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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天山網
文：張巡
據上個月陸媒報導，《財經》雜誌 母公司財訊集團聯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阿里巴巴，三方聯合組建新媒體機構「無界傳媒」，首期投資為億元級別。曾參與無界傳媒創始初期相關活動的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講師魏武揮透露：成立無界傳媒的初衷，是「對新疆的宣傳」。
近日有消息顯示，為「無界傳媒」出面的資方是新疆宣傳部，當屬網信辦系統。眾所周知，網信辦對新媒體的操控和利用一向持高度重視態度，「宣傳新疆」、「促進新疆發展」或許只是廣告的模板，應對棘手的新疆問題做專職輿論引導、建立強化當局在中亞的語話權，疑似實質性目的。
香港時間2015年6月3日凌晨約一時，剛連任國際足協會長一職不僅四天的白禮達宣布辭職。他將留任至預計在十二月到三月間始能舉行的緊急大會。在緊急大會上，將有新任國際足協會長誕生。
自從成功擊退阿里的挑戰後，白禮達過去幾日仍然擺出「戰鬥格」的姿態。他突然掛冠而去的原因耐人尋味。值得一提的是，在六月二日，有關貪腐證據的火頭已燒到白禮達的得力助手：國際足協秘書長Jérôme Valcke 。
本社早前已提過，美國司法部的公訴書提及過一筆南非政府承諾給予前國際足協副會長兼前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區足協（CONCACAF）會長Jack Warner的巨款。星期日，有南非媒體透露現任南非足總會長承認有巨款由國際足協從原給南非主辦2010年的款項中抽走，並打到CONCACAF的戶口中。六月二日的《紐約時報》指Jérôme Valcke是負責匯款的國際足協高層。但國際足協即發表聲明否認，並指該筆匯款是由阿根廷籍國際足協執委，曾任國際足協財務委員會主席的Julio Grondona授權。而 Julio Grondona已於去年過身。
中港之間的關係其實一直在變，發展到今時今刻，無疑是中國政治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自從零八年國家發表《珠三角地區發展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香港已在後金融海潚時被納入整個國家城市系統來定位，從而服務中國產業佈局昇級；現在我們亦將進入所謂「後政改年代」，簡單來說，就是一種三十年來香港政治時間破滅的失序時空，將會長時期停留作一個充滿金融資本利益的偽民主政體，比起過往政制民主化問題，未來香港政治爭議的構成將更大程度屬於這種新中港城市的論爭，局勢使然，無處迴避。
有人會說今日中國已「走資」，但其實在城市發展的邏輯上中國仍相當國家社會主義，思維依舊是毛澤東所說的「全國一盤棋」：任你一個城市充滿著無限差異及潛能，在天朝腳下的城市都只是一隻強制被國家安排某種功能的棋子，服務國家的全局。而在可見的未來，香港的功能只是被國家分配作一個實現中國崛起的金融服務都市，亦即梁振英自我理解為的「超級聯繫人」(又稱「萬能插蘇」)，直到能被上海及前海取締的一天。
香港一旦進入了這套國家城市中的層級系統，別以為這種高度簡化的功能分配只是對香港一個冠名而已，它事實上將會帶來香港仍然未有認真理解，但部分已經發生的數個後果：
韓連山昨天在《獨立媒體》出了篇文章，直接質疑民主黨會在最後關頭轉軚，又預測民主黨會作「華麗轉身」，轉軚支持8．31政改方案。
筆者現在逐點反駁韓先生。首先，在2010年泛民與中央傾政改方案時，是由民主黨提出超級區議會概念，親北京人士最初也反對此方案，又說中央一定不會接受，但到最後關頭，中央轉軚，接受了民主黨提出的超級區議會方案，而非民主黨轉軚。同時，對上一次政改談判的目的，是要求北京呈現2017年落普選行政長官的承諾，由始至終，民主黨並無改變立場，一直以爭取真普選為目標。這次改方案也是一樣，民主黨由始至終反對「8．31」框架下的任何方案，直至現在，民主黨立場如一。
韓先生在文章中提到，北京可能在最後關頭提出將公司票轉個人票，以誘使民主黨派轉軚改為支持政改方案。這一點，韓先生的推測並沒有任何基礎，民主黨亦多次申明，中央如單單提出將公司票轉個人票等小修小補，民主黨必然反對，亦不會轉軚。
本土派學生張昆陽說道：「我們當中有許多人不喜歡（六四）晚會，因為它隱含我們是中國人的概念」。過去二十多年，六四晚會也好，日常各種場景也好，究竟「隱含」了我們是甚麼人？
我過去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現在卻經常被迫問，可是，我還是沒有答案。六四之後，中共大搞「愛國主義」，香港邁向回歸則出現大大小小的身份認及懷舊情緒，我與身邊不少朋友對這兩者都沒有太大興趣。有時，身份不明，歸屬不清，反而變成一種彈性。憑著左右逢源的身份標籤，在香港、中國大陸，以至華人世界進進出出。這既是策略，亦是處境。我們主觀認為，這是一個「後國族」（post-national）的新時代——一個不相信任何族群或國族認同邏輯的時代。雖然事後看來，這可能太樂觀了。
公民社會、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
我們相信這是「後國族」時代，大概是因為，我們當年覺得，中國／香港的認同根本不是政治，政治在別處。經歷過1989年的國家暴力，大規模運動抗爭失敗之後，香港民主派政治人物與政黨借著「民主抗共」成長起來，也打造了泛民支持者。而我身邊一些批判意識較強的朋友，屬社會上的少數，他們跟社會運動親近，則對代議政治不大感興趣，甚至有時會有反感抗拒。他們提出的是另一種視野，我們大概可以由兩個關鍵詞來總結：
