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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沙尼亞（Estonia）這個波羅的海小國家，1944年被蘇聯入侵和佔領統治，1991年才獨立。獨立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當年蘇聯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85年戈巴喬夫（Gorbachev）在蘇聯、東歐及波羅的海三國推行經濟改革 （Perestroika）及社會改革 （Glasnost），希望能創造較開放自由和寬鬆的社會環境。在這有利的大氣候下，愛沙尼亞人把握時勢，採有效的抗爭策略，加上形形式式的公民抗命，無畏强權，其中用歌聲和大型合唱節的抗爭，令人動容，最終圓夢。
2011年去愛沙尼亞旅行，之後寫了有關他們用歌聲抗爭和各種公民抗命的文章，在香港展開爭取真普選這漫長路的時刻，重讀文章百般滋味上心頭。將當年的文章分享，並非鼓吹港獨，我不是港獨，只因為他們艱苦我奮進的精神，觸動了我，想藉他們的公民抗命，向千千萬萬愛香港為遠景努力的香港人致敬。
打開缺口
香港正值風雨飄搖，前景陰晦，而談論政治的文字，大多不是攻訐謾罵，就是刻薄揶揄；多看了，能不心煩？因此，讀罷周保松的《政治的道德》，頓感氣息清新，精神為之一振。雖然此書探討的是政治哲學而不是現實中的政治議題，但其中論及的概念和問題，不少都和政治現實息息相關，例如自由、平等、容忍、金錢與自由的關係、和貧富懸殊的問題。此外，周保松亦示範了態度著緊而神經沒有繃緊的理性討論，不是談笑，也非用兵，認真而從容，探求真理，卻完全沒有「真理在我」的氣焰。一位學者的一本書，尤其是哲學書，也許極其量只是政治黑夜中的一顆小星；然而，遇上合適的讀者，它自能發出足夠的光，一星如月，也像引路的風燈。
這本書為自由主義辯護，雖然不難看出書中不少理念深受羅爾斯（John Rawls）影響，但它不只是闡述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其中不少論點、論證、和例子都是作者獨到之見，可以說，這是周保松版本的自由主義。除了解釋和論證自由主義，周保松還強調要將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作者也稱之為「市場自由主義」）分別開來；這個工作他做得特別好，令讀者從兩者的分別，更清楚認識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內容。
中國中宣部本週一開始下禁令，所有蘇獨公投的文章都必須用新華社通稿，不允許報紙刊登此事的個人評論。9月18日的愛丁堡，世界媒體雲集，似乎獨是沒有看到CCTV。
筆者於17日來到愛丁堡，當天民調說統獨爭持不下，統派略佔優勢，以52:48領先。似乎獨派落入下風了，不過這種觀感和身處愛丁堡的感受會有很大的不同。在投票前一天，從愛丁堡火車站出來的商業中心的Prince Street走到愛丁堡城堡前的Royal Mile，到處可見獨派的標誌，統派的NO則是少得可憐。筆者遇到一個愛丁堡地方議會的蘇民党成員，他相當自停地表示，他們獨派有完整的支持者名冊，一直沒有放棄過宣傳與動員，投票時更不會偷懶，將直接敲門催票，相比較而言，工黨與保守黨就算有支持者的名冊，也分不出誰是統派誰是獨派，難以準確動員。由此看來，僅就基層動員而言，獨派明顯紮根更深，長期準備、早有打算。
（獨媒特約報導）學聯宣佈將於下星期一（9月22日）聯同24間院校進行為期一星期的罷課行動，向港府及中央宣示「香港人與香港學生願意為爭取民主付出代價」。罷課期間，會有公民講堂、電影會和論壇等活動，以示「罷課不罷學」。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指，已不能期望爭取民主是毋須代價，望學運能作道德呼籲，令各界團結，用不合作力量逆轉人大常委政改決定。不過現時警方及康文署以行政理由，還未批准集會場地申請，周籲警方不要留難，否則行動將升級，引起更大反抗。
罷課抗衡極權藐視 知識廣場籲社會反思
罷課行動以確立公民提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撤回政改不義決議、梁振英與政改三人組引咎辭職為原則，爭取民主。
罷課首日下午2時將於中大百萬大道集會，場地能容納約一萬名學生。學聯表示過去多場學運均於百萬大道烽火台前舉行，故該地特別有歷史意義。集會過後，會有三場「公民課堂」，分別在百萬大道、本部文化廣場、新亞圓形廣場進行。晚上將會在百萬大道播映台灣學運紀錄片《公民不服從》。
*以下「輻射」一詞均指「電離輻射」（ionizing radiation）
任何劑量的電離輻射均可致癌。不論輻射來自天然環境、核電設施、本底／背景輻射（當中包括人為造成的）、醫療過程，任何劑量的輻射也可引致癌症，而且輻射劑量每增加一份，致癌風險亦隨之上升。輻射沒有所謂的「安全劑量」可言。
這不是什麼駭人聽聞的網上謠言，也不是反核人士的胡言亂語，而是科學界在長期研究和辯論中一再印證的結論，應該早已成為大眾的「科學常識」。
奇怪的是，每當核災或輻射污染事故發生，總會有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自命理性的科普愛好者、甚至醫護人員，以或權威或輕描淡寫的姿態向大家說「少少輻射不會有問題」、「低劑量輻射對人體沒有影響」、「低劑量輻射是安全的」等不盡不實的訊息。如實告訴大家低劑量輻射也可致癌的專家，往往屬於少數例外。
圖：蘋果日報
周基利教授9月17日於明報撰文－－《與社聯同事商榷對全民退保的解說》，內容對全民退保的理念以及成效有所質疑。作為全民退保的支持者，我希望能為全民退保作出以下辯護。
1. 全民退保「劫貧濟富」?
