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刊於12月《號外》，文章寫於10月20日，出刊前略作修訂）
9月28日，在警方投擲的87顆催淚彈下，數十萬人高舉雙手宣示自己沒有武器，與警察對峙的前沿抗爭者打開雨傘抵擋胡椒噴霧，類似畫面定格在記者拍攝的影像和許多人的記憶中。原本只是打算如儀式般進行的「佔領中環」竟發展成一場在青年一代中有相當民意基礎且有逾十萬人參與的公民抗命，這是任誰都無法想象的。
接下來的日子，一邊廂，武力清場的傳言、撤與不撤的爭論、公民抗命與公然違法的界限自然令身在其中的人倍受煎熬；另一邊廂，佔領區內的理想與純粹、活力與希望也形塑了一個新香港，美好如烏托邦。人群佔領街道，佔領者在路中間讀書、討論、聊天，在城市中心搭帳篷露營，香港人第一次用身體親近了鋼筋水泥構建的城市空間，用建構者未曾想像的使用方法賦予其新的意涵；佔領者自發組織起物資、救護，甚至垃圾分類與回收，不時有人走過送食物、飲品和各類生活所需，燥熱的日子還有可愛女生拿著手持迷你電扇在人群中送清涼；流動民主教室每天開講，老師義教，同學也聽得投入、認真；不斷擴建的「遮打自修室」和各區的流動圖書館在喧譁的街頭呈現安靜的力量；各種充滿創意的標語、貼紙，視覺、裝置藝術在佔領區隨處可見，有人真的在柏油路上種出了花，而每晚在金鐘準時開始的「佔中打氣機」將世界各地的支持和敬意投影在政府總部的外牆，告訴佔領者並不孤單。
在立法會停車場的立柱上一度貼過這樣一段話：「人具備一種道德本性，這不是假定（assumption），而是事實。這個事實，由我們當下每一個人每一天的道德實踐來證實和呈現。我們活著的世界，由我們組成。我們在道德上較真，在政治上執著，我們的世界就有變得更加公正更加美好的可能。我們沒理由悲觀。我們非如此不可。」這段話來自於《政治的道德》，作者周保松在中文大學教授政治哲學。此書在出版的第一個月首印3000冊就全部售罄，一本政治哲學書在香港成為暢銷書多少有些出人意表。而在佔領現場，不止一次，我看到佔領者在讀這本書。雖然此書並非專為香港而寫，但翻開此書，幾乎每篇文章都能在當下找到最直接的對應。「這本書，隱隱然，好像命中註定，要獻給我所愛的香港。」，在Facebook上，周保松寫到。
一、
「我們一出生，便活在國家之中。國家制定各種制度，從最根本處規範我們的生活，並要求我們無條件服從。就此而言，制度—方面約束了我們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建立起社會秩序，使得我們能夠和平地活在一起。面對這種境況，對於活在其中且有反思意識和價值意識的個體，就可以很合理的問：從道德的觀點看，這個制度為什麼值得我們服從？擁有無上權力的國家的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的道德基礎又在哪裡？」
政治是要講道德的，周保松開宗明義，書名即表達其看法。「很多人認為政治中只有權勢、利益，沒有道德，我覺得不是。制度本身有強迫性，比如國家有軍隊、警察，但權力也要講正當性，我們被統治的個體不是奴隸，我們是自由平等的個體。如果沒好的理由我們可以不服從。這是所有政治問題的出發點。」
三個多月前，一個夏日的午後，在新亞書院雲起軒，同周保松聊起他的新書。彼時，誰都不會想到現時香港的情勢，也都無法預料在之後的幾個多月中這本書如何為當下的抗爭提供政治哲學的分析框架與理論支持。
有人認為抗爭者既然違反了既有法律，警察執法就順理成章，而政府也沒有理由為違法者讓步。「權力的行使應該要滿足某些道德規範，這些規範不是源於暴力、謊言和恐懼，而是基於自由理性的個體能合理接受的道德理由。」，周保松認為我們不能因為現實政治充滿了惡就認為這些惡是合理的，「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權力如何具備正當性，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公平公正的制度，並確保行使權力的人可以得到合理的授權監督。而作為生活在其中的獨立自主的個體，我們有right to demand justice，這個right不是法律的right，而是moral right.」