（獨媒特約報導）雨傘運動後，不少市民對支聯會爭取民主的手法存在疑問，本土派不認同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認為香港人應該與內地完全切割，學聯亦首次不出席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然而，六四是否全然與香港人無關？認識這段歷史對香港人爭取民主又帶來了什麼影響？支聯會去年4月於尖沙咀開設了永久六四紀念館，今年增設新專題展覽「生死與死者」，展示子彈、遺書等物件力證屠殺真相。有學生前來參觀，認為可透過展覽認識中共，思考香港的民主抗爭。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指，紀念館被大廈法團打壓，又遭屋宇署和消防署指設施不合規格，現時入不敷支。
生者與死者 以證物呈現慘劇
六四紀念館在月前迎來了1周年，除了以圖文介紹八九民運的常設展覽「毋忘六四，呼喚良知」，亦於4月3日起增設新專題展覽「生死與死者」，展示「六四」死者及生還者的物件。
（獨媒特約報導）2015年區議會選舉訂於今年11月尾舉行，不過其中一個選區在半年將需要進行兩次選舉。大埔區新富選區原區議員羅舜泉，在今年4月因欺詐罪成被判入獄5個月，令新富選區區議員一職懸空，按例須舉行補選，投票定於7月19日舉行。提名期開始後，羅舜泉的兒子羅曉楓已率先報名參選，另外兩位有意參選的人士為大埔區議會前主席何容生的兒子、打鐵岃村長何萬傑，以及工黨秘書長郭永健，如最終三人均落實參選，將出現兩建制一泛民的局面。
郭永健早於2012年已夥拍張超雄組成名單出戰立法會選舉，他向獨媒表示，考慮參選的原因有二，一是自己希望多做地區工作，二亦是黨內安排。郭永健指新富選區分散，包含新峰花園、新達廣場、富雅花園、以及泮涌等周邊村落，地區之間沒有共同議題區。郭永健舉例指，其他地區如富亨、太湖，選中僅含一兩個屋苑，議題便能夠集中處理。
（獨媒特約報導）浸大學生會今日於校內舉行六四論壇，題為「談香港民主路，對抗中共政權」，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李卓人、專欄作家陶傑、浸大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及網絡作者盧斯達為講者。論壇開始前學生會有簡單悼念儀式。席間就支聯會悼念六四的方式及「建設民主中國」理念多有論爭，其中專欄作家陶傑更表明，反對全面與六四切割。
陶傑：悼念六四有所變有所不變
陶傑指自己很少在公開場合討論六四，反問支聯會的「超過四份一世紀的訴求是否已過時？」。他又分析支聯會遭到攻擊的原因是未能因時變化，建議支聯會吸引年輕人作換血。陶表示悼念六四「有所變有所不變」，口號與訴求可以調整，但對六四的銘記與哀悼要堅持，反對意氣之下全面與六四切割。陶同時歡迎悼念集會遍地開花，比喻「當下世界板塊分裂，但我們有同一個天空。」認為應當攜手捍衛同一天空下的不變價值；並引近日台灣導演侯孝賢拍《聶隱娘》而被極端台獨份子批評為例，表示因人道而走在一起的悼念群眾無須刻意劃分本土還是中華，悼念六四的意義超越政見和種族。
（獨媒特約報導）今年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政府有意擴闊稅基，會在適當時間再次審視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以保障政府收入。公平稅制改革聯盟、關注公平分配年聯陣、社民連、街工、工黨、影子長策會、青年重奪未來、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今早到恆基股東大會外示威，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等基層稅項，要求設立「富者多付」的稅制原則，建議增設股息稅、遺產稅及紅酒稅等富人稅項。聯盟上演短劇，扮演恆基主席李兆基及保普選大聯盟發言人周融，諷刺早前李兆基幼子李家誠出資7位數字予周融創辦網媒。恆基未有回應，只派代表接收請願信。
滅貧必先限富 增加1%利得稅
伊朗國家足球隊的葡萄牙藉主師昆羅斯公布最新一期伊朗國家隊集訓名單，信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族球員迪蒙尼恩（Andranik Teymourian）成為了伊朗歷史上首位非穆斯林身份的隊長球員。迪蒙尼恩司職防守中場，在一年前曾以代隊長身份帶領球隊迎戰白俄羅斯，如今他出任常規隊長，可謂破天荒之舉。
前隊長尼高南（Javad Nekounam，曾轉戰西甲的奧沙辛拿）在今年跟瑞典國家隊熱身賽後，正式宣布從伊朗國家隊退役、並擔任昆羅斯的助教，迪蒙尼恩得以接任隊長。迪蒙尼恩曾效力英超的保頓，被艾拿戴斯稱為「小鑽石」，曾在07年球季為富咸連中兩元擊敗強敵宿敵韋根，成為銳步球場寵兒。後來他輾轉效力富咸和班士利，目前效力伊朗超級聯賽球會Tractor Sazi Tabriz F.C.。
2006年世界杯期間，攝影師在小組賽最後一役，拍得迪蒙尼恩身心俱疲地累倒在球場的照片，同時成為伊朗在該屆世界杯表現的寫照。雖然他身為基督徒，但為伊斯蘭國家伊朗忘我犧牲、拼命奮戰，使他成為國民英雄。迪蒙尼恩的哥哥也是足球員，同樣司職防守中場，並曾在伊朗90年代末的旅歐潮時，去德國緬恩斯效力，但沒有入選過伊朗國家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