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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文章

『通識教育』與『通識教育科』:哪一種批判?

圖:Franciso de Goya (1798): 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

來自這裡(維基百科)

『批判』與主流踐行

『批判』一詞,實在太流行了,就像長久以來的『愛國論』、『和諧社會』、『理性討論』等詞彚,容不下一點討論的空間,遑論異議。作為一位半職教書佬,一方面俾錢讀書拿一張通識教師文憑,另一方面卻感到自己和『通識科』的距離越來越遠。我既不擅於急才辭令,近來更欠缺了讀書時代敢於書寫的氣魄,他媽的俱往矣。容我有一點個人分享:不知道是自己走火入魔,還是因為通識教育中對『批判』一詞的現代主義理解確實普遍存在,使我一直飽受『浮躁』與『沈默』折磨。文武火交煎底下是否真的會為自己的思路與踐行開拓出新視域,我相信一切隨緣吧。感謝陳潔華博士一直用心聆聽小弟那些零散不堪,旁人難解難明的絮語,使我明白世人皆如德勒茲福柯,唔係似佢地咁把炮,只是人心再相似,也只是兩條孤獨的歷程中一個微不足道的相交點,最終雙方也只會作揖一笑,然後共享世人皆有的孤獨感。

改版怪談

(圖:被槍斃了的第十三期封面之一)

前按:在思考字花定位的時候,自覺受到去年年底另類媒體節的討論所影響,於是貼上來,希望大家能延續討論。

韓少功與西多士

把一盤西多士捧到韓少功面前時,愛笑的他露出兔仔牙笑了,然後伸手拿着西多士的一角吃起來,像個饞嘴的小朋友。身為比涼粉還要強的韓粉(寒粉),馬上抓緊機會把「韓粉密碼」作為相認的紅玫瑰秀一秀,忙問〈火宅〉這篇很不「韓少功」、充滿了調侃、荒誕的早期短篇小說是怎麼誕生的?

寫都市比寫鄉村還要難
韓少功想也不想就說:「呵呵,你是喜歡點搞搞笑的吧,〈火宅〉是偶一為之呀。作家總有遊戲的衝動、喜歡玩一玩,有時寫點不一樣的。其實〈火宅〉的批判性還是蠻強的,包括對國家主義、官僚主義。」〈火宅〉講述國家發展了一個「語言管理局」,藉以管理老百姓的語言和思想,結果激起一系列的骨牌效應和社會笑話。「這寫多了會怎麼樣不知道,不過的確可以幫助消化一下我在都市生活的經驗和感受。寫都市其實比寫鄉村還要難,都市一直是我非常慎重的題材領域。世界上把都市寫得好的作家也不多,要不把城市作為批判的對象,把城市寫得無比醜惡;要不傾向用荒誕的寫法,卡夫卡就運用了荒誕形式化。我寫〈火宅〉時也不是有特別大的雄心壯志,可是卻能幫助我抒發某種情緒,後來就沒有再寫這一類了。你們也可以寫呀,先設想一個荒誕的前提,譬如美容技術特別發達的時候,會怎麼樣呢。」

新聞作為賣錢的技藝──fixer工作

經介紹,零八年年初開始替一名英國自由記者A做助手﹝fixer﹞,至今出了三次差,兩次去深圳,一次去山西。報道刊登於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和《星期日郵報》﹝Mail on Sunday﹞。對不諳當地文字的駐外記者,fixer是至關重要的,甚至可以說,一個好的fixer比一個好的記者更重要──他/她決定了報道質素的高低。

《哈奈馬仙》﹕迎向文化產業化年代的迷亂

事隔十三年,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藝術總監陳炳釗,選擇把德國劇作家海諾・穆勒(Heiner Müller)的經典劇作《哈姆雷特機器》( Hamletmachine,1977年)再度搬上舞台,取名《哈奈馬仙》,可謂饒有深意。「香港話劇團」曾經在1995年的《荒謬及後現代之夜》的節目中,推出穆勒的《哈姆雷特機器》,而陳炳釗正是當時的導演。時光荏苒,2008年,隨著全球化的大潮、本地知名劇團「劇場組合」轉型正名為「PIP文化產業」以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上馬,香港正式進入全面的文化產業化年代。

