調的是非暴力的「人民力量」，因暴力會傷及無辜，失去同情和支持。他們會忘記了社會政制的罪惡，而只記得有一班人好激好暴力。 第二，由上而下的民主轉型較難成功，因為那未必是真民主。第三，民主運動需要高度的凝聚力。可是民主派現正出現前所未見的分裂，我們有條件分裂嗎？有需要分裂嗎？那種信任基礎是否已蕩然無存？還是可以和而不同？
我們可怎樣做？獨立的媒體是很重要的。myradio, ourtv, facebook都很好，但仍不夠。仍要多為學生、教師、專業人士做演講，做滲透。 此外，八十年代我們有爭取民主的籌碼，因當時香港佔中國GDP的25%，現在只佔4%，因此我們需要更團結。第三，梁國雄說他預算了自我犧牲，坐牢十年，這當然值得欣賞，但我們更重要的是自衛。曼德拉最受景仰的，除了坐牢三十年，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integrator，能整合不同力量，可是在香港要整合三個民主黨派也有點困難。 最後，在blog上看到馬嶽對公投的低投票率感傷心，他是真誠的，但馮可立有個分享，說運動能否奏效，不是即時的，可能要三十年後才知道。民主是漫漫長路，但我們也已經做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