道德權利是周保松一再提及的。他認為道德從來內在於我們的生活，不是我們要不是選擇成為一個道德的人，而是從一出生開始人就生活在一個道德的社群。道德的觀點影響我們的身份認同，限定我們看世界的方式，同時也規範我們如何與他人相處。
9月28日那天，周保松也在金鐘街頭，同其他抗爭者一起面對一輪輪的催淚彈和胡椒噴霧。在次日凌晨寫就的一篇網誌中，他描述了第一顆催淚彈落入人群時的情形，「大約去到六點，李柱銘來到人群中間。李柱銘正想開口說話，另一輪的推撞又已開始。我於是拿好水，準備迎接傷者。誰知天空中卻有一個物體大響了一下，然後冒著煙向我們飛過來。人們大叫催淚彈，並開始向後撤退，同時還不忘互相提醒，慢慢走，不要人踩人。不夠十秒，第二枚第三枚又從上空滾下來，落在我的腳下不遠處。我的眼開始劇痛，呼吸開始困難，只好拚命邊跑邊往眼口倒水。有些人痛苦得倒在地上，其他人遂幫忙扶起；有些人要水，其他人遂遞過自己手上的。」
但凡那天在現場的大抵都還記得周圍人的善意：有人哭了，旁邊的人會遞上紙巾；有人沒有防護，旁邊人會幫忙詢問誰有多的眼罩、口罩、保鮮紙；催淚彈擊中人群，大家往後退的同時也不忘照顧身邊人。我身旁有一對推著嬰兒車的年輕父母，當第一顆催淚彈炸開後，他們嚇壞了，一時不知所措。路人幫忙抱起哭喊的孩子，交由媽媽手中。有位熟悉路況的年輕人告訴這對父母如何離開危險區域，看到他們驚慌的神情，年輕人跟一起來的朋友交待：「我先送他們離開，遲點再回來。」
「在哲學中有個討論：人為什麼要『道德』？從柏拉圖到康德，包括羅爾斯都在處理『正當』和『善』之間的張力。『正當』就是『道德』，『善』即是『好』。若『道德』只是義務，它與個人追求的『好』有衝突，那我們為什麼還要『道德』？我的觀點是當人發自內心踐行道德生活的時候，這就構成了我們生命中重要的好，『道德』是內在於『好』的。」說到這裡周保松略作停頓，隨即補充，「當然，這需要制度的保障，當我們做道德的事時是不會受到懲罰的。歸根結底，政治是讓我們活得好的必要條件。」
二、
「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對於活在其中的政治世界，如果完全沒有參與權，完全被排斥在外，我們將強烈感受到屈辱和疏離。這個世界明明屬於我們，我們明明在世界之中，卻被迫活在世界之外。我們遂成為政治的異鄉人。在這種狀態下，一個人的自由意識和平等意識愈強，就愈感受到被排斥的恥辱和憤怒。就此而言，政治參與的重要，並不在於我的投入客觀地令世界變得更好，而在於我因此有一份『在家』的感覺。『在家』之意，是說這個世界我也有份，我可以和其他人在平等權利下，一起改變和塑造屬於我們的政治共同體。」
在反對這場運動的聲音中，有一種觀點認為香港雖然沒有真正的民主，但香港有自由，這已難能可貴，若抗爭繼續下去只會令北京進一步收緊對港政策，到時恐怕連現有的自由都不復存在，因此我們應該「循序漸進」，「袋住先」。
「我們說香港是自由社會的時候是指我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等自由。它們構成了自由體系，而這自由體系定義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一方面，完善的民主制度需要這些自由的支撐；另一方面如果沒有民主制度，我們享有的基本自由隨時都會受到威脅。」
在9月28日之前的一週，學聯發起全港大專生罷課行動。罷課第二日，在添馬公園的草地上，周保松向參與罷課的同學講授民主與自由的關係。
「當我們沒有選票、沒有制衡政府的機制時，一旦政府基於政治目的壓制我們的基本權利、基本自由，比如廿三條立法，我們會發現自己完全無能為力。沒有民主，自由就岌岌可危。」
除了保障自由，另一方面民主的重要還在於只有在民主政制下，權力才具備正當性。「握有權力的人能夠從根本上影響我們的生活，包括福利制度、教育政策、養老、醫療等等，那我們作為具備自由意志、有理性和道德能力做選擇，並可以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任的主體，是完全有理由去問為什麼那1200人可以支配我們七百萬人的生命和福祉。沒有人天生就有權統治他人，政治權力要有權威就必須提出理由說服被統治的人。」
