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文：嶸仔＠運動公社
在剛舉行的國際足協大會上，除了選出連任卻又旋即請辭的主席白禮達外，還通過了國際足協的財政報告。報告指出，在2011 至2014 年國際足協4年間收入高達57億美元，當中最大的收入來源是電視轉播權的相關收益，有近25 億美元，第二大「財源」來自市場推廣的相關權益，有約16億美元。
這樣涉及巨款的財政報告，在七十年代以前是沒可能想像得到的。1974年，巴西人夏維蘭治成功爭取亞非拉國家足總支持，在國際足協主席選舉中擊敗競逐連任的英國人羅斯，成為史上首位非歐洲籍的國際足協主席。
前主席夏維蘭治開拓財源
他當選後，為了報答和鞏固第三世界國家對他的支持，就要尋找足夠資金來支持當地足球事業。但當年的國際足協雖是管理世界足球的最高機構，卻其實只得幾名職員。錢從何來？
適逢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經濟邁向全球化和後工業時代。後工業時代不但見證先進資本主義地區製造業式微，也見證了商品化邏輯進一步擴張。競技運動的商業化或者是商品化當然不是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但足球管治者決定擁抱而不再抗拒商品化，則是在七十年代才出現的事。
（獨媒特約報導）市區最後一條圍村衙前圍村面臨市區重建，製刀師傅范先生本獲市建局承諾安排復業，但商討未完成，市建局卻申請執達令，要范先生於5月19日交舖。范先生向法庭申請暫緩執達令，今天法官裁定把執達令押後3個月，到9月7日執行。范先生對判決感到無奈及徬徨，對前景感悲觀，只希望能「有尊嚴地自食其力」，稱會繼續爭取「先安置才清拆」。
扼殺製刀行業
范先生在作供時提到，他的行業具有歷史價值，應該獲得保育，市建局不應隨意收回，「如市建局不保育，便扼殺了小刀行業」。而且他跟市建局已有口頭承諾，承諾先安置、後收回。
他又批評市建局沒有誠意與他簽租約，市建局總經理黄麗娟曾幫忙尋找合適的工廠，「全部都是不通風的，只可作寫字樓用途」，而且租金更比原先商討的價錢貴，批評市建局「趕盡殺絕小市民、小行業」。他指自己「不為求賠償，只求復業租約，並為市民及社區服務」。
市建局否認復業協議
市建局代表律師回應指，未有確定復業協議，加上執業與否不是法庭考慮酌情權的因素，法庭只會考慮他需要多少時間搬走，而且未有証據顯示范先生轉了地方經營就會結業。市建局代表律師又指此事已拖了18個月，不能再作延後，「如果范先生不願離開，難道就等於可以永遠霸佔地方？」
攝：Alex Leung
高官坐巴士「落區」，宣傳政改，但卻不敢下車面對民眾，被譏諷為「堅離地」，似乎預示了語言偽術、公關政治的破產，以至於中央官員在深圳會面時進一步撕破面紗，赤裸地表露8．31政制改革袋一世的真實面貌，為政改三人組叫泛民港人不要心存「幻想」背書。高官「堅離地」，卻呼籲他人不要「幻想」，自然很有點自相矛盾，但卻揭示出當代香港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一個根本面貌。
港式的「現實政治」，就是指僅以短期可見的利益作為行動和決策的原則，完全不必考慮倫理道德、價值願景。筆者過去曾指出，中港政權建制的「別無可能」、「面對現實」論，與排外本土所高舉的「現實政治」觀，其實是在互相強化，嘗試消滅任何不願墮入俗套的政治想像和實踐。而中港政權樂於誇大「港獨」、廣泛報道「光復」/「反蝗」行動，客觀上也強化了建基於「中港矛盾」的「現實政治」議程，一方面轉移政權不願或無力解決特權橫行、兩極分化的社會矛盾，另一方面則助長排外本土在香港的影響。而民主運動內部的一些論述和實踐，包括強調「妥協」和選舉工程的慣性操作，也或多或少呼應甚至強化了上述兩種「現實政治」。
今年參與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明顯比過往幾年較少，是否因為一些要與大陸完全切割的本土派言論影響而至人數減少？影響會是有，但應該不很大，因為認同這些極端言論的人應不會很多，亦非過往維園燭光晚會的常客。至於是否受港大學生會和熱血公民分別另起爐灶的影響，看來也影響不大，參與港大悼念活動約千多二千人，熱血公民的活動則聲稱有三千人(據說比去年減半)，而維園始終維持數以萬計的參與者(但一定沒有支聯會所言有十三萬五千，因為支聯會聲言六個球場及草地坐滿，其實球場還有很多空位)。
