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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在報紙上讀到勞醫生關於絕食的言論【1】，興之所至，故此對絕食作了一些研究。
勞醫生在文中提到，有學生在絕食時喝下葡萄糖水，是大話精，不算絕食，應為說謊道歉。但醫學上對每一種病況，都有深入的定義，要證明學生的不是「真」絕食，就先要看看，絕食的「國際標準」。
原來，世界醫學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在早年已為絕食下了定義【2】。
1）絕食必需要是自發的；
2）絕食者的頭腦必須清醒，並以絕食作出訴求和抗爭；
3）絕食需為72小時以上；
4）最重要的，是絕食方式，除了清水外，還可以包括鹽、礦物質、和糖。
回顧過往世界各地的絕食者，不少都會在不同階段服用糖分和補足劑，以延長實際抗爭的時間，爭取成果。事實上，就連多次進行絕食的甘地，也曾在絕食時將檸檬汁和鹽加入清水【3, 4】，以維持血糖和避免電解質失調。如此看來，學生的絕食，的的確確是真絕食。然則，勞醫生對絕食的定義，又有是否合乎國際標準？
近年全港各區都可找到「插針樓」的蹤影，發展商看準西港島綫通車的時機，連樓宇密度極高的西營盤也不放過。本年9月，以仲益國際公司為首（簡稱「仲益」）的申請者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將西營盤德星里1-7號由原來規劃的「休憩用地」及「行人專用區或街道」地帶改為「住宅（甲類）23」，並打算建造一幢25層高的大廈作商住用途。（見下圖）
該地現時為一幢樓高三層、樓齡60逾年的建築物。「仲益」先於今年5月申請並獲城規批准在該地原有建築物內發展食肆（食肆仍屬「休憩用地」用途），但如今「仲益」欲拆除現有建築物，於該地興建單幢商住樓宇，將利益最大化。該地面積只有約495平方米，僅比一個籃球場大一點點，且該地皮與周邊大廈間之距離非常貼近，新大廈一旦落成，將被鄰近大廈緊密包封，成為一幢至典型的「面壁式插針樓」。其與毗鄰大廈的最近距離只有2米，鄰近大廈的居民，甚至是「插針樓」的未來住戶，其生活質素，如通風、景觀、採光及消防安全等影響必為惡劣。
區內休憩空間嚴重短缺
譯：運動公社
在6月12日，巴西對克羅地亞的世界盃揭幕戰在聖保羅的哥連泰斯球場舉行，數以百萬計的球迷都緊盯電視機。這是一場精彩絕倫的比賽，克羅地亞率先打開紀錄，把東道主殺個措手不及。惆悵不安的巴西隨後重整旗鼓，結果反勝3-1。
不過，這個球場名字的背後卻隱藏了一個更加戲劇性的故事，既輝煌而悲慘。有文獻清楚記載巴西勁旅哥連泰斯的成立，是源自球隊的始創成員在1910年受到來訪巴西的英格蘭同名業餘球隊哥連泰斯的啟發，而這支業餘球隊很富傳奇色彩。
原版的哥連泰斯是在1882年由當時的英格蘭足總助理秘書積遜成立，他成立這支球隊的目的是要打敗打遍當時天下無敵手的蘇格蘭。著名體育記者David Goldblatt在他的足球史著《The Ball is Round》形容這支球隊「雲集了各路業餘好手」，當時職業球會的勢力不斷上漲，使他們面臨巨大的挑戰。
David Goldblatt解釋道：「這家球會沒有主場，就算是像足總杯這麼大眾化的比賽，他們一直以來都不參加。他們只向其他球隊下戰書及接受其他球隊的挑戰。哥連泰斯所踢的那種海盜風格的自由進攻足球，象徵著過去由貴族主導體育、政治及意識形態的那個黃金時代。」
不過，這家哥連泰斯帶給人的意義不止於懷舊。
圖：美聯社
第一次見到黃之鋒是2012年底，我主編的「號外」雜誌採訪和拍攝他──我們要把他和其他兩位學民思潮同學作為封面故事。那一年，他和學民思潮因為發動反國教運動包圍香港政府總部，早已成為香港的傳奇少年、風雲人物。此前，我早已在媒體上多次看到他有條不紊的談話、具有魅力的演講，見到本人發現16歲的他當然仍是充滿著少年的孩子氣，不過一旦面對提問，他就回到一個成熟的運動者。