事實上,《哈奈馬仙》開宗明義的要對這個急劇變化的文化產業化年代作出回應,正如陳炳釗本人所言,跟他在1995年把《哈姆雷特機器》搬上舞台的時候不同,《哈奈馬仙》不單是一次美藝的實驗以及後現代式的搗蛋,面對急劇變化的年代,創作人「再按捺不住了」,於是跟導演張藝生、梁菲倚和編劇龍文康一起從穆勒原來的文本再度出發,「嘗試從更近的距離去觀察,尋找一個屬於我們這個城市和這個時代的回應」(陳炳釗﹕〈從《哈姆雷特機器》到《哈奈馬仙》—進入消費時代的劇場省思〉,見場刊)。

效忠的歧路

「效忠」的幽靈如影隨形在回歸後特區翻雲覆雨,過去很多香港人重視的自由因而岌岌可危:火距傳送期間「不該」示威;李柱銘「不該」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藉奧運改善人權的文章;還有更早之前,那一「不該」落實普選的理由:一人一票無法保証可以選出北京信任、愛國愛港的行政長官。

副局長的雙重國籍引發了又一場「效忠」問題的論爭,一系列攸關身份歸屬的措辭於是在空氣中來回往返:擁有另國戶藉就代表對香港不忠誠?停薪留職等如不作委身(commitment)?

除了僱用他們的香港政府以「沒違反基本法」作點虛掩保護之外,今天持另國戶籍者腹背受敵,泛民主派和自由黨在其政治人格方面大造文章。然而,持另國戶籍不只是個人人格問題。只要翻看一下過渡期的歷史,就會發現這是項集體政治計劃。正是在前途問題的歷史語境底下,很多持另國戶籍者其實是對民主香港失掉信心的幻滅者,而並非單純的不忠背叛。正如新中國成立以來相繼流亡海外的中國人,你能說他們通通是叛徒嗎?

我們無法抽身於這段集體經歷,更不該抽空地談論「效忠」問題。回看始自過渡期的種種及其後來爆發的移民潮,人們會發現另一種更自覺「效忠」香港的方式,這又跟今天高唱入雲的「效忠」難以同日而語。

持另國户藉的本土歷史根源

專訪韓東方

圖片為編輯所加,出自hkdigit,已為拍攝者同意刊載。

(註:這篇文章,原本刊於中大學生報的六四特刊。韓先生對運動的看法,根本而踏實,筆者聽著時有汗顏之感。登在此處,既是讓多些人留意中國工人的狀況,也是留下一個關於運動的說法。)

韓東方,1963年生於中國山西。1989年,他和其他工人組建「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該會後來與「北京高校自治聯會」同被列為反革命組織,韓東方於6月4日後被中國政府通緝,並在自首後入獄。91年,他因肺結核病到美國保外就醫。93年回國,卻被政府逮介出境,自始就住在香港。94年,他在國際自由工會運動的支持下,成立「中國勞工通訊」,透過出版調各種研究報告、協助中國工人透過法律爭取權益等,去支援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

我們這次的訪問,主要圍繞中國的工人運動,亦談及他對中國社會、中國政府和香港的觀察。

(學:學生報 韓:韓東方)

中國工人的現況

既然社會大眾一直渴慕英中,家長早前也曾因為英中學額上街遊行,曾班子玩完一輪國籍薪酬問答遊戲,當然要授意孫公派糖間間場回回氣。這樣也叫做微調,真希望同學不要有樣學樣。不過,其實大家心底都希望薪水也比照微調一下。大眾樂觀其成,反對聲音都上不了大枱,雷其昌校長依然敢講說話,一士諤諤。教人想起鮮魚行小學的梁校長,也都曾是教局中人,也讓我對教局尚存信心。可是他們都要面對不少來自教局的小動作,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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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碼頭得到九號﹝左﹞和十號﹝右﹞碼頭變身加盟,upgrade成「超級皇后碼頭」。

八年前的六月我在熱戀中,幾乎每晚深夜離開報館後,都會和女朋友由灣仔軒尼詩道穿過柯布連道行人天橋,再穿過入境處、中環廣場和會展的公眾通道,再步行三百公尺到「鬼影都冇」的會展新翼回歸紀念碑──戀人總覺得海濱比較適合談情,亦只有熱戀的傻勁才讓我每晚忍受那接近六百公尺的步程而無知無覺。

《牯嶺街》,細細碎碎

「殺人事件」,收音機

1991年秋,剛升中三,假日多不出門,在家聽收音機。當時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天晚上有必備的文化節目——那是設頻道要遵守的條件之一,官商俱照辦不誤——,有一陣子好幾星期節目都在談台灣的金馬獎,提到一部叫《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電影。不記得當時有否記牢它得了兩個獎:最佳劇情片獎和最佳原著劇本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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