像是要為這段話加上現實版的註解，特首梁振英在最近一次接受《紐約時報》的訪問時說提名委員會的設置可以避免香港走福利國家的路徑，若一人一票，特首由多數人選出，那「候選人就要爭取月收入低於1800美元的半數香港人支持」，因此，「政治、政策就必然會向這部份人傾斜」。今天大概沒什麼人還會對梁振英的管治抱有希望，但他如此赤裸地將過半香港人排斥在政治社群之外，不相信一般市民有管理香港的能力，堂而皇之宣告其精英論的觀點還是頗令人吃驚。
「當我們說我們是自由人的時候，我們不再區分有些人是，有些人不是，而是大家都是。我們是平等的。自由是我的利益，平等是我跟你的關係。我們要求民主就是要求平等的權利，有錢人同窮人一樣，都只有一張選票。而我們爭取民主的時候其實背後最深的信念就是我們要爭取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我們希望控制自己的生活。因此即便我們背景不同、職業不同、信仰不同，但我們卻有共同的利益——捍衛民主價值。因為只有在民主政制下，我們才切切實實會對所在地有歸屬感，才有『在家』的感覺，它的好與壞才真正與我們相關。」
在佔領開始的第三天，同周保松一起從銅鑼灣步行至金鐘。我們聊起這次運動對這代年輕人的影響，「跟上一代人不同，我們有六四的陰影，有現實政治的考量，會有太多顧慮、太多負擔，但他們沒有那些框框。他們有的是單純的是非心、對善惡的執著，他們認為對的事就會去做，是真的無畏無懼。」
1985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第二年，周保松跟著父母從廣東移民來香港。他們住在深水埗北河街的一間板間房，這個只有三百多呎的房間住了三戶人家。「我們家住的那間隔成兩層，父母住下層，我住上層。我住的那層沒有窗，而且非常矮，人都站不直，得彎著腰才能在茶几上讀書寫字。躺在床上的時候，感覺天花板隨時會壓下來。」。讀中學一年級時周保松去工廠打工。他在一家製衣廠穿褲頭帶，就是用針將尼龍繩從短褲的一端穿到另一端。工資是計件的，每小時可以賺十塊錢，他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時。「這樣的工作沒有任何意義，就是不斷重複。而我只是兼職，那些工人一輩子就都在做這樣的事。」。工廠打工的經歷讓周保松很早就明白了馬克思講的「異化」，而在窮人聚居的深水埗長大也令他一早就看到了這個富裕城市底層人的生活。這些真實的生命經驗構成他的問題意識，成為他後來學術思考與研究的方向。
在雨傘運動中，周保松是為數不多的始終對運動抱持開放態度的學者。「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政治學不可能是（也不應是）一種實證主義式的科學。政治學首要做的，也許不是中性的解釋（explanation），更不是因果式的預測（prediction），而是理解（understanding)。所有的政治事件，都必然是不同的行動者（agents）基於其信念和利益而做出的不同判斷和行動交織而成的結果。」 在運動進入膠著狀態，不少學者急於勸佔領者退場轉而以其他方式抗爭的時候，周保松坦承自己之前對這場運動的判斷和預測一錯再錯，他清醒地知道自我的侷限，並因此思考如何用政治學理解今日的香港。
立法會停車場的流動圖書館旁一度有一面照片牆，用圖片記錄下這場運動的點點滴滴，在圖片的上方有一句話，「留住溫度 速度 溫柔和憤怒」。9月28日之前，任誰都無法想象會有一個這樣的香港。這個城市的人素以「現實」著稱，現在為了一個幾乎不可能達至的目標居然會有數十萬人走上街頭。運動目前的狀態確實令人憂心，但回頭看看過去的兩個月，抗爭者拿出自己的時間，面臨被捕甚至坐監的風險，走過鎮壓的傳言、黑社會的挑釁、警方的暴力、政府的麻木。這一切超現實卻也的的確確是現實，每天身在其中不僅會想或許就真的由此開啟了新的可能。
在月前的訪問中周保松有句話我一直記得，他說「這個世界的墻不完全是鐵板一塊，中間有很多縫隙，即便無法一下子推倒那面墻，但那些縫是可以透光的。有光就有希望。而我們這裡試試、那裡試試，說不定哪天牆就真的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