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今天（編按：六月四日）是六四的二十一週年。今年的六四剛好在五一六公投的結束後，有些人會把公投運動比喻為另一場六四民運，究竟六四這一段過去的記憶， 能為我們今日的社會帶來什麼希望和啟示？本論壇由八十後反特權青年舉辦，嘉賓有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羅永生，獨立電影導演崔允信，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及公民黨秘書長陳家洛，以及幾位八十後反特權青年的代表。台下觀眾當中也有不少八十後和九十後的朋友，在論壇中他們也訴說了自己對六四的希望、對現今香港社會的祈盼。
可樂（八十後反特權青年）：橫向及縱向的 fellowship
可樂認為八十後和九十後的年青人需要一個嶄新的視野，八十後九十後要用個體身份，把他人的回憶納入自己的回憶中，有關六四的文獻和影片，經過這一代的消化，變成了自己的回憶。他又跟我們提出了 Fellowship 這個觀念。Fellowship 應有兩個層面，一邊是橫向，另一邊縱向。我們大家的溝通就是橫向，而我們和六四運動中的同胞那種關係就是縱向的溝通。說到底，大家的走向是一致的。
這一種縱向的關係，剛好啟發了一代傳一代的概念。就好像保衛皇后碼頭和反高鐵運動，參與的人就分享了這個 brotherhood 理念。他認為這一代也能分享八九學運年代學生未曾完成的理想。因為公民社會應有自身的記憶，他們這一代雖然沒有經歷過民運，但經歷過八九民運學生所帶下來的記憶。反特權，正正就是延續八九學生的理想。
羅永生教授：一場香港的啟蒙運動
羅永生教授六四是屬於他們一代的回憶。後五一六，他從 facebook 上感受到六四的氣氛。有些人絕對不同意五一六好像八九民運後，因為五一六後全城冷淡，一切如想運作，沒有六四後的激動。他指出，八九六四後，有非常激動的一面，也有平靜的一面。五一六後，大家有著極大的無力感，而六四後，大家一直也有著這種無力感。我們往往只懂記著六四是一場屠殺，而忘記了六四所帶來的希望，忘記了學運本身，忘了學運的種子，往往我們只限制於既有對回憶的陳述。我們常常提著六四事件，而不是民運本身。六四情意結，只是偶然的傷害？畢竟，我們把整個八十年代的中國遺忘了。反之，我們應從這些實踐運動中學習，醞釀一場香港的啟蒙運動。很可惜地，我們從沒有檢討過六四學運，更沒有檢討過中國新啟蒙運動所帶給我們的記憶。
陳家洛教授：公投帶來衝擊
他帶出了希望不是空泛的，不是便宜的項目，不是一種口號，不是一種願景而已。很多時人們會把很多當年的理想放到一個書格內，但他後沒有忘記過這些理想。
他帶出了幾個反思的問題：同樣是一九八九年，波蘭人民能向極權世界說不，為何中國不可以？在東歐歷史裡，波蘭和捷克人民努力寫出自己的歷史，他們是一個充滿創傷的民族，但他們如何從每次的創傷爬起來？為何我們只對香港失望？其實每個運動都有令人雀躍令人失望的地方。正如波蘭教授所寫的一本書 Hope and the Hopeless 中曾提到：意識形態就是要令我們失望。回想五一六公投，五一六公投自我感覺良好就足夠？ 希望的基礎是良知，我們要順著自己的良知，有希望地繼續抗爭。很多時，激進派會被人批評辭峰銳利，但不懂怎樣去做，到後來令事情東歪西倒。所以，我們真正要想的是如何可以確切地為香港做一些事情。他指出香港不應只是一個這樣的香港，我們應團結起來，並去抓緊問題的核心，不應接受主流，更不應默默地認受了這一切一切。五一六是一個集體的參與，雖然還有很多人不接受公投，但至少公投能刺激大家，為現時的香港帶來一些衝擊。
崔允信導演：在工作位置上實踐
