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Gundam Lam

香港社會用她的自由，給我們百花齊放的媒體，用她的法治，告訴我們甚麼叫公義。這個城市是我的家。她讓我成長，給我獨立思考的空間，給我接受大專教育的機會，也容許我呼吸自由的空氣。這些都得來不易，並非必然。

我很感恩。

因為我知道，一河之隔，就是兩個世界。在那兒，強權就是真理，自由實為奴役，河蟹壓倒所有。人民不敢反抗，因為反抗的代價之巨，他們無法承擔。

沒有這個城市的保護，我沒法成為今天的人。香港給我的一切一切，我無以為報。作為大專生，唯一可以做的，是盡我所能維持公義，給下一代同樣的機會，讓他們和我一樣，無憂無慮地成長，令香港不致淪為普通的中國城市。

閉上眼，我看見二十年後，我的女兒和我以前一樣生活：他們不用怕說一句話就被扣上顛覆國家的帽子，不用怕走上街頭會被秋後算賬，不用擔心法律有一天會被矮化。

但睜開眼睛，我夢想中的未來，正在一磗一瓦地崩塌。

我們的孩子，應該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但白色恐怖接踵而來，把矛頭對準我們的中學生，以拯救孩子之名，公開個人資料，侵犯私隱，向學校施壓。

我們的孩子，本應由成年人保護，由我們為他們發聲。但該是榜樣的高官一個個指鹿為馬，魑魅魍魎傾巢而出。面對強權，該被照顧的他們反而比我們站得更前，更無畏無懼。

面對他們，我不止擔心；更多的是愧疚。

九月初出了一單新聞（連結），指一名男學生因前額頭髮長過眼眉，竟在校內被訓導老師將其頭髮剪短至露出前額。看畢之後如鲠在喉，可惜之前一直事忙，沒空執筆，至今才有空討論該事。

對於這次的「執髮事件」，網上有評論指出老師沒權隨便剪學生的頭髮（連結），個人對此贊同之極。因為老師的托管權力來自家長，他若覺得學生教而不善，大可以見家長，而不是未經家長授權擅自剪掉學生的頭髮。不過這件事件反映出的問題，是我們的中小學管理方法遠比西方專制，並且某程度上反映出香港那種時常講求紀律和服從的教學文化。

這次蘇格蘭獨立公投，民調一時顯示獨派領先，一時又相反，總之目前勝負難分。

和平分手，如何？

如果這次蘇格蘭獨立公投勝利，那就是西歐大國裏面部分地區／民族與其餘地區／民族和平分手的又一個重要例子。之前最有名例子是一九○五年挪威從瑞典分離，當時瑞典沒有動武阻止，反而表示尊重挪威全民公決獨立。挪威獨立之後，兩國始終保持友好合作關係，包括兩國的工人運動。

不過，如果獨立公投失敗，那麼就是重複加拿大魁北克的經驗了。魁北克黨在一九七六年贏得當地選舉並執政，自此先後舉行了兩次公投獨立，但都不過半數，折翼而返，從此無復當年氣勢。

中國歷史好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是每次都以超級暴力開始，又以超級暴力結束。但這次蘇格蘭獨立公投，不論是哪種結果，後續大概都不會有戰爭這個選項。事實上，這次公投本身就是民主生活的表現。自從二○一二年蘇格蘭議會取得英國政府同意舉行公投，三年以來，蘇格蘭上上下下都進行着認真而熱烈的討論，愈到最近尤其熱烈。今年六月，《衛報》有一文報道基層人民的討論熱潮。

我一位朋友月前才從蘇格蘭回來。她在反核聯盟的臉書上報道：「這個熱烈討論的氣氛已經持續了三年，即使只有百多人的小鎮也會開多次的討論會。」

為何卡梅倫會賭一鋪？

圖：天網。題為編輯所擬。

聽陶傑在光明頂批評民主回歸論，聽不到一半，便聽不下去。不是因為他批評民主回歸論，而是他自言並非本土派和右派，只是用常識（common sense）便可批倒民主回歸論，竟然即時自打咀巴。

原來陶傑常識欠奉，對民主回歸論產生的歷史一竅不通，亂說一番。他在蘋果專欄不點名抽水，批評最近離世的民主回歸論倡議者曾澍基只懂社會科學，不懂中國歷史，殊不知他連香港最簡單的歷史也搞錯，基本事實都不清不楚，順口開河的所謂批評，又有何意義呢？

陶傑說一九八二年戴卓爾夫人在北京會見鄧小平後，在人民大會堂摔一跤，抵港時遭到主張民主回歸的學聯和民主黨的前身港同盟示威抗議，指斥英國堅持三條不平等條約，不得人心。

如今八、九十後的本土派和右膠，當時不是未出世就是乳臭未乾，大捧陶傑之餘，竟沒有人知道當時根本就沒有港同盟，連港同盟的前身民促會也未出現。

八十年代初，香港只有三大論政團體，全都是新成立，分別為滙點、太平山學會和民協。滙點是當時最先表態支持中國收回主權的論政團體，太平山學會和民協雖然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卻非民主回歸論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