反國教運動之後，學民思潮把重點放在推動香港的政改，並積極發展組織工作。2013年中，佔領中環運動發起政改公投，學民思潮和學聯成為最積極主張「公民提名」的組織，深深影響了民主派的政改議程。所謂「雙學」和「（佔中）三子」都成為政改運動的主角，彼此既合作也有緊張關係。
9月 22日，學聯發動罷課行動，26日週五，學民思潮發動高中生罷課，有一千五百高中生來到立法會外，還有許多高中生在校園進行罷課。我在現場看到這麼多制服中學生，真是對他們的青春勇氣感到敬佩。當天問之鋒，他都有點驚訝會有這麼多人來。
當晚現場聚集了非常多的群眾，黃之鋒在台上突然宣布重奪他身後的「公民廣場」，接著包括他在內幾十人衝進去，被警察包圍整天，直到第二天中午被清場。讓人沒想到的是，警察甚至搜查黃之鋒家裡。
11月底，黃之鋒又在旺角清場過程中，和其他許多人一起被警方逮捕，甚至被警方襲擊。
龍和道被暴力清場後的那三數天，我看到其中一條片，內容是警察從已被堵塞的海富天橋上跳下來，不分由說的追打示威者。大概當時警察是衝向拿攝錄機的人那方向，因此可清楚看到，那名警察在自身沒受到甚麼威脅的情況下，仍然狠毒地追打示威者。當我聽到影片裡那一片尖叫慘叫聲之際，心中猛然升起一股强烈的憤怒。這股憤怒似曾相識，於是我突然記起了多年前曾經有過的那一刻暴力傾向。
當時我還在美國居住。有一天我到downtown去，那時只是中午左右。在一條並不繁忙的街道上，我遭兩名拉丁裔青年打劫。其實我看不到他們是否真的有武器，我只看到其中一人把手插在衛衣衫袋處，內裡有像是槍的東西對準我。由於附近沒有人，我當然沒有冒險去測試他袋裡「武器」的真偽，故此我唯有把錢奉上。其實他們二人也算倒霉，我身上只有一張廿元美金，他們連我褲袋裡的散紙也要。然後他們指著我頸上那條很幼的金鍊示意我除下。我把金鍊拿出來給他們看，上有一個金色十字架及另外兩個也是金色的聖牌。我說：”this is religious!” 。也許因為是拉丁裔，特別是墨西哥人也信奉耶穌的關係吧，他們竟然順攤地作罷，離去時只示意我不要報警。
如你每日對建制派議員如TreeGun、元秋、梁美芬、李慧琼、葉國謙、郭偉強與葉劉淑儀等立法會議員的反智、賣港獻媚的言論，感到厭煩，你首先可做的是登記做選民，然後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行使你的公民權利；同時更須要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時投票，並教導你的長輩，特別是老人家，選出一個真正為香港好的區議員，以及競選或鼓勵你身邊有志之士參選區議員。
是的，你也可參選區議員，參考2011年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能成為候選人的門檻一點也不高，只須年滿21歲，並且是一名選民，提交選舉按金3000元便可（候選人所得的選票不少於選舉中有效選票總和的5%，更可取回按金）。
作為新丁，該在那些選區參選？參考2011年區議會選舉結果，共有412個民選議席，民建聯成為大贏家，連同自動當選，奪得136個議席，佔總議席三成，而工聯會奪得29議席，其他建制派政黨也取下不少議席；除自動當選的議席，其他議席都是泛民同建制之爭，作為泛民的同路人，如你參一腳，在同區競選，因大家票源相同，最後只會分薄票數，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本來總票數多過建制，最後卻促成建制當選；而這也是建制的成功，工聯會的人不會與民建聯同區參選，他們配票得宜，所以往往在總票數少過泛民的情況下，仍能勝出。
（此文刊於12月《號外》，文章寫於10月20日，出刊前略作修訂）