周永新的方案以累進的形式供款，收入愈高者，僱員及僱主供款愈高，而低薪僱員供款負擔甚輕甚至無須供款。在低收入人士供款少而未來退休的回報遠較付出為多的時候，又怎能說方案是「劫貧濟富」？雖然一百幾十元對低收入在職人士來說並非小數目，但假如他們退休後不願領取綜緩或入息資產略高於綜援要求的限額，他們只能「死慳死抵」、撙節自己退休後的生活支出。
而有關所謂僱主納稅成為僱員內涵工資的一部分，即使僱主把有關稅款轉嫁，但根據工資彈性，僱主並不能完全轉嫁有關稅款，否則僱主過往亦不用反對增加強積金的供款上限。當僱主聘用更多工人或以較高薪酬聘用工人，所需繳納的稅款亦較高。
2. 需審查的退休制度沒有道德風險？
最近多了些地點探索，一直未有時間寫稿，所以遲了。此外也在籌劃其他和廢墟有關的事務，希望可以和大家多些交流。之前寫了兩篇日本廢墟的介紹，今次回到香港談一些關於荒廢教堂及基督教會的歷史。
筆者本身不是教徒，但很喜歡教堂的氣氛，曾在聖誕，到冰島首都的Hallgrimskirkja大教堂(那個沒有荒廢 XD)聽聖誕禱告，所以對廢棄教堂也情有獨鍾。在香港，中區有不少莊嚴的大教堂，但也不及新界的廢棄教堂吸引。教會在香港已有百多年歷史，教會與香港發展更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浸信會、聖公會、巴色會、循道會及其他公會在港辦學、開設醫院、幫助新界偏遠居民，對香港民生有很大助力。
今次政改爭議，大學生與中學生都站出來，從提出公民提名到罷課，擔負起推進運動與實踐理想的先鋒，而老師們則是以專家、知識傳授者的身分，撰文、授課，盡量開展論述與支援空間。這期間，我與其他我們同校或他校的研究生，也常常關注與討論相關議題。但是，研究生作為集體身分，似乎不僅僅在此次爭取真普選政改運動，同時也在其他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中，幾乎默默無聲。可是，無論從私下的討論，或者分工到各個運動中擔任不同的角色與不同程度的支援，研究生並非沒有聲音與政治態度、也並非沒有行動，不過為什麼研究生就是難以以集體身分出聲？而且，為什麼這次罷課，研究生的集體發聲反而是必須且重要？
各運動研究生難以集體身分發聲的原因，顯見的一個原因是，因為運動議題與運動主體本身就並非與研究生的問題與身分相關，因此研究生參與運動的角色，也就以運動為主，而另一方面，研究生似乎也缺乏像學聯般集體性的組織。除此之外，如何形成研究生集體性的組織，除了有組織目的、相關時間精力經費投入與累積等考量外，更為深層的問題在於，研究生性質在整個社會與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曖昧定位、異質組成、以及功利績效思維下的去政治化的問題。
（Surveillance versus Sousveillance, by Stephanie, Age 6. 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CC-BY-SA-3.0）
（CODE4HK博客除了公佈社群動態消息，也邀請社群成員投搞探討科技及公民社會的關係）
攝錄科技的普及，提供管控的便利，政府機關、民間機構、商戶以至民宅都廣泛安裝攝影機作保安用途。另一方面可攜式、佩戴式的輕型攝影機的平民化和流動通訊，諸如智能手機、Google Glass 、行車攝錄器等等，則讓一般民眾也能夠以自己的角度，隨時記錄以至直播身邊發生的事（例如突發災難的現場、車廂乘客的不當行為）。我們無可避免曝露在鏡頭下，同時也舉起鏡頭捕捉他人。我們已步入一個共監視時代(Age of Co-veillance)。
Surveilliance vs Sousveilliance
自大專學界提出罷課行動後，不少同學都質疑運動能否為爭取普選帶來實際效果。與此同時，亦有人質疑為何我們要同時挑戰校園空間使用權限制，以及抗命行動或直接行動的必要性。
罷課抗命：為信念而戰
大專學界發起今次的罷課行動，目的就是希望通過學生帶頭抗爭，牽起民間社會大型抗命，抵制人大決議。拒絕認命，才是民主運動的主軸。既然民主是我們共同的理想，我們就應為我們相信的信念作出實踐。從來爭取民主和公義並非易事，所以我們不能因目標太難達到而放棄。雖然我們的上一代已為民主運動奮鬥三十年，而民主路依然漫長；然而，我們仍必須為下一代繼續努力爭取民主，也許我們這一代結束時，民主進程依然緩慢，但正因此，我們更要為下一代爭取，要為下一個三十年做好準備。
院校抗爭：為學生尊嚴而戰
民主，絕不是只一種投票方式。一個民主的社會，除了公平的選舉制度，更應具備充份的言論自由空間、平等的空間使用權利、公民高度自律的精神。我們除了爭取制度上的民主，也應在生活中實踐這種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