也許去年雨傘運動「一無所獲」地結束後，很多人不免感到灰心，因而遠離任何政治活動。也許過去幾年政治活動太多而有人常靜下來。也許⋯⋯數字其實並非一切。
備受批評的支聯會（批評支聯會的並非只有本土派)，看來也想回應一下現在香港新一代「覺醒」的新形勢，不唱《中國夢》改唱《一起撐傘》，亦讓幾所大學學生會的代表在台上發表與支聯會想法不同的宣言。這多少反映支聯會如何「圍、威、喂」也好，總算是一個需要面向廣大群眾的組織，與一些信眾／教徒簇擁精神領袖／教主的封閉小組織相比，還是比較「民主」。
（獨媒特約報導）青年新政的游蕙禎在網上討論區中有「女神」之稱，在網民心目中可算是最為人熟悉的「傘兵」。相反，同為黃埔區社區主任的鄺葆賢則極少在鏡頭前露面。那晚，幾個人拿著青年新政的宣傳用品進入咖啡室。正當記者疑惑哪位是鄺小姐時，一位架著幼框眼鏡，外表仍帶著稚氣的少女卻先自我介紹：「我是鄺葆賢，可以叫我阿葆。」這個小小的身驅要去從政本已是稀奇事，得知她已在公立醫院行醫五年，更是始料不及。
雨傘後走出網外，以己之力改變社區
跟不少年輕人一樣，去年9月28日發生的事深深地刻在她倆的心中，同時亦是她們人生的一個轉捩點。
928當天，鄺葆賢身處在金鐘的醫療站進行急救工作。「最深刻記得，在催淚彈發射後，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學生在現場一邊喊，一邊問『點解個政府要咁樣對佢地』。」那一幕令鄺葆賢反思，自己身為大人，怎樣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她決定跟朋友一起到「屋企樓下搞街站」，及後更認識了青年新政的朋友，決意要從社區改變香港。
雨傘運動亦令游由「鍵盤戰士」的角色走出來。「那時高登有一個『區議會計劃』的討論，我亦參與了計劃參選油尖旺區的小組中」，後來該小組的成員都加入到青年新政，最終變成現時最大規模的「傘兵」組織，在各區都見到他們社區主任的身影。
文：綠色和平項目主任鄧敏琳
港人愛吃花膠，全因花膠滋補養顏，有豐富蛋白質，不過花膠種類繁多，產地不盡相同，功效也未必一樣。綠色和平近日在香港和廣州進行調查，發現有不法商人為牟取暴利，竟走私極瀕危石首魚花膠，將其充當「山寨黃唇魚」繼續天價出售。
黃唇魚盛產於南中國海一帶，昔日不少大澳漁民也曾捕獲牠，故又稱為大澳魚，漁民取其魚肚再風乾成金錢鰵花膠，價錢高昂但仍有價有市。不過，由於漁民過度捕獲，現時已極難找到黃唇魚的蹤跡。我們將黃唇魚食到幾近絕種後，並沒有得到教訓，商人為了滿足市場需求，開始尋覓與黃唇魚外形相似的近親，最終鎖定遠在墨西哥的加灣石首魚，近年更開始大量走私石首魚至香港及廣州。
加灣石首魚早於1976年已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附錄一，嚴禁商業買賣，墨西哥政府亦禁止漁民捕捉石首魚。原本近年石首魚的數量已慢慢回復，不過，自從被海味商人「看上」然後出高價購買石首魚魚肚後，當地漁民便不惜非法使用刺網捕魚，一網將極瀕危的加灣鼠海豚及石首魚打盡。由於只有魚肚能製成花膠，當地漁民捉到百多斤重的石首魚後，只會割取魚肚部份，然後將整條石首魚拋回海底，任由其死亡，過程和殺鯊魚以製作魚翅的過程可為大同小異，同樣血腥暴力。
從向民主烈士獻花到聆聽著每位含恨而終的天安門母親背後的故事與多年的辛酸，筆者總是帶著激動，浮現起一個問題：「到底要多少的義憤，才能支持一個人風雨不改、不畏壓逼而必須要中共還子女一個公道？」同樣地，到底要多少義憤、堅持，才能使香港人二十六個寒暑以來連續不斷舉辦和參與六四集會，高呼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筆者生於90年後，未親眼目睹過六四屠城的即時畫面，但卻多少感覺到，自己真正認識到香港的可貴，是與六四事件離不開的。
「六四」與香港身份認同