9月28日，在警方投擲的87顆催淚彈下，數十萬人高舉雙手宣示自己沒有武器，與警察對峙的前沿抗爭者打開雨傘抵擋胡椒噴霧，類似畫面定格在記者拍攝的影像和許多人的記憶中。原本只是打算如儀式般進行的「佔領中環」竟發展成一場在青年一代中有相當民意基礎且有逾十萬人參與的公民抗命，這是任誰都無法想象的。
接下來的日子，一邊廂，武力清場的傳言、撤與不撤的爭論、公民抗命與公然違法的界限自然令身在其中的人倍受煎熬；另一邊廂，佔領區內的理想與純粹、活力與希望也形塑了一個新香港，美好如烏托邦。人群佔領街道，佔領者在路中間讀書、討論、聊天，在城市中心搭帳篷露營，香港人第一次用身體親近了鋼筋水泥構建的城市空間，用建構者未曾想像的使用方法賦予其新的意涵；佔領者自發組織起物資、救護，甚至垃圾分類與回收，不時有人走過送食物、飲品和各類生活所需，燥熱的日子還有可愛女生拿著手持迷你電扇在人群中送清涼；流動民主教室每天開講，老師義教，同學也聽得投入、認真；不斷擴建的「遮打自修室」和各區的流動圖書館在喧譁的街頭呈現安靜的力量；各種充滿創意的標語、貼紙，視覺、裝置藝術在佔領區隨處可見，有人真的在柏油路上種出了花，而每晚在金鐘準時開始的「佔中打氣機」將世界各地的支持和敬意投影在政府總部的外牆，告訴佔領者並不孤單。
攝：獨媒記者 Gundam
局勢不明，愈來愈多人一鼓動更激烈的行動，比如鼓勵暴動，覺得暴動可能是面前劣勢的出路。
我記得三年前，社運朋友間蠢蠢欲試堵路作為行動的方式，堵了三次路，拉了一堆人，捲入幾單官司。那時候有運動期前輩說，愈來愈激進的肢體行動，需要同樣的智慧與思考，不能落入無限的肢體升級。
那時候我們所謂的升級都不過是堵大會堂外一小段干諾道中，如今連彌敦道都堵過了，干諾道中停車多時，再談堵路明顯是不合時宜。那時候行動的代價最多是拘捕與審訊，比較現在遭警毒打、註銷回鄉證、隨時秋後算賬，實在是相當輕巧的代價。
我一路都記著，行動升級的同時，不能放棄思考。
121在龍和道，我聽見路上的人喝在公園的人說：真普選無你地呢啲撚樣份。是這樣嗎？那些人跟你和我可能一樣，堅守多時，但人人有不同的考量，所以有人站前站後，不是合理不過的事嗎？後來又聽到現場有石頭和磚塊，隨時要丟出去。
我那麼的恐懼。不是怕丟出那一塊石頭會打破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光環，我所懼怕的，是丟出那一塊石頭後，我們身邊的同行者是不是都可以承擔後果，可能是警棍，可能是子彈。
孫中山這個名字，對今天仍尊稱其爲國父的港臺兩地的這一代人而言，到底仍存在著何種意義呢？易智言導演嘗試用《行動代號：孫中山》這部電影來給予我們一個關於答案的提點，且分享一些個人觀點。
其實電影講的是一個非常平凡簡單的故事，兩班貧窮的高中生策劃把孫中山銅像從放置被遺忘物件的儲物室内「拯救」出來，去換錢來解決各自的生活問題。是否成功「拯救」在此不便透露太多。電影裏各種年輕人的天真行爲惹人不斷發笑，卻不是取笑，而是會心微笑，因爲都是我們曾經做過的傻事。在大部分的輕鬆調子裏卻有三個鏡頭特別讓人黯然。
第一個鏡頭是，阿左追著那個撿走行動筆記本的同學，一直追到超市，看著他在超市裏吃免費的東西。這一幕或許沒什麽特別，卻埋下了阿左，以至觀衆對那位同學的同情和希求理解。
到了第二個鏡頭，阿左和那位同學比窮，比到要去彼此的家裏去看誰更窮。此時，阿左和我們依然不認識那位神秘的冷酷同學。自己家裏雖然狹窄，卻還有奶奶和鄰居，可是那位同學家徒四壁，有腳的，包括人和家具都跑掉了，就除了一個會打人，被兒子撞一下就倒地，然後埋怨兒子打老爸的沒用男人。善良的阿左同情這位冷酷的同學，希望邀請他一起行動，還他帶到儲存行動裝備的地方，讓他有個容身之所。接下來發生什麽事情也不劇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