崔導演十分認同可樂所提出 Fellowship 的問題，因為這是七十年代前的人沒有思考過的問題。很多時，香港一小撮的人令你覺得很有希望，就像八十後這一群年輕人。八九年的時候，他參與第一部電影，四月尾開始，六月四號開始氣氛非常沉重，但在那時候大家仍可對六四作出熱烈的討論。零三年六月三日，大家可以公開地討論六四的。似乎，六四離不開大家的生活。反之，五一六公投，他看不到這種公開討論，公投像是完全抽離了平日的生活。這一代的人，六四有太強的感情，但大家可能也遺忘了六四是一場支持民主運動。他認為希望在於年輕人，他們可以將民主運動繼續延續下去，並且反思在工作的位置上可以怎樣實踐這一件事。
另一名八十後反特權青年代表：未來的祈盼
他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個過程，一段苦路，一個希望，一種對未來的祈盼。
六四事情，正正能讓我們反思虛無主義和盲從。為何我們要走一條他人鋪下來的路？他支持自主自決的人生，但自由這個問題十分敏感，似乎大家對自由這個字也很壓抑。但六四正好是我們對自由的希望。六四像是一個很大的希望，六四後忽然間所有人也成了好人，是天國來的希望。大家像是兄弟一樣，憧憬著美好的景象，大家一起追求民主。正如柴玲曾說的見證一樣，八九民運被鎮壓，我們往往只說結局，最有意義的是過程，我們卻忽略了。正如聖經所說：「為義而受逼迫，天國是屬於他們的。」
陳景輝（八十後反特權青年）：有待處理的記憶
當年的香港人，帶著很大的悲觀心態，所以我們只懂強調記憶。但其實六四不只是記憶與遺忘，香港人要處理記憶的問題。但其實，很多人因為六四事件而改變了，並時時刻刻因為不同的事而復活。
台下觀眾發問：
觀眾甲：作為九十後的年青人，他十分認同一班追隨者的概念。六四事件八九民運，大家爭取一些東西，並能夠勇敢地說出來。為何我們不可以有 Liberal/democratic fellowship？還有的就是，要有回憶，一定要第一身經歷過這件事嗎？其實也不是。
觀眾乙：（回應陳老師）公民社會的問題，是否殖民地影響太大？一些民選國家如台灣，對公共事務比較有自發性。我們應如何去改變這種心態？
觀眾丙：東歐成功為何中國失敗？其實經驗也分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所以我們也不一定要去經歷一件事才算是一種經驗。
觀眾丁：八九民運後，整個香港不再容納溫和派。很多人已很累了，這是否一場無結果的爭論？我們是否可以溫和一點？難道只有激進派才能做到一些東西？
台上回應：
我們要用不同的視野去看一件事，不應只是溫和激進，更不應分黨派，最重要就是要記緊我們要反特權。激進和溫和，其實只是風險評估。什麼是激進什麼是溫和，沒有約定俗成的。建制內外的討論其實沒有意義，所有事都是創造經驗。
核心價值：相對人民精神，投入良知，不會變成權力操作。
人與人的關係其實可以推動民主。東歐裡有很多很小很分散的組織，所以能成功。
權述的討論很多，殖民社會已過去，我們是否習慣了等待，而缺少了自發自主？
激進？什麼是激進什麼是溫和，沒有很明顯的分別。革命是否激進？你想自己是一個很激進還是不激進的人？問題在於你是否說真話。
台下觀眾分享：
觀眾甲（曾參與反高鐵運動）：希望的六四，六四的學生最後連死也不怕？怎樣去累積這種經驗？天安們的學生怎樣的？今天可以做的是…怎樣學習他這種意向，對自己的希望有所承擔。
觀眾乙（六、七十後）：六、七十後的問題。六、七十後能否放手比這些八十後的人？希望太抽空會比較危險。
觀眾丙（六、七十後）：其實最年輕的一代也能感受到六四，六四是可以延續下去的。
觀眾丁：八十年代中國充滿希望？我們相認或者記得的是什麼？我們要相認的是八九六四後的知識運動，新民運動！我們遺忘中其實忘記了一些東西，其實我們曾經有過一些理想，但忘記了我們曾經相信的道理。
觀眾戊：中國人的勞性太強，中國人可以笑面迎人，但他們本身什麼也不做。
這一刻我們可以站出來為從前的事件說出自己的看，可以展現中希望的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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