「香港人」作為一個獨立而重要的身份，第一波的討論出現於回歸前夕，而後來沉寂了相當久的一段時間後，終於再被諸如《香港城邦論》到《香港民族論》等書重提而成為香港政治議題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筆者在此無意回顧與評論各種香港人身份的論述，但卻想提出一點：我們很難離開六四去理解「香港人」作為一個獨立群體。
如果身份認同是指一個人到一個群體如何定義及理解自己的特徵的話，那麼身份認同的建立過程就必須透過與「他者」區分來突顯及讓自己看清楚自身以致所屬群體的特性。六四作為一個時代的分水嶺主要是由於它清楚讓香港人看到一種價值的區分與斷裂──諸如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對正義的最基礎要求、對民主的追求等等。六四在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之間製造了一個缺口，繼而令兩種身份背後的價值取態產生了分別。
踏入 2015 年 6 月，香港的網絡自由受到保皇黨及特區政府前所未有的圍剿。繼一向被網民視為夢魘，扼殺創作自由的「網絡23條」（即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正加速審議之外，又有保皇黨議員於 6 月 2 日伺機為刑事罪行條例第161條，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下稱「網絡生豬肉」、161條）瘋狂濫捕大開方便之門。翌日再以質詢形式鼓吹要「規管網上電視台及電台的運作和內容」。種種肆意打壓網絡自由的手段都不容忽視！
A.「網絡生豬肉」不誠實使用電腦
2015 年 6 月 2 日，由莫乃光提出質詢有關不誠實使用電腦的適用範圍，要求政府檢討有關法例，防止被執法部門濫用或用作箝制網絡自由。鍵盤戰線就有關條例提交建議書，並詳述有關罪行的立法歷史及原意，指出相關法例已被執法部門濫用作砌網民生豬肉（詳見立法會文件 CB(2)1605/14-15(01)）（註1）。最令人氣憤的是「禮義廉三博士」（元秋博士、巴基斯坦博士同 Tree Gun 博士）反指條例不夠闊，要求政府擴大條例適用範圍，而有關動議竟被通過。最諷刺的是，日前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網上胡言亂語要構成刑事罪行必須有實際意圖方可定罪（註2）。鍵盤戰線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以161條砌網民生豬肉情況，要求當局嚴格按照條文及立法原意行事。
B.「網絡廿三條」版權修訂
當一天結束，人們匆匆走上歸家路時，我的一天才剛剛開始。營業時間從深夜12時到早上7時，人們稱之為深夜食堂。你問我有沒有客人？人意想不到的多呢。菜單只有（牆上寫的）這些，只要我會做的你都可以點……
伴著鈴木常吉低沉、放鬆的吉他吟唱，鏡頭尾隨行駛在夜間新宿馬路的計程車，經過點亮都市的一片片白熾燈森林和斑馬線前黑西裝白襯衫的人海，轉到烏黑小巷子裏亮著黃燈的居酒屋，豚肉、洋蔥、胡蘿蔔依次下鍋炮製熱氣騰騰的咖哩飯，在油的滋滋聲和濃稠咖哩汁的咕嚕冒泡中、似乎隔著屏幕也能嗅到的香味裏，日本人按習慣稱為Master的食堂主人——很瘦，身著藍衣白圍裙，左臉帶著不明來歷的刀疤——用讓人心安的語調娓娓道出以上那番和《深夜食堂》電視版本每集開頭一模一樣的開場白。熟悉電視劇的觀眾馬上找到了那種彷彿也置身吧台一角、等著以Master的拿手小菜就著來往客人的心情故事下酒的食客代入感。
海洋公園派出大量保安，並一度停止電梯運作，阻止示威者走到公園入口。
（獨媒特約報導）國際反困養鯨豚活動「Empty the Tanks」今日（6月6日）舉行，香港站「從此自游」到海洋公園正門進行示威，約20人到場反對園方囚禁海豚並以動物作表演工具圖利，提出「零表演」、「零囚禁」的訴求，並要求與園方作公開辯論。海洋公園動物護理總監魏偉寶接收請願信，但拒絕回應會否取消海洋劇場表演，稱會在閉門會議中討論，且多次強調海豚表演具教育意義。「豚聚一家」召集人黃豪賢認為園方欠缺誠意，拒絕參與閉門會議，要求另外安